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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5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4年
1月，中财委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当时，经过4年的利用、限制和改造，大多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被初步纳入加工、订货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是，这些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还只是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外部的联系和合作，其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所有，企业基本上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劳资矛盾、公私矛盾仍不能有效地处理。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些矛盾，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党决定今后资本主义工业改造的重点是有计划地扩展公私合营，实行国家同资本家在企业内部的联系和合作。

    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干部和党员学习和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党的团结，从而保证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

    2月中旬，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周恩来召开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参加两个座谈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座谈会进一步揭发、查证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阴谋活动的各项事实。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了总结发言。邓小平、陈毅、谭震林根据座谈会揭发材料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的总结发言和邓、陈、谭的报告。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4月召开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和华东局扩大会议，5月召开山东分局扩大会议，6月召开上海市委扩大会议，8月召开山东省党代表会议。这些会议都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对少数跟高岗、饶漱石犯错误的人进行了批评、教育。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4月至7月，讨论和平统一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会议签订了印度支那停战协议。朝鲜问题由于美国的阻挠没有达成协议。

    6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第三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的报告的指示，提出在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相应地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需要。手工业合作化应按照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加强和个体手工业者的团结，在生产上给予可能的帮助。为了加强团结和发挥手工业者的积极性，各地可采取手工业者代表会议的组织形式，把手工业者广泛组织起来。

    6月25日至29日，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发表了中印、中缅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宣布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基本准则。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的指示》，指出，国家要对部分商品实行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这个指示实行后，到年底，私营商业在全国商业零售额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57.2%，下降为25.6%。在批发贸易中，国营商业已经基本上代替了私营批发商。

    7月20日至25日，中华全国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代表邓子恢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林伯渠向大会致祝词。会议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应当根据国家的需要、企业改造的可能和资本家的自愿。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合营企业的盈余，在依法缴纳所得税后的余额，应当就企业公积金、企业奖励金和股东股息红利三个方面，加以合理分配。股东的股息红利，加上董事、经理和厂长等人的酬劳金，可占全年盈余总额的25%左右。

    9月15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大会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这次大会通过的宪法及其他法律，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10月1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总结发展互助合作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发展互助合作的主要环节。会议认为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发展的大体步骤将是：第一步，1957年前后基本上完成初级合作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再陆续转入高级合作化，在这时期内只实施初步的技术改良和部分的机械耕作。第二步，约在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依靠发展起来的工业装备农业，实现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为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上完成主要地区初级合作化任务，计划1955年春耕前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到1955年春耕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实际发展到65万个；秋后，80%以上的社增产。这种情况表明，党领导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是正确的，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偏差，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自愿互利的原则，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加上1954年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国家又多购了70亿斤粮食，全国农村出现程度不同的紧张情况。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此之前，有两个青年发表文章批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观点和方法。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此后，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形成了对俞平伯的围攻。     

    12月21日至25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由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政权机关的作用已经消失，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本身的统一战线作用仍然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今后需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5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5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指出：由于有相当部分新社在建立时没有准备，或准备很差，11、12两个月全党又集中力量抓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因而在许多地方有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退社现象发生。同时，许多地方出现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现象，这些都与合作化运动大发展中农民怕财产归公思想有关。因此，合作化运动应基本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1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1954年7月，胡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送了一份长篇报告，就文艺问题陈述自己的意见。中共中央宣传部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活动，其目的就是要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他的这种思想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为此，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在批判俞平伯和胡适的同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公开的批判。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级党委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从此文艺界中围绕胡风的文艺思想的不同意见的讨论变成了对胡风的政治讨伐。?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要求充分注意民族特点，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逐步地把少数民族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健康地推向前进。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是在学术界、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推动科学文化进步的有效方法。全国报刊发表了一大批文章。许多文章简单粗暴，说理不足，以势压人，把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和具体学术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乃至某些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才能分清是非的问题，同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混为一谈，这就伤害了一些愿意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工作的知识分子，给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产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这对于稳定农民情绪，缓和农村的紧张情况有重大意义。?

    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提出了要在大约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或者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设想。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4月4日，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委人选，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18至24日，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有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我国代表团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同其他与会国家一起，为亚非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4月21日至5月6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在分析1955年春农村形势后，提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今后总的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秋后看情况再定；对数量大问题多，超过主观力量的，要适当收缩一部分。会后，各地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整顿和巩固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报》分3批刊登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随后，又将这些材料汇编成册。毛泽东写了序言和20多条按语，并在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对胡风的思想批判演变成了政治上、组织上的“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从而造成了一桩错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这桩错案进行了彻底的纠正。?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10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之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健康的指示》。这次内部肃反运动，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通过运动，从党和国家机关、军队内部清查出一批反革命分子，通过运动也弄清了一些干部的政治历史问题，使他们放下了包袱，振作了革命精神。由于对敌情估计过于严重，有些问题政策界限不清，这次内部肃反运动曾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党及时发现和纠正了这一偏向，按照“有反必查，有错必纠”的原则，对清查对象及时进行了复查，对定性不准的进行了甄别，对绝大多数错捕、错整了的人进行了平反和妥善处理。?

    7月31日，党中央召集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上，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系统阐明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发展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重申了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求合作社要全面规划，有计划地发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报告对邓子恢作了不符合实际的批判，错误地否定了1953年和1955年春对合作社的两次整顿工作，并错误估计形势，大反所谓“右倾”，结果助长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的发展。?

    10月4日至11日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基本通过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草案。?

    9月至12月，毛泽东主持编辑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0多条按语，赞扬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介绍各地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同时，也不适当地批评“右倾”，提出了一些“左”的、不切实际的设想。?

    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日至21日，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学习毛泽东讲话，听取陈云、陈毅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决议指出：“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对较大的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基础上，把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企业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实行定息制度。这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

    12月21日至28日，第五次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制定了1956年和1957年的发展规划。提出在两年之内，基本上完成手工业合作化，进而把全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组)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合作社，并逐步进行技术改造。中共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5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6年


      

    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首次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报告还指出，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已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了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后，全国开始出现“向科学进军”的新气象。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庆祝北京市农业、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和全国第一个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继北京之后，到本月底，全国大城市以及50多个中等城市，先后实现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的问题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发言，指出，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2月14日至25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同时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因此，中共中央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一方面又开始以苏联的错误为鉴戒，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2月16日至3月3日，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召开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50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57人。会议着重讨论了1956年到1962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决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迅猛发展，引起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巩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已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党的任务是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决议要求“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帮助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使他们同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党中央批准了这次会议提出的工作方针，并要求各级党委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述了怎样历史地、有分析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论述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原因和如何从中吸取教训的问题，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对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起的种种怀疑。12月29日，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人民日报》又发表编辑部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写成的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问题，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这两篇文章的基本观点都是毛泽东提出的。?

    4月20日至5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把全国范围的先进生产者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成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强大动力，以保证提前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

    4月25日，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初步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毛泽东指出要正确地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指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为了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报告会，宣传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党中央的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阐述。?

    6月20日，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人民日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冒进现象，使工农业生产积极而又稳步地向前发展。     

    7月21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提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指出，从中国的国内情况看来，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经验看来，从苏联犯错误的经验看来，扩大民主具有更本质的意义。?

    8月22日、9月8日、9月13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会义召开，通过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准备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9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领导和组织建设的指示》，提出了解决农业合作化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巩固合作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着新的形势和任务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大会的代表1026人，代表党员1073万人。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还必须为解放台湾、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肃削制度和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要逐步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大力反对官僚主义。大会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根据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政策。大会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中共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后来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9月28日，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共17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共6人：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

    11月10日至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报告了他不久前访问苏联，就波匈事件等问题同苏共领导会谈的情况。他提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要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关心人民的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周恩来在《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中，总结了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教训，批评了1956年的冒进倾向。明确地提出：1957年的计划应当在继续前提的前提下，对基本建设作适当的压缩，合理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决定按照“保证重点，适当压缩”的方针，安排1957年的计划。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发表讲话，他强调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我们的经济建设有退有进，主要的还是讲，各级党委和政府根本上是促进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要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他还谈到，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

    本年底，全国农村入社户占总农户的96.3%；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本年底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主要指标。在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生产总值产均每年递增4.8%。市场繁荣 ，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6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7年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5人小组的通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5同志组成5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陈云任组长。?

    1月1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和经济问题。毛泽东在18日和25日的讲话中着重分析了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内外的思想动向，以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陈云在讲话中总结了1956年财经工作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要重视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力求做到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需三大平衡。?

    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1957年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讲话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讲话提出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讲话还指出，现在我国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这篇讲话经过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2日，毛泽东又在这次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了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社论指出，在本报1月7日所发表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社论认为这种方针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并强调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部的整风运动。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加容易脱离旧社会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此后，全党整风运动即逐步展开。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与此同时，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

    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认为党外知识分子中，右派约占1%到10%，党内也有一部分知识分子新党员，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强调现在应该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还应注意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

    5月15日至25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通过了新的团章。25日，毛泽东在接见大会代表时针对右派分子的进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他号召青年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并强调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指出有人向拥护共产党的人写恐吓信，这是“那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我们还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此后，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反击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虽然有其必要性，但并不需要为此发动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运动中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把许多的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党外爱国民主人士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6月16日至7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周恩来《关于政府工作的报告》，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国家决算和1957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关于1956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结果和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通过了1957年度国家预算和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这次会议是在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的时候召开的，在大会报告、发言和小组讨论中，充满了反击右派的气氛。?

    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反右派斗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夸大反右派斗争的意义说：“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又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会议对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规划和部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农村中就合作社优越性等问题举行大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9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各企业在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和边整边改的一定段落之后，组织职工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在农村和企业中开展的大辩论，实际上形成对一部分工农群众的批判和斗争，加重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关于做好农业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在农业合作社内部贯彻执行互利政策的指示》。指示要求继续进行整社工作，主要是整顿干部作风，调整社队组织，统筹安排社员的劳动和收入，改善生产管理。指示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实行“统一经营，分级管理”，切实建立集体的和个人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行生产队“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超产奖励)的制度。按照各地具体条件，也可推行“包工到组”，“田间零活包到户”等办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召开了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在此以前，有些农民群众自发地在合作社内实行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但这种责任制形式很快即受到批评制止。?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并基本通过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及其他几个有关的规定(草案)。会议着重讨论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等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提出，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仍应回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在小组讨论中，对此发生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不少人继续坚持党的八大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观点。毛泽东在大会最后的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就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估计。讲话还对党中央在1956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提出了批评。这就开始背离了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为“左”倾错误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10月15日，工程浩大的武汉长江大桥比原计划提前两年建成，于本日隆重举行落成典礼。?

    11月2日至21日，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代表团在访苏联间还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两个会议的宣言上签了字。会议期间，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同年12月2日，刘少奇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宣布了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12月16日，朱德在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的讲话，指出：“手工业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在今后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各级国家机关必须注意使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长期地稳固下来”。除个别情况外，“不应当把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国营企业”。?

    12月底，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1957年同1952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9%，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6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8年


      

    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1958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会议前后，毛泽东集中中央和地方许多领导人的意见，起草了《工作方法60条(草案)》。这个文件着重强调了“不断革命”的思想，并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在会上再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这次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强调要采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开现场会议和展览会等形式，“揭露和批判浪费、保守的现象和它们的危害性”。并说这是一个“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的运动”，抓紧这个运动，“就可以用同样的人数和同样的财力、物力，办出比原定计划多百分之几十以至数以倍计的事业”。?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毛泽东在会上多次讲话，继续批判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已经基本形成”。讲话提出我国当前还存在着所谓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农民)。并认为崇拜有两种，除错误的个人崇拜外，还有一种“正确的个人崇拜”。4月，北京大学开始批判该校长马寅初。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 发表了马寅初根据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发言内容而写成的《新人口论》一文，呼吁要重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增长。4月以来，首先在北大采用大字报、辩论会等方式对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及其整个学术思想、政治观点进行错误的批判。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中，其他高等院校和一些报刊也发表大量文字，对马寅初进行公开的指名批判。1959年12月，马寅初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表示要坚持真理，“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此时，康生断言，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他下令“要像批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于是，对马寅初的批判更加升级。1960年，终于撤销了马寅初担任的北大校长职务 。?

    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的正确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确认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左”倾理论。会上，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大会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所谓“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许多地方的重要领导干部被宣布为“右派集团”、“右倾集团”或“反党集团”。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在党内的突出表现。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作的创造精神。会后，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5月2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全会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半月刊《红旗》杂志。?

    5月27日至7月22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国防工作和今后的建军方针。会议错误地批评了刘伯承等主持部队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夸大建国以来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教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把它说成是系统的教条主义错误，是“一条与党的军事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这次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对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同时并行：“一种是现在全日制的学校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一种是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4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

    6月1日，《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文章认为“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文章对中国的贫穷落后作了片面性的解释，抹杀了它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困难的一面，说：“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张，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等7个协作区，各个协作区都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各个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不适当地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地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技术力量下放的规定》。规定要求下放的交接工作“应该一律于6月15日以前完成。”到6月25日，中央工业部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已经有80%左右下放地方管理。在当时“大跃进”的混乱情况下，权力下放过多、过急，导致分散主义倾向的滋长，造成很大的浪费。?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治、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组组长如下：财经小组为陈云；政法小组为彭真；外事小组为陈毅；科学小组为聂荣臻；文教小组为陆定一。?

    6月19日，华东地区召开农业协作会议。会议不切实际地提出，今明两年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1000斤到1500斤(按：1958年全国每人平均粮食406斤)，并认为“在3年到5年内，使粮食增产到每人平均有2000斤是完全可能的。”7月，西北、华北、西南等区农业协作会议，也都相继提出农业“大跃进”的奋斗目标，西北地区竟提出1962年粮食产量每人平均突破3000斤。农业方面的高指标、浮夸风和瞎指挥迅速发展起来。?

    6月22日，毛泽东转发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报告说：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800万吨。各大协作区也分别召开冶金工业规划会议，研究各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根据各协作区会议情况来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报告转发后，工业上的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     

    7月31日至8月3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在会谈中，我方严正拒绝了不久以前苏方提出的企图侵犯我国主权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赫鲁晓夫大为不满。?

    8月上旬，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等省的一些农村。9日，他在山东同当地负责人谈关于办大社的问题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上述谈话在报纸上发表后，一些地区相继出现联乡并社转公社的热潮。?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等问题。会上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会议还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运动中，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8月23日，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开始向占据金门、马祖岛并不断骚扰大陆沿海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警告性的炮击。?

    8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指示错误地提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彻底批判“部分富裕农民残余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大破右倾保守思想，使“观潮派”和“秋后算帐派”在思想上彻底破产，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9月13日至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文艺创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创作和批评都必须发动群众，依靠全党全民办文艺。”与会者表示要象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争取“大跃进”，放“卫星”。10月，全国文化行政会议又脱离实际地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

    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指示还脱离实际地要求各大协作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也应该逐渐建立起这种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然后，每个专区、每个县也应该这样做”，并提出：“全国应在3年到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普及高等教育，然后再以15年左右的时间来从事提高的工作”。?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会前，毛泽东视察了河北、河南等省的一些农村，发现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许多混乱现象，开始对当时已经认识到的错误着手纠正。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完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指出必须划清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界限，并批驳了陈伯达等要求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要剥夺农民。毛泽东又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我们不能避开一切有积极意义的诸如商品、价值法则等经济范畴，而必须使用它们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商品生产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大大发展。会议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并说：“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不应当无根据地宣布农村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共产主义”，那样做，“将大大降低共产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标准，使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助长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倾向”。决议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全会强调，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并初步降低了8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1959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全会还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建议。?

    1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决定说：“农村财政贸易体制应当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方针，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的办法。”“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实际上，既统不起来，也包不了，结果造成资金、物资分散，引起农村商品流通和经营管理上的严重混乱。(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6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造成同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必须纠正“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并强调不允许“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毛泽东又指出，价值法则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我们对于社会产品，只能实行等价交换，不能实行无偿占有。会议要求公社在统一分配上，承认队与队、社员与社员收入之间的合理差别；在体制上，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大体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产队，有的地方是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为基础；并规定在清理“共产风”问题时，旧帐一般不算。会议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3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旧帐还是要算，“算帐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阴谋同帝国主义者和外国干涉者勾结，妄图实现所谓“西藏独立”，在拉萨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在当地爱国僧俗人民的积极协助下，迅速平定了叛乱，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

    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全会检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18个问题》(即中共中央政治局1959年上海会议纪要)。纪要规定“生产小队也应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决定“旧帐”都要算，要退赔。全会还通过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还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4月18日至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审议批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计划规定钢产量为1800万吨，粮食产量为10500亿斤。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关于撤销司法部、监察部的决议》。同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周恩来为主席。?

    4月29日，针对当时农业生产方面存在的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毛泽东就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要多、机械化、讲真话等6个问题给省、地、县、公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篇《党内通讯》。关于讲真话问题，毛泽东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 ，“收获多少，就讲多少”，“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还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

    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钢及其他产品的计划指标，钢产量为1300万吨。早在3、4月间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钢的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4月底，中央书记处又责成中央财经小组研究钢铁生产的可靠指标。经过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于5月指出钢的生产指标应降到1300万吨，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

    6月29日、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同各协作区主任谈话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搞好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之间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之间的平衡，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正确处理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他还首次提出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认为陈云关于“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是对的，他说，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6.5亿人员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关于管理体制问题，毛泽东说：“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归中央、省市两级。?

    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至8月1日) 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会议前期的内容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错误。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见。但是，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却指责这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开始对彭德怀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批判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8月7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提出现在右倾已成为工作中主要的危险。全会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8月16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错误地断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还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通过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一面降低了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发布命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林彪兼任国防部长，免去彭德怀兼任的国防部长的职务和黄克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从这时起，林彪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

    9月底，发现大庆油田，打破了地质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贫油论”。这是我国石油地质工作方面的一个重大胜利。1960年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国家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大庆油田进行开发，从而迈开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石油工业的步伐。?

    10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报告说，“今年5、6、7月间，农村中曾经出现了一股右倾的邪气、歪风，搞什么‘生产小队基本所有制’、‘包产到户’，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业，破坏集体经济，以及吹掉部分供给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转报告时指出，这实际上是“猖狂的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逆流”，各地应把这些“反动的、丑恶的东西”，彻底加以“揭发批判”；并要求必须立即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超产运动的热潮，使农业在特大旱涝虫害的袭击下，仍能实现大跃进。?

    1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仍是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其主要表现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并强调所谓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当前的消极作用。会议还错误地提出必须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19世纪欧洲文学。（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7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0年


      

    1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了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讨论了今后3年和8年的设想。由于夸大地估计了“反右倾”以后的所谓大好形势，会议又过高地规定本年度钢产量为1840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还脱离实际地提出8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继续“大跃进”，并为创造过渡的条件，纷纷大办县、社工业，大兴水利，大办养猪场等。这些“大办”，使得“共产风”比1958年更严重地泛滥起来。

    1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就开展以机械化和半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作出批示：不论哪一种企业，都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积极地实现半机械化和机械化，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工作，“是我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连续大跃进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希望中等以上的城市党委把这项工作，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立即掀起一个以大搞半机械化和机械化为中心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

    3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报告错误地认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中央批示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3月18日，中共中央又指出：“就全国说来，能够争取占全体农村人口80%的人到食堂吃饭，就很好了”，像有些省市“90%以上的人到食堂吃饭。当然更好”。12月2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报告时，又不适当地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各地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建立城市人民公社，“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以后几个月内许多城市曾宣布建立了许多人民公社，但一般均有名无实。     

    3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报告总结了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了一个批示说：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过去他们认为这个企业是现代化的了，用不着再有所谓技术革命，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反对政治挂帅，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的去干，许多人主张一长制，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认为‘马钢宪法’(苏联一个大钢厂的一套权威性的办法)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指示要求大中企业，一切大城市都要把它当作一个学习文件，有领导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经济技术革命运动”。?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3篇文章，文章提出了高举列宁的革命旗帜，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

    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

    5月30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1960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的报告》。第二本帐比刚刚通过的第一本帐的指标大为提高。中央指出，这是“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各部门、各地方一律以此为准，立即组织执行；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集中力量大抓煤、铁、矿、运，以此为中心，大力保钢，带动其他。努力争取今年钢的产量达到2100万吨到2200万吨”。?

    6月14日至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国际形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3年(1960年到1962年)补充计划问题。毛泽东作《二年总结》的讲话，他说：会议规定后3年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强调指出：“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了10年的经验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要以第二个10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6月24日至26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彭真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谈。会谈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共进行全面攻击。在会议中，赫鲁晓夫又带头对中国党进行围攻。中共代表团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方针，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撕毁几百个协定和合同，停止供应重要设备。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

    7月5日至8月1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工作会议，研究国际问题和国内经济调整问题。会议批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1960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制定《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压缩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钢铁等工业生产；认真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保证农业生产等措施；并决定以后计划不再搞两本帐，只搞一本帐，不搞计划外的东西，不留缺口。9月30日，中央批转了经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六个中央局，随后并相继决定：陶铸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为东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为西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为华北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为华东局第一书记。?

    9月14日至10月24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根据林彪的提议，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中心议题。林彪制造个人崇拜，歪曲政治思想工作，他在会上讲话中说，“现在的马列主义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的思想顶峰”。“我们这种政治思想通统叫做阶级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就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无产阶级谋解放的思想”。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中共中央12月21日批准了这个决议，并指出：“这个决议不仅是军队建设和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指针，而且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

    9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一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即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著作。?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指示信规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相当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至少7年不变；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认真实行劳逸结合；整风整社等。《12条》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会议。在会议上，苏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通过了《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

    11月28日，中共中央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作了重要批示。甘肃省的报告说，“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从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任务大、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农业估产偏高，误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央批示说：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中央批示还提到，毛泽东同志“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12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说：“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从11月21日起 ，钢、铁、煤、运出现了生产逐日下降的严重情况，如果不扭转这种局面，钢铁生产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这“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立即抓紧时机，确保全年钢铁计划的完成。在中央全力保钢的号令下，经过大力突击，这一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会议为九中全会作了准备。（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7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1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河南信阳地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即《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这一批示助长了整风整社运动中“左”倾错误的发展。

    1月14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和讨论了李富春《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鉴于“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会议强调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适当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和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12条》，进行整风整社。全会还批准上年9月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6个中央局的决定。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作风，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是一个转折的关键。?

    3月6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试行以来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到秋末，全省85.5%的生产队都实行了这种办法。同时，在全国各省区，也有20%以上的地区实行了类似的办法。在这期间，安徽省委曾3次(3月20日、4月27日、7月24日)向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并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但后来在1961年12月，毛泽东向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表示了改变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认为有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不要再搞“责任田”了。此后，“责任田”问题，即被当作“单干风”受到错误批判。?

    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革命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报告指出，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事实不真实。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

    3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讨论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60条》)。这个条例是在总结农村人民公社过去3年多的经验和贯彻《12条》的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对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都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

    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了不久前发表的毛泽东1930年春写的《关于调查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题名改为《反对本本主义》)。信中指出：中央要求县以上党委领导，首先是第一书记，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把深入基层，蹲下来亲自进行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信中还特别指出：调查必须实事求是，“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指示信发出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5月21日至6月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在中央和各地负责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修改部分主要是取消了原草案中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规定。会议还讨论了商业工作和城乡手工业问题。陈云在会上就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问题作了题为《一项关系全局的重要工作》的讲话。会议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9条办法》，规定在1960年底1.29亿城镇人口的基数上，3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本年内减少1000万。会议还决定调整当年的钢产量，由原定的1800万吨降为1100万吨。会议还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

    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阐述了艺术民主、解放思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为谁服务、文艺规律、遗产和创造以及文艺领导等问题。周恩来的这个讲话，批评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阐明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

    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40条》)和《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35条》)。 《商业40条》规定，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商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我国现阶段商品流通的三条渠道。要把过去撤消或合并的农村供销合作社恢复起来，把过去拆散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起来，同时，在领导地开放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35条》规定，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手工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应是集体所有，前几年已改为全民所有制的，一般仍应恢复原来的手工业合作社或者合作小组。个体手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和助手，应当积极发展城市家庭手工业，允许个体手工业者自产自销，自由支配个人的收入。?

    6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坚决纠正平调错误、彻底退赔的规定》，指出：只有彻底退赔，“才能恢复广大农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

    7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自力更生，组织力量，突破原子能技术。?

    7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批示报告》，同意聂荣臻《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14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14条》)。中央认为，文件的精神对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批示强调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很关紧要”。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片面认识和简单粗暴的作风必须纠正，在学术研究工作中，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几年来批判错了的人，要进行甄别平反。?

    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家计委等曾派出11个工作组到上海、北京、天津、太原等大中城市的工矿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八字”方针虽然已经提出1年多，但是，由于情况不明，认识不足，经验不够，一直没有能按照实际情况降低指标，以致调整工作不能有效地进行。我们已经丧失了1年多的时机。现在再不能犹豫了，必须当机立断，该退的就坚决退下来，必须退够。并指出，所有工业部门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切实地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今后3年内，执行这个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中共中央认为，“只有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建立新的平衡，才能逐步地巩固、充实和提高，为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毛泽东在讲话中分析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山谷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

    9月15日，中共中央批准试行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60条》)。这个条例，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指出，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条例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对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应作适当的安排，但不宜过多；在教学中，必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等。?

    9月16日，中共中央将庐山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70条》)发给各地各部门讨论和试行。《工业70条》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整顿国营工业企业、改进和加强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些指导原则。主要内容是：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建立健全各种责任制；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加强对企业的民主管理和监督；严格企业的技术管理、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和财务管理；规定职工工资和奖惩制度等。 ?

    10月7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9月29日再次提出的建议，发出了《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要各级党委就此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翌年2月13日，经过充分讨论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即小队，相当于初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样，便将组织生产和进行分配的单位统一起来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1956年高级社以来即已存在、而在人民公社成立后更趋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

    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的报告》。中央指示说：最近几年来，不少党的组织忙于领导经济建设，包办代替行政工作，放松了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指示强调重新教育党员“是当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央组织部的这个报告说：1961年6月底，全党共有1738万名党员，133万个基层组织。1958年以来，新接收了642万名党员，新建立了50万个基层组织。还指出，不少地方在接收新党员的工作中，存在着追求数量，降低质量的现象 。（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7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2年


      

     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切实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讲话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报告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调整工作，并认为：“1962年是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一年”，“我们必须抓紧”。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着重指出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大会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加强集中统一。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中的分歧并未解决，但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问题上，对统一全党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未参加)，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经济形势问题。会议分析了当时农业生产下降，市场紧张，物价高涨，通货膨胀和国家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认为我国的财政经济形势是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必须确定一个调整恢复时期，以农业为基础，全面地调整国民经济。会上，陈云作了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得到了其他常委的一致赞同。在得到毛泽东同意后，3月18日将这个讲话批发各地区、各部门。4月19日，中央决定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统管财经工作。?

    2月27日，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征得部党委的同意，就我党的对外工作政策问题联名给中央负责同志写了一个书面建议。建议提出：为有利于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工作，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党应该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和缓的方针；同时提出在困难形势下我国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些正确的建议，后来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主张，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个错案已于1979年3月9日经中央通报平反。?

    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共同组织的大会上，作了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报告还指出，破除迷信不是破除科学，而是同尊重科学相结合。?

    3月7日，陈云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就计划工作发表讲话说，管理年度计划，首先要安排好农业和市场，这是关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大问题，应该成为重要国策。调整今年的计划，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再不要只想到钢了，应该在综合平衡基础上全面安排。     

    3月27日至4月16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对“大跃进”以来政策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作了检查，并且总结了几年来统战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强调团结他们一道工作的重要性。他再次指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已经取得进步，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已经改造成为劳动者了。报告还指出，我国的阶级斗争总的趋势是波浪式的，但是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如果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或者短期内可以结束，是不对的。同样，如果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向着缓和方向发展，而是不断尖锐化，也是不对的。周恩来的这些话，在当时引起了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热烈反应。?

    4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样，就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4月30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定稿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8条》)，由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下发全国各地文化艺术单位贯彻执行。《文艺8条》是在1961年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的《文艺10条》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八条的内容包括：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批判地继承民族遗产和吸收外国文化；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文艺界的团结等。?

    5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中央财经小组提出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邓小平作了讲话。会议正确地分析了财政经济形势，作出了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的重大决策，要求切实地按照农、轻、重次序对国民经济进行综合平衡。为此，会议决定进一步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大量减少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切实加强农业战线，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果断措施。会后随即迅速贯彻落实：基本建设投资，由1961年的123.3亿元，减少到1962年的67.6亿元。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关转；国营工业企业在1961年减少的基础上，本年减少1.8万多个。本年1月至8月，精简职工85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在1962年初提出的“当年平衡，略有回笼”的方针，除加强银行信贷和财政管理外，还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销售的办法。?

    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报告》。批示指出，近几年来在一部分同志中有一种忽视统战工作的倾向，滋长了骄傲自满宁“左”勿右的思想，这对于党同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十分不利的，必须坚决纠正。当前，为了保证顺利完成调整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必须调整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关系，发扬人民民主，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克服困难，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一封长信(即8万言书)给毛泽东、党中央，请求党全面审查他的历史。信中特别申明，他在党内从未组织过什么“反党小集团”，也没有“里通外国”的问题。8月22日，彭德怀又写了一封简短的信给毛泽东、党中央，再次恳请中央组织专案审查，以便弄清他犯错误的性质，作出正确处理。这两封信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彭德怀搞翻案的证据，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6月20日，中共中央批转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报告指出几年来民族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主要是：忽视民族特点，忽视宗教问题的民族性、群众性和由此而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忽视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团结工作等。报告认为当前民族工作的方针应当是：调整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加强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以调动和发挥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积极性，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但是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当作刮“单干风”，受到错误的批判。?

    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之前，曾先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接着又在北京开了近一个月的预备会议，为十中全会的召开作准备。毛泽东在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还严厉指责了所谓“黑暗风”(即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这个讲话标志着政治思想上“左”倾错误的严重发展。十中全会继续坚持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的建议，提出：“不要因强调阶级斗争放松了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全会结束后，经济调整工作能够基本上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进行。   

    10月20日，印度军队自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入侵，中国边防部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还击，并迅速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我国的边疆。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重申：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解决；并宣布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从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即从1959年10月7日的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政府还主动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部交还印方，释放和遣返了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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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3年?


      

    1月29日，周恩来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严格管理大中城市集市贸易和坚决打击投机倒把、196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3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县以上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这个运动。从此，“五反”运动在全国部分城市逐步展开。?

    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随后，全国开展了学习雷锋的活动，使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尚，在克服困难和挫折的过程中，得到了继续发扬。?

    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城乡，一律停止演出“鬼戏”。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对文艺学术界代表人物的过火的批判。?

    4月12日至5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先后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加强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9月15日至27日，刘少奇主席访问朝鲜，进一步加强了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伟大团结。?

    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文艺工作会议。会上，就柯庆施提出的所谓“写13年”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周扬等多数人在发言中指出：“写13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那种认为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论调。张春桥进行了无理辩解。?

    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抗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这次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10条》)。20日，中共中央把它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予以发布。《前10条》对我国形势作了“左”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进攻。会后，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了准备。?

    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在会谈期间，14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中苏两党关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回答苏共的攻击，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名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起来。?

    7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关于1963年工资工作安排意见的报告》，在国民经济开展全面好转的情况下，决定拿出11亿元，为40%的职工调整工资。 ?

    7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陕西地区思想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和我们的意见的报告》。中央指出：“当前国内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在教育、理论、科学、文化、报纸、刊物、广播、出版、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有很值得注意的表现。”?

    7月31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中，宣布这一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自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1887万人，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报告》指出：“由于大量地减少了职工、城镇人口和吃商品粮的人口，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减少了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的方针问题。会议确定，从本年起，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之间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主要是工业的各个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要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这个决定对经济调整工作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会议提出了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10条》)。《后10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此后，各地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9月16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当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做好工农的调整工作，进一步确定企业的发展方向、生产规模和协作关系，加强设备和厂房的维修，加强科学技术研究，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努力做好商业工作，要按经济区划合理地组织商品流通，更好地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大力发展城市郊区的农副业生产，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加强房屋和其他市政设施的维修，在工厂中，要解决废水、废气和废渣的处理和利用问题；积极开展计划生育，争取在3年调整时期，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二十以下。?

    9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孙冶方写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研究报告。随后即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讲了这个问题，他大声疾呼要抓企业利润，反对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的这个观点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经济观点，当即遭到康生、陈伯达组织的批判和围攻。孙冶方一直坚持自己的正确观点。康生对他进行政治陷害，派“四清”工作队进驻该研究所，搞所谓孙冶方与张闻天(张当时是该所的特邀研究员)的“反党联盟问题”。把孙冶方打成该所“反党联盟”的头目。罢了孙的官，下放农村“劳动改造”。?

    11月17日至12月3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听取了李富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针对苏联施加的经济压力，会议着重指出了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重大意义。?

    12月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关于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和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规划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迅速壮大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60年代的科学技术，力争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的“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12月14日至1964年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阿联(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当时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这次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等14个国家，增进了中国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加强了中国人民同亚非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在访问索马里期间，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外提供经济援助一贯根据平等互利、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和独立、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八项原则。?

    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石油产品已经达到基本自给。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地进行经济建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8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4年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的通知》。自1960年5月开始，国家集中全国石油部门的人力、物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开发了大庆油田。到1963年，大庆油田油产量达到600万吨，国家投资已全部收回，还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并锻炼出一支有一定技术素养、有组织有纪律、能吃苦耐劳的石油工业队伍，“铁人”王进喜是这支队伍的优秀代表。中央通知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不仅在工业部门中适用，在其他部门也适用，或者可作参考。此后，全国工业交通战线掀起了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

    2月9日、29日，毛泽东先后会见两个外国党的领导人。在谈话中，他批评中央联络部有人主张“三和一少”，中央统战部有人不讲阶级斗争，中央农村工作部有人主张“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他又说，“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他们的国内纲领。这些搞修正主义的人，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个外国党的代表团时说：中国如搞修正主义，你们就不好混。如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搞资本主义路线，你们怎么办？你们要帮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反映出他认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的完全不切实际的严重估计。?

    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的报道，同时发表《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贫脊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事迹。此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学大寨运动，对促进农田基本建设、发展农业生产起过积极作用。但到后来，学大寨成为推行“左”倾政策的政治运动，大寨也从先进典型演变成为“左”倾政治运动的工具，使学大寨的消极作用超过了它的积极作用。?

    5月，林彪根据他自己“走捷径”“背警句”的主张，授意解放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对于林彪的这种主张和作法，邓小平等当时就指出，这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

    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业规划和农村工作、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政治工作问题。此外，还讨论了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等问题。会前，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指出：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首先把攀枝花钢铁基地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种对现状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毛泽东提出，农村、城市搞四五年，不要急急忙忙，城市“五反”要增加划阶级的内容。刘少奇说，四不清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而危险性在于上层。这就使“左”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冶金工业部党组《关于夺回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领导权的报告》。《报告》和批示，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问题、干部的作风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问题，说地主、资产阶级篡夺了领导权，企业已经演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这是在大型企业中开展“夺权斗争”的先声。?

    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在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下，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随后，即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一文，任意上纲，说杨献珍是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

    8月1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国家经济委员会党组《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批准在全国协办12个托拉斯，试图为消除我国现行的用行政办法而不是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摸索经验。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9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简称“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工作队的作法是：先搞“扎根串连”，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他们强调“四不清”干部在上边都有根子，必然要用各种方法抵抗运动，不解决上边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强调“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清账、清库，现在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中央批示认为，县以下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片面强调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桃园大队在解决这些问题上的经验具有普遍意义。这对于运动中“左”的错误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规定的修正草案的通知》(简称第二个《后10条》)。第二个《后10条》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强调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强调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首先解决干部中的问题，并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些指导方针，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致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0月24日，中共中央出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并转发了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指示》肯定了小站地区把三个党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团”，开展夺权斗争，“首先解决领导权问题，然后再解决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的作法，认为“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反映了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特点。《指示》强调“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此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很多基层开展了“夺权斗争”。?

     11月5日至13日，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10月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中国共产党主动和勃列日涅夫等进行接触，但他们仍坚持大国沙文主义的立场，声称他们的对华政策同赫鲁晓夫完全一样，因而这次接触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12月5日，毛泽东在谢富治关于沈阳冶炼厂的蹲点报告上批示：“我们的工业究竟有多少在经营管理方面已经资本主义化了，是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者还更多些，要一个一个地清查改造，才能知道。”并认为这种“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主要根源”是来自上边。?

    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概念，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全国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了关于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提出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外，他还批评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按：指邓小平和中央书记处、李富春和国家计划委员会）。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这次会议讨论的纪要《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23条》虽然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按《23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并把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23条》下达后，全国城乡的“四清”运动继续进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到1966年春，在农村，全国大约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县、社先后开展了“四清”运动。?

    12月20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宣布在这一时期，我国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并大力支援了许多国家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报告还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未能实行。（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8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5年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9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6年


      

    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9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人民网）? ?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49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米。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0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69年


      

    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略费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16%还多。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10月17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0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0年


      

    2月2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到4000万吨；煤4亿到4.3亿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2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2月25日，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0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1年


      

    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千分之二十六点一和二十五点八。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7项指标 。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枳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1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2年


      

     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

     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国家计委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8月1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3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2月，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8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1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且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1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1972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3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1970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在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 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7月4日，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10月，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4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4年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了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称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1月19日，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于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的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此时仍陷于对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中。这种混乱思想，正是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4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5年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4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此前后，还有不少类似张志新的好同志被杀害。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义，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卓有成效的。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 《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8月18日，邓小平等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20条》)。《工业20条》规定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9月23日至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会上，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10月20日至31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于从1964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以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11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9月底到11月底，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6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6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7月6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 “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

    8月，江青等人擅自决定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但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强阴谋活动。8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领导。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间努力。

    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违背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同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春、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12月10日，中央向全党全国印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后，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发，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两个凡是”。

    11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宣传工作座谈会，初步揭批了“四人帮”在宣传理论战线上的罪行，并部署了继续揭批“四人帮”的任务，夺回了被“四人帮”控制的宣传阵地的领导权。由于华国锋的“左”倾错误的影响，会议只提批右，不提批“左”。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

    12月7日，我国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0日，按预定计划准确地返回地面。

    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在讲话中指出，王、张、江、姚是一伙“极右派”，我们要保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不顾客观的实际可能，要求1980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各省、市、自治区都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机械化等，把农业政策继续推向“左”的方向。由于“四人帮”对生产建设的严重破坏，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到7.5%的速度，国家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6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7年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

    3月3日至16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了197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通过了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关于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会议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党同“四人帮”在经济领域进行的重大斗争，针对当时经济领域存在的思想混乱，提出了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搞好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等十个要不要的问题，这对于批判“四人帮”的反动谬论，起了积极作用。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并部署了当年的工作任务。华国锋在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沿用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仍然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认为“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等。这就为全党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拨乱反正，设置了重重障碍。会上，陈云、王震等老同志抵制华国锋的错误，郑重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华国锋加以压制，不让陈云、王震的发言刊登会议简报。但他们坚持原则的斗争，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赞同，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3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叶剑英在会上强调全军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揭狠批“四人帮”破坏军队的罪行，彻底肃清其影响和流毒，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

    4月10日，邓小平给中共中央写信，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中共中央转发此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导。

    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15日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第五卷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以后头8年的一些著作，其中大部分正确地论述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4月20日至5月13日，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在讲话中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办成大庆式企业。他在没有掌握可靠的地质资源的情况下，贸然地提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华国锋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文章把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说成是指导我们斗争的武器。

    7月16日至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在揭批“四人帮”和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华国锋在会上继续宣扬“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话。他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认识。他建议，除了作好毛泽东选集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作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他指出，毛主席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特别重要。

    7月3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指出全国工业总产值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增长36.9%；上半年全国铁路货运量完成全年计划的50.9%。8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部分职工工资的通知》，决定在国民经济初步恢复和国家财政情况开始好转的基础上，为部分低工资的职工调整工资，使3000多万职工生活开始有所改善。

    8月4日至8日，中共中央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建国后的17年，教育战线同科研战线一样，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是劳动者。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指出“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估计”(“四人帮”在1971年炮制并强制推行的“两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17年培养出来的?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创造条件，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并提出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等问题。

    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0名，代表着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党的根本任务。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因而党的十一大未能完成从理论和党的指导方针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叶剑英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他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高举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努力奋斗。19日，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23人，政治局候补委员3人，政治局常委5人。

    8月13日至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高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不考试的做法，采取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这一决定，成为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77年，全国约有570万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 ，新生的质量有了较大的提高。

    8月30日至9月8日，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访问我国，中南两党恢复正常关系。

    9月9日，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成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9月11日，华国锋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时，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今后工业部门要开足马力，挽起袖子大干”，“明年的积累要加快”。

    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在会上讲了话。

    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意见、由中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对干部审查中的不实之词和所作的错误结论，带头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在文章发表后的短时期内，广大干部群众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约1万封信，热情拥护文章的观点。

    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批准工宣队撤出学校。

    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文艺界部分同志座谈，揭批江青与林彪破坏文艺事业的罪行，并批判他们否定文艺工作成绩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文艺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事实。

    12月1日至1978年1月15日，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揭发批判了“四人帮”砸烂公检法的罪行，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前17年公安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公安干警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提出了新时期公安战线的方针任务。

    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

    12月12日至31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肯定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正确的，提出了军队建设的十项任务，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等9个决定和条例。

    1977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较快的恢复，扭转了长期以来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农业生产虽然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但由于广大农民的努力，大大减少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工业生产逐步回升，某些方面还有一定的发展。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4.3%。（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6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8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干部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对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各项文件进行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10年规划纲要(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一致选举邓小平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由于受“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报告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情况估计不足，急于求成，提出了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这个方针的执行，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后果。这次大会选举叶剑英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

    3月18日至31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作重要讲话，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强调在我国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的必要性，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种种谬论。华国锋作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报告，强调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直接需要，也是在全国范围内造就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亿万劳动者，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战略任务。大会制定了《1978年至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纲要(草案)》，表彰了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号召大家树雄心，立壮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19日，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同时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到11月，全国各地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已全部完成。随后，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在1980年基本结束，改正的占原划“右派分子”总数的97%以上，余下的改正工作在继续进行。

    4月20日，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工业30条》) ，发到各工业管理机关、各工业交通企业试行。这是当时指导工业交通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文件。

    4月22日至5月16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指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篇讲话，为新时期的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4月27日至6月6日，解放军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和任务。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讲了话。邓小平在6月2日的讲话中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做好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的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前，依然存在着“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错误倾向。这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碎。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虽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的某些负责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表态”、“不卷入”；汪东兴在不少场合指责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加以压制。但是，这一讨论受到党中央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多数同志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逐步展开。从6月到11月，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一致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促进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根据宪法规定，重新设置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互相配合，又相互制约，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

    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宣布全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

    6月9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关于越南驱赶华侨问题的声明》，指出早在1977年初，越南就在与中国毗连的省份推行“净化”边境地区的方针；同年10月，越方即开始在越南西北地区驱赶华侨；以后又逐步扩展到大批驱赶越南北方的华侨。声明严正抗议本年4月以来越南大规模的排华反华运动，指出这是越方追随苏联反华、破坏中越关系的一个严重步骤。到5月底，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达10万余人。他们受到祖国热情关怀和接待，政府对他们作了妥善的安排。

    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会议预备会情况的报告》。中央批示，“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国内的做法。”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

    8月16日至9月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三批召开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汇报会。胡耀邦在会上强调选拔优秀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要走群众路线才能选好。

    9月8日至17日，中国妇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总结21年来妇女运动的经验，讨论和确定新时期妇女运动的新任务，通过中华妇女联合会的新章程，选出新的领导机构。

    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10月10日至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批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座谈会。会议认为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解放初期提出的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当前要继续做好复查与平反昭雪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工作；对知识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职有权有责；调整用非所学、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努力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会后，中组部发出《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

    10月11日至2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词，指出：为了在本世纪未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各工会组织要深入群众，积极进行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各企业必须发扬民主，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

    10月16日至26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韩英代表共青团十大筹委会作了题为《为伟大的新长征贡献青春》的工作报告。胡启立作关于修改团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通过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和新的共青团章程，选出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就中央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陈云发言，提出六条意见，要求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大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到会的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和党的领导骨干就这些问题，以及华国锋提出和坚持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两年来领导工作中的失误问题和恢复党的优良传统问题等，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12月13日的闭幕会上，邓小平作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联合公报重申了上海公报中双方一致同意的各项原则，并且指出，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治，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在中美建交的同日，美国将宣布断绝同台湾的外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要求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全会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制定了加强农业的措施；决定改进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同时提出对我国权力过于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全会提出，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指导下，审查和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决定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加强民主，加强党的领导机构和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提请党的十二大追认。全会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系统的拨乱反正，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为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2月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们恢复了名誉，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此之前，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指出这一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为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而挑起的，应该彻底平反。12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61人案件”的调查报告》，郑重宣布，把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为这一大错案平了反。

    12月25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问题，决定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姚依林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兼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宋任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12月28日，国务院通知，决定在全国恢复增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以逐步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1978年，工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恢复，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3.5%。这一年，在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已经开始给经济工作带来了危害，并在后来的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7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79年


      

    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全体干部、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要动员起来，跟上客观形势的发展。社论指出，为了加快现代化的步伐，就要大力采用先进技术，不管哪个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把它学过来；要从小生产式的甚至封建衙门式的落后管理方法，转到符合现代化大生产要求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要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工人、技术员、干部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劳动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个人和集体的劳动成果。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世界上普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我们寄希望于1700万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统一祖国，人人有责。希望台湾当局以民族利益为重，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作出宝贵贡献。我们认为，首先应当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商谈，结束台湾海峡目前仍然存在着的双方的军事对峙状态；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应当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

    同日，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自1958年开始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

    同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这些地区的基本做法是，把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给作业组规定劳力、地段、产量、工分、成本等，超产给予奖励，即“五定一奖”。这种做法有效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人民日报》作了报道后，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发表讲话。他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式和作用，都需要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探讨。林彪、“四人帮”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歪曲、篡改和利用，制造一整套向无产阶级全面夺权的理论，造成阶级斗争的人为扩大化。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准确，维护它的严整的科学思想体系，这对我们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是十分必要的。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张春桥、姚文元从1967年1月4日到2月5日建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一段时间内进行全面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它的矛头针对各级领导干部，是向党中央夺权。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稿)》；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会上讲话，强调要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恢复和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指出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安定团结和四个现代化。会议决定对康生、谢富治的问题进行审查。

    1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特使金永南时说：我们多次讲过，对于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我们是尊重台湾的现实的。台湾的社会制度可以不动，台湾人民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变，台湾人民的收入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同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时说：我们多次声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现了同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当然，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实现，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这个良好愿望的实现。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胡耀邦讲话指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尽可能使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指导我们夺取新长征的胜利。他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印发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决定》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为首要出发点，制定了包括建立生产责任制在内的发展农业的25条政策措施，强调要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保护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动力、资金、产品和物资。由于认识的局限，当时仍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

    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月17日，邓小平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听取他们对搞好经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出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邓小平说，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他还对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给予支持。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爱国一家，既往不咎，一视同仁，量才录用，妥善安置，是我党对起义、投诚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当前，认真落实这项政策，不仅对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必要的，而且对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有着重要的意义。

    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这一阶段的会议在春节期间休息5天，开到2月15日休会。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了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归回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归回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和国际形势进行讨论，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以及两国在教育、农业、空间方面合作的谅解换文，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协议，建立领事关系的协议等。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省委的同意。此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该省风阳县小岗生产队农民也自发地悄悄采取了包干到户的做法。

    2月8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决定》共10条：(一)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必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二)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一平二调”；(三)认真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全面建立生产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四)正确执行粮食政策；(五)在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同时，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六)开放农村牧区集市贸易；(七)严禁开荒，保护牧场；(八)积极发展社队企业；(九)努力办好国营农牧场；(十)充分调动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积极性。2月10日，《内蒙古日报》将《决定》全文发表，公告全区，并配发了《狠批极左路线，坚决贯彻十项政策》的社论。截至1980年底，全区3673个牧业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占牧区生产队总数的96．7％。

    2月12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总结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六家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14条”）。1978年10月，四川省委、四川省政府选择了不同行业有代表性的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六家企业做试点，逐户核定利润指标，规定当年增产增收目标，允许在年终完成计划以后提留少量利润，作为企业的基金，并允许给职工发放少额奖金。“14条”提出，要使企业拥有利润提留权，扩大再生产权，联合经营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文件要求把企业的责权利结合起来，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起来，并且决定扩大试点范围，在100家企业中进行扩权试点。到1979年底，84个试点工业企业比1978年总产值增长14．7％，利润增长33％，上缴利润增长24.2％。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指出：我们进行自卫反击的目的是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战斗的地区、时间和规模，都是极为有限的。我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的自卫反击战自2月17日开始，在完成预定作战任务后，全部撤回中国境内。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结束。

    2月17日至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并通过了以彭真为主任的法制委员会组成人选。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随即开展了各项立法工作。中国的法制建设在中断多年后开始恢复和发展。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 “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所谓“文艺黑线”和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宣布凡是受到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3月1日，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议，国务院决定从3月份起，提高粮、棉、油、猪等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统购价格从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8％。这个措施使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交售农副产品的积极性。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提出：萧劲光同志是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完全是张春桥蓄意制造的一桩冤案，应当予以彻底平反。

    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的“定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做法及显著成效。这一做法实际是包产到户。

    3月8日陈云写出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讲话提纲，指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必须有两个部分：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这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让它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这一部分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有意识地认识到这两部分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弄清这两部分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有不同的比例。忽视了市场调节部分的一个后果是忽视价值规律。他还提出：我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占80％，而且人口多，耕地少。

    3月9日，新华社报道：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同成都地区部分理论工作者座谈，就当前经济领域内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与会者在讨论中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不是绝对对立的，是可以结合的；在计划经济指导下，有一定范围的市场经济作补充，很有必要。

    同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同日，新华社报道：最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布：对内蒙古各族人民危害深重的“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七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三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折衷的意见：目前多数地方，还是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不许包产到户；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3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革中国银行体制的请示报告》，决定扩大中国银行的权限；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授权管理国家外汇；将中国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分设出来，直属国务院领导，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就财经工作提出重要意见：(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的国民经济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生产责任制，认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应该稳定；并在“编者按”中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结果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3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的署名文章，批评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同时在“编者按”中承认：3月15日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3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中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报告》指出，1971年8月13日中央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对教育战线17年的“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影响极坏。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炮制的，并由此制造了许多冤案。中央同意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这两个错误文件，并要求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4月2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此前，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已经对这一问题做了比较充分的酝酿。针对1979年计划中留有很大物资缺口的问题，陈云曾于1月1日和5日两次批示：“我认为不要留缺口，宁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某些项目。”“有物资缺口的，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1月6日，邓小平批示：“我们要从总方针上来一个调整”。“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根据陈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调整。对这个调整过的计划，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有9亿多人口，80%在农村，革命胜利30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3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针对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两年来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的情况，邓小平指出：中心任务是3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这次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决心很大才干得成。要看到困难，把道理讲清楚，把工作做充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钢的水平，也不光是由数量决定的，还要看质量、品种、规格。钢铁要抓质量，抓尖端的。谈农业，只抓粮食不行，还是要因地制宜，农林牧副渔并举。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邓小平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通知》指出，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中央决定，为这一事件公开平反。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上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着重讲了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宣布：中央认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讲话强调：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这种思潮是从“左”面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至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开始形成。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同时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会议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八字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4月8日至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访日期间，邓颖超出席了日本各界在京都隆重举行的周恩来诗碑揭幕仪式。

    4月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纪要》提出，要把银行工作的着重点迅速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人民银行既是国家的金融管理机关，又是办理信用业务的经济组织。它是全国资金活动的枢纽，连接国民经济的纽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的专业化，银行的作用会愈来愈显著。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同日，国务院批转轻工业部《关于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的报告》，并向各地政府及财经部门指出，轻工业具有投资少，见效决，积累多，换汇率高的特点。把轻工业工作着重点转好，可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改善人民生活，繁荣城乡市场，扩大对外贸易，为国家增加资金积累和外汇收入，从而加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8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8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允许它们在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根据市场需要安排生产，并在人、财、物方面拥有相应的自主权。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总政治部在请示报告中指出，《纪要》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步骤，推行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贯彻和推行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中央在通知中指出，对受《纪要》影响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应实事求是地予以平反。

    5月3日至9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同时举行。两个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胡启立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伍绍祖当选为全国学联主席。

    5月25日，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等6部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1980年又试行以税代利。1981年，首钢在国务院和北京市的支持下，改变国家与企业之间分成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即全年上缴利润2．7亿元定额包干，超过部分利润全部留给企业，并按照4：3：3(生产发展基金、集体福利基金、个人消费基金)的比例分配使用。实行定额包干后，极大地调动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当年就实现利润3．16亿元，不仅完成了上缴利润包干任务，企业还留利4000多万元。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办法，即以1981年上缴利润2．7亿元为基数，每年上缴利润递增6％(1983年又主动把递增率提高到7．2％)。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包全留，欠收自补，国家不再给首钢投资；留用利润的分配比例改为6：2：2；职工工资总额与实现利润按0．8：1挂钩浮动；企业计划内产品自销15％，超产产品全部自销，承包期限15年。企业内部，实行全员承包，责权利到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优秀共产党员、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认定陆定一同志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问题， 是错误的，应予以平反。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万里勉励有关人员：只要能增产，什么也不要伯，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把凤阳讨饭花鼓扔掉，扔得远远的，扔到太平洋里去。无论怎么说，讨饭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5日至7月2日，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6月16日至29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全体会议讨论上海宝山钢铁厂建设问题会议认为。宝钢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引进的第一个特大项目，本应用更多一点时间，听取更多方面的意见来考虑决定。现在看来决定得仓促了，这是由于我们对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经验不足所致。中央既已决定建设，就应当统一全党认识，协力同心，勇往直前，一干到底。建设期限可以延长一两年，所用外汇也适当调减。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6月28日，叶剑英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作《军队也要做好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的发言。大会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个法律。彭真就七个法律草案作了说明。他说，这些法律的通过，迈出了加强和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步；今后，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还要经过系统的调查研究，陆续制定各种经济法和其他法律，使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完备起来。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带头遵守法律。

    6月25日，正在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产品不经物资部门收购入库，不占用国家流动资金，而由用户直接订货，这一举动对探索产销结合的新形式，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国家经委同意在该厂进行以销定产、产销直接见面的试点。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正式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对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恢复他们的政治名誉。随后，邓拓追悼会于9月5日在北京举行，吴晗及其夫人袁震的追悼会于9月14日在北京举行。

    7月4日，国务院将《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草案)》下发试行。为鼓励社队企业的发展，草案提出今后新办的小工厂从开办起免税三年；对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县(旗)、社、队企业，从1979年起免征所得税五年。

    7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党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全党必须统一思想，正视当前已经出现的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立即扭转那种光想办好事，开口子，减收增支的主意多、增收节支的措施少的现象。解决财政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增产节约。根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的改革设想，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试行“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财政管理办法的通知》，决定从1980年起，对各省、市、自治区开始试行这项办法。

    7月13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5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主要内容是“放权让利”：允许企业实行利润留成；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企业可制定补充计划，自行销售产品；有权设置内部机构，任免中层以下干部等等。目的是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到年底，据四川、北京、上海等22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963个试点企业的统计，全年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2．2％，实现利润增长20％，上缴利润增长13．4％，超过了试点前的水平。但也有一些企业由于国家计划部分所占比例过重，上交基数不合理等原因，未能取得明显效果。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央关于对1959年以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甄别问题，在1961年和1962年7000人大会以后，曾经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有不少人已得到平反、改正。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提出了反对“右倾翻案风”，致使这一工作实际上停止下来了。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许多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他们的意见大多数是正确的，把他们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作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斗是错误的。《通知》决定，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

    7月13日至30日，全国高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院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会上讲话指出，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七项重要法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要求司法人员必须依法办事，要学法、懂法、执法。会议研究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问题。要求各地法院为明年1月1日起施行几个重要法律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这两个报告是根据当年4月邓小平在同习仲勋、梁灵光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利用沿海有利条件，创办特区的意见起草的。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以充分发挥两省的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条件，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原则同意两省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同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特区。中央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对加速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有重要意义。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

    7月21日，邓小平在上海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邓小平在接见时说：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现在老同志要注意，要任人唯贤，选真正好的，不能论资排辈。讲解放思想，这是最大的解放思想。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我们的根本问题是要搞四个现代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搞穷过渡、穷社会主义。否则你吹有什么用。思想路线解决了，政治路线才容易贯彻。归根到底，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三中全会的意义不能低估，这是根本建设，是毛主席延安路线的继续。组织路线，有党规党法问题，有组织纪律问题，但现在最迫切的是班子问题，是找接班人的问题。

    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人民解放军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指出：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解决组织路线，最大、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7日至11日，邓小平到天津视察工作，就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战略方针，加深理解党在新时期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把天津市的工作搞上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邓小平向有关同志指出：你们要考虑天津的发展方向。搞一个总体规测，把方向定下来，就可以搞得活一点，发展快一点。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宣布为张闻天平反和恢复名誉。

    9月2日至24日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1980、1981两年的计划安排，认为国家计委提出的计划，基本建设规模仍然过大。财政有几十亿元赤字，物资供应也不平衡。9月18日，陈云在会上指出：经济的调整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基本建设投资必须是没有赤字的。

    9月5日至10月7日，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要把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改革干部制度作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来抓。

    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同时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

    9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宣布为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平反，肯定了他一贯坚持的、自1958年起受到错误批判的“新人口论”和关于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观点。

    9月15日至30日，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开幕式和闭幕式。本届运动会在整个34个项目比赛中，共有5人5次打破世界纪录；2人3次打破3”项青年世界纪录；3人3次平3项世界纪录；12人24次打破8项亚洲纪录；204人和34个队376次打破102项全 国纪录。

    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物价工资会议纪要》。鉴于部分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出现的购销倒挂、经营部门赔钱等问题，决定从11月1日起，对部分农副产品提高销售价格，同时对职工实行物价补贴，并给40％的职工增加工资。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的讲话稿，充分肯定了建国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初步总结了建国30年来的重要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

    10月4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李先念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讲了对计划安排的意见，强调1980年和1981年两年的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在谈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标准时，他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设想。

    10月9日，新华社报道：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最近召开大会，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错误批判的“科研14条”、广州会议”等一些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和迫害的干部及科技人员平反昭雪，进一步澄清科技战线上的路线是非。

    10月11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且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19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共产党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大业共同奋斗。23日，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各自选出的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分别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各自的领导成员：民革中央主席朱蕴山、民盟中央主席史良、民建中央主任委员胡厥文、民进中央主席周建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季方、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蔡啸、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主任委员胡子昂。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提出：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者，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落实政策。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文件《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那种认为统战工作可有可无和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台湾回归祖国已经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统一战线面临的新的重大任务。要放宽视野，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搞得宽一些，只要赞成祖国统一，即使并不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也要团结。《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提出了应当做好的十项工作：（－）继续抓紧落实政策，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二）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三）加强人民政协和民主党派工作；（四）认真贯彻对党外人士的安排使用政策；（五）继续做好对原工商业者的工作；（六）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实践中帮助党外人士继续实行思想改造；（七）加强民族工作；（八）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九）开展对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十）开展对外友好活动，促进国际反霸统一战线。

    10月15日至11月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应邀对法国、联邦德国、英国和意大利四国进行正式访问。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的第一次盛会，与上届文代会相隔19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这篇祝辞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指出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大会认为，粉碎“四人帮”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一大批新出现的作品，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大会提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

    11月6日，乌鲁木齐毛纺织厂与香港、日本的合资公司正式签订合资经营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的合同。1980年6月23日，经国家批准，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现已更名为新疆天山毛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公布后第一批被批准的中外合资企业中的一个。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6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时，把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统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当前应明确他们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文件下达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这项工作结束时，有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被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分。各地在开展区别工作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12月17日批转的《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原工商业者的资本家或资本家代理人的帽子。

    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中央在通知中指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对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活特殊化问题，意见很大，反映强烈。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邓小平在讲话中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必须带头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认真选拔、培养好接班人，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11月19日至27日，全国保险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就国务院批准1980年开始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作了具体部署。

    11月20日至12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各项保证措施。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3．8％，工业总产值增长6％。会议还讨论了财政体制的改革，确定全国财政体制，除京、津、沪三市外，广东、福建实行特殊照顾办法，江苏按原定办法实行，广西、云南、内蒙、新疆、宁夏、青海、西藏、贵州8个省区实行民族自治地方体制，其余15个省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

    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外宾时指出：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11月28日，国家体委、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茶话会，祝贺我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在会上发表讲话。此前，国际奥委会于26日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设在台北的奥委会名称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0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进行认真清理。

    12月3日，国务院批转全国供销总社《关于省、市、自治区供销社主任会议的报告》。《报告》提出，对三类农副产品也就是小宗农副土特产品，根据供求情况，实行议购议销。国务院指出，开展三类农副产品议购议销，是党对农副产品收购的一项重要政策，也是把市场搞活的一种经济手段。要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运用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搞好小宗农副产品的经营工作。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

    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就各方面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一，一定要争取国民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但一定要是实实在在的速度，持续发展的速度。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避免瞎指挥、瞎呼隆的错误，保证在政治上、经济上不再乱折腾。第二，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在国民经济的调整中，一定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积累和消费的关系。第三，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完全必要的，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下去。这对于今后生产建设能不能较好较快地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四，在调整国民经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外资，善于利用外资，努力引进我们需要的先进技术。当然，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继续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李先念指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的新的伟大事业，我们知识很少，经验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决定于我们学习的好坏。

    12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善始善终地完成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全面复查“文化大革命”以来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纠正了一大批冤、假、错案。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中的案件，已复查24．1万余件，约占总数的83％，从中纠正了冤、假、错案13．13万余件，约占复查的54％。因反对林彪、“四人帮”和为邓小平受诬陷鸣不平而被判刑的案件，已复查结束，做了纠正。同时复查了普通刑事案件50．7万余件，纠正冤、假、错案3．58万余件，占已复查总数的7％。此外，各地法院从办理申诉案件中，还纠正了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冤、假、错案。但复查任务仍相当繁重。全国还约有4.6万余件反革命案件、50多万件普通刑事案件没有复查。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资料，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为4038．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比上年增长7．6％，其中，第一产业增长6．1％，第二产业增长8．2％，第三产业增长7．8％。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523．48亿元，比上年增长4．5％。全国财政收入为1146．38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81．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2％。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以上年为基期，下同)上升2．0％ 。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93．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1％，其中，出口136．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1％；进口156．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4．4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0．7％。社会商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下同)零售总额(按经济类型计算，下同)为1800亿元。比上年增长15．5％。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6．68元，指数(以1978年为100，下同)为106．6。由于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遏制1978年国民经济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造成国家财政出现135．41亿元的赤字。（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8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80年


      

    1月1日，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举行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80年代是十分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在这10年中取得显著的成就，以保证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要做到安定团结，就必须保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中带根本性的一条。

    1月4日至23日，全国物价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确定，1980年物价工作的方针和中心任务是：从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保持物价的基本稳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般不作变动，少数极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同时抓紧开展对物价改革的调整研究和试点工作。

    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教育部、国务院科技干部局最近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出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派出留学人员不仅是现阶段为解决“四化”建设急需高级科技和管理人才的矛盾，加快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方针。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确定本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是：(一)把工作重点进一步转移到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实现“四化”建设上来；(二)协助各级党委监督、保证《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作为党规党法，在全党贯彻执行；(三) 继续加强纪检机关的自身建设，吸收中青年优秀干部，建立健全纪检机构。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同级党委领导为主。有关请示报告随后获中共中央批准。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指出林彪、“四人帮”诬蔑谭震林同志为叛徒等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翻，彻底平反。

    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但多数与会代表表示还是要按现行的中央文件规定办，即“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1000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题为《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讲话再次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1月23日至2月13日，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就近年来话剧、电影剧本创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文艺创作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和探索。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到会作长篇讲话，就现时文艺创作中出现的某些思想倾向，如怎样看待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军队，怎样看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以及怎样看待社会中的阴暗面等问题作了阐述。他提出，衡量一部作品的社会效果，最重要的是看是否有利于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安定团结，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

    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央政法委员会在中央领导下，研究处理全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央决定：彭真、黄火青、江华、赵苍璧、程子华、魏文伯、武新宇、黄玉昆、刘复之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彭真任书记，刘复之任秘书长。

    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指出：早日编辑和出版党史，是全党的迫切需要，为此决定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组成。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

    2月1日，国务院下达《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指出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是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它不仅涉及财政收支结构、财权划分和财力分配的调整和改进，而且也涉及计划、基建、物资、企业、事业等管理体制的调整和改进。

    2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纪要》，肯定了各级党校恢复以来的成绩，强调为推进“四化”进程，必须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的宏大干部队伍。各级党校的任务是，定期轮训和培训干部，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各种业务知识重新武装干部，保证党在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上的统一，以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当年上半年，全国除北京外，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0个单位进行了县级直接选举试点。6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县级直接选举试点工作基本结束。下半年各地将普遍进行县级直接选举。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学位制度，是中国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一项重要立法。同年12月，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国的学位授予工作。主任委员：方毅，副主任委员：周扬、蒋南翔、武衡、钱三强。

    2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提出改革现行海关管理体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统一管理全国海关机构和人员编制及其业务。

    2月10日，中共中央召集在京党、政、军干部会议。李先念在会上作《关于当前经济问题》的报告，指出：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我们终于开始实现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战略转移，并及时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指导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明确了战略转移之后第一个战役的目标和任务。当前存在的困难是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人民生活的需要，基建规模过大，财政收入减少，涨价商品过多，经济管理水平低，等等。报告阐述了1980年、1981年经济工作各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和基本要求，强调了经济工作中必须坚持贯彻的方针和原则。3月15日，中央转发了李先念的报告。

    2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家经委确定今年要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对企业进行整顿，第一，调整好领导班子；第二，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度；第三，普遍实行厂内经济核算制；第四，开展全员培训工作；第五，改进奖励制度。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革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会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并且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选举(按姓氏笔画排名)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期间，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先后就建立书记处等问题讲话。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 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因为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四大”作为一个整体从未起过积极作用，取消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要求。

    为刘少奇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重要议题。2月29日，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3月14日，刘少奇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重新出版发行；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传达好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的通知》；5月17日，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邓小平致悼词。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1962年，康生指控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的反党文艺，并借此对给这本小说的创作提过意见、提供过材料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进行审查，将他们说成是“习仲勋反党集团”。《通知》 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组织部对这一历史遗留案件进行了复查，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纯属不实之词。强加给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的反党罪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对因此案受株连迫害的干部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免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杨得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总参谋部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月8日、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第一次和第五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书记处成员的分工。3月27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书记处全盘工作。

    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以藏族干部和藏族人民为主，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从西藏的实际情况出发，千方百计地医治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创伤，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科学水平，建设边疆，巩固边防，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5月22日至30日，胡耀邦、万里到西藏进行考察，同当地干部、群众共商建设西藏的大计。

    3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共12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这12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经验教训，是对党章的必不可少的具体补充，对发扬党内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3月15日至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25日至27日，科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周培源为全国科协主席。

    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他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3月20日，李立三、贾拓夫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追悼会由彭真主持。邓小平、胡耀邦参加追悼会，王震、薄一波分别致悼词。李立三、贾拓夫因受林彪、江青等人迫害，分别于1967年6月22日和1967年5月7日逝世。

    3月30日至4月24日，国务院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主要讨论编制长期计划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会议之前和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姚依林等谈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主要有：(一)降低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确定积累率以25％为好，适当提高消费基金的比重，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二)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两三年内控制在500亿元左右；(三)工业生产每年增长7—8％，如果有困难，5—6％也可以，主要是要求今后20年稳定增长，不走弯路；(四)经济结构要适当调整，使农业、轻工业发展得快一些，能源、交通、建筑业要加强；(五)在农村和城市的所有制问题上；要根据不同情况，搞得松动一些；(六)各项工作都要进行经济效果的比较，这要作为一条十分重要的方针；(七)要发挥优势，扬长避短，承认不平衡；(八)要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对外贸易，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等等。会后，根据这些意见，国家计委初步拟定了《制定长远规划的一些基本设想(汇报提纲)》。

    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银行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规定自外汇兑换券发行之日起，国内禁止外币的使用和流通。外汇兑换券于1994年1月1日起停止发行，1995年1月1日起停止流通 。

    4月2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人谈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建筑业和住宅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看，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过去我们很不重视建筑业，只把它看成是消费领域的问题。但是这种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也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认为建筑业是赔钱的。应该看到，建筑业是可以赚钱的，是可以为国家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的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建筑业发展起来，可以解决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可以多盖房，更好地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随着建筑业的发展，也就带动了建材工业的发展。在长期规划中必须把这个问题放在重要地位。邓小平还说：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一系列政策。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子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之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感到买房合算。不同地区的房子，租金应该有所不同。将来房租提高了，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这些政策要联系起来考虑。在谈到能源和交通问题时，邓小平说：长期规划第一位的问题是能源，把它规划好了，使它真正走在前面，就解决了长期规划一半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各项事业寸步难行。各国解决能源问题，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我们的侧重点，应该是煤的开发和利用。发展商品经济，交通必须走在前面。在谈到农业问题时，邓小平说：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农业问题，计划不要抠得太细，不一定要那么多投资，还是多从政策上考虑问题。最后，他说：总之，就是要从提高经济效果、增加人民收入方面考虑问题，要按这个精神搞长期规划，这是个最大的问题。

    同日，海关总署发言人就大陆与台湾通商中有关海关手续和征税的问题发表谈话，指出祖国大陆同台湾的贸易是地区间的物资交流。海关总署规定：对向台湾公、私企业直接购买的台湾商品，不征收进口税；对于大陆运往台湾的出口商品均免征出口税。

    4月8日至1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任命赵紫阳、万里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纪登奎、陈锡联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4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很多》一文，从四个方面回答了对包产到户的诘难：一、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是分田单干；二、包产到户是农户向生产队承包，实行联产计酬，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三、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决不是倒退；四、要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央文件的精神实质。文章强调：我们的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这种政策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根据这个精神，包产到户有利于充分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应当说不违反中央文件的精神。     

   

    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们坚持毛主席有关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不称霸，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反对霸权主义。

    4月15日，邓小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马拉。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看来国际上还要经历一些风浪，就我个人来说，看远一点，采取有效措施，80年代的危险可以渡过，不是不能渡过的。我们说争取20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这就需要联合努力，需要行动有力和有效，否则80年代的危险能不能渡过要打个问号。对我们中国来说，考虑问题历来不从中国自身利益一个角度考虑，而是从全球战略来提出问题，考虑问题的。当然，这个考虑是有利于中国的。这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环境来发展。我们太穷了，要改变面貌。

    4月17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率领的意共代表团。邓小平和贝林格早在15年前就见过面。会见时，邓小平说，15年是曲折的。你们有变化，我们也有变化。现在中意两党终于走到一起来了。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

    4月19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就是只有一个中国，现在这个基础受到了干扰。中国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是不满意的。这个法案最本质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决定》。《决定》指出：为了使出席党的十二大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有相当比例的年富力强的同志，使党的领导机构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繁重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集体领导的长期稳定性，中央决定，凡年事已高、丧失工作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党的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候选人。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4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各单位加强物价管理，坚决制止乱涨价和变相涨价的现象，指出稳定物价、活跃市场是当前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4月29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这个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

    5月5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邓小平在会见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5月8日、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并讨论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和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的说明。在讨论中，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现在的教育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全党、全国人民都要重视，力争在80年代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中国不提高教育水平，“四化”搞不成。第二，中国有10亿人口，经济不发达、不平衡，齐头并进提高教育水平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内，要下决心承认不平衡，要把重点抓好，把先进地区先搞上去。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可。高等教育结构也有改革的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要跟劳动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要进一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体制。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纪要》认为， 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改革经济体制的一种试验。其特点：一是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二是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三是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四是试办经济特区，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试办经济特区，必须采取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逐步实施。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特区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中央批示指出：一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5月18日至21日，我国向太平洋海域发射运载火箭获得圆满成功。

    5月20日，邓小平同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编制长期规划问题。在谈到生产资料应同生活资料一样，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从根本上改变物资管理办法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势在必行。方向是彻底改革，工作要分步走。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决定撤销1966年5月16日《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指出因罗瑞卿问题受株连的同志，也应予以平反。

    5月27日至6月1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政府总理第一次访问日本。

    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农村政策问题时，肯定了安徽省肥西县和风阳县的包产到户做法。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关键是发展生产力。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邓小平还向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了处理同兄弟党关系的原则。他说：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57年反有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49万余人，以后又陆续划了几批，共计55万余人。1959年到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报告》还就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章罗同盟”的复查等问题提出请示报告，拟对章伯均、罗隆基等5人维持原案，其余予以改正，并认为在组织上不存在“章罗同盟”。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给尚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并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对右派问题的复查结果表明，1957年确有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对这种思潮进行了批判，对这种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确实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处理得不适当。为了消除反右派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进行复查和改正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反右派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肯定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

    6月19日，邓小平会见西萨摩亚总理图普奥拉时说：80年代是我们进行建设的关键年代，也是国际形势十分动荡的年代。我们搞建设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要在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其他国际事务中尽我们的义务。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需要大家合作，不论国家大小，都有自己的责任，都能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在报刊和文件上被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说：对“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文件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予以平反。对这些同志历史功过是非的评价，均以中央或相应一级党委最后作出的复查结论、平反决定为准。

    6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全国基本建设工作会议汇报提纲》，指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浪费大，效果不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全党必须认识一致，如果犹豫不决，拖延时日，势必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

    7月8日，国务院颁发《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指出：走联合之路，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是调整好国民经济和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规定》的主要内容是：组织联合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不受行业、地区和所有制、隶属关系的限制，但不能随意改变联合各方的所有制、隶属关系和财务关系；要推进原料产地与加工地区的联合；各种经济联合体都必须保证国家税收和利润上交任务的完成；联合企业应由有关各方的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作为权力机构。

    7月15日，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关于放宽农业政策的指示》，允许在全省农村普遍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在60年代初期，包干到户就开始在贵州农村一些社队自发进行，群众称之为“包坨坨”。1978年3月起，关岭县顶云公社28个生产队中有16个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以《“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为题作了报道，由此引起了能否搞包干到户的争论。省委一度采取“纠偏”和禁止的措施，遭到许多地方和农民的抵制。1980年3月省委停止“纠偏”，6月在全省地、州、市委书记会上宣布允许因队制宜，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经营管理形式，7月15日正式下发文件。

    7月21日，新华社报道：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6600多个，占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数的16％，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左右，上半年一般都实现了增产增收。

    7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自即日开始陆续邀请科学家给中央领导同志讲课。第一课是由钱三强讲科学技术发展简史。整个课程内容包括农业、能源、资源、人口、环境保护、计算机、空间科技、数学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结论》指出，给黄克诚同志强加的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均属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7月28日至8月7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尽快把内蒙古自治区经济搞活的问题。根据自治区的实际，会议研究制定了放宽所有制方面的政策，确定：“总的原则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生产经营方式并存、保护竞争，互相促进”，“国家、集体、个人适合谁干，就让谁干，谁干有利，就让谁干。这里唯一的标准，就是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会议明确提出，要允许“包产到户”、“包产到劳”和“口粮田”等一切可以增产的生产责任制长期并存。凡是群众要求搞责任制的都应该支持，而不应该“顶牛”，也不搞“一刀切”。

    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方针，在执行中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仍有一些过于突出个人，不够实事求是，特别是许多纪念方法严重地流于形式，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扫清封建主义遗毒。为此，中央作出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出版个人传记或个人文集应比较慎重，对于重要人物或重要历史问题的宣传，报刊或出版社应注意遵照中央有关指示；报纸上要少宣传领导人个人的没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和讲话；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一般高级干部丧事的办理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多年来，由于压制乃至取消个体经济，加上在劳动制度上对所有城镇劳动力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办法，造成年年有大批需要就业的人等着国家分配。会议提出：必须逐步做到允许城镇劳动力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打破由国家全包的老框框，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大力扶持兴办各种类型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合作社；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

    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在对外活动中送礼、受扎的决定》。

    同日，新华社报道：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经全部得到改正。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三)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一)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二)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三)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在回答毛泽东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区别问题时，邓小平说：毛主席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以致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当谈到周恩来时，邓小平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时说：我们对里根先生最近一个时期发表的一些政见和共和党的执政纲领感到不安。不管你们哪个党执政，都涉及到中美关系是停滞、前进还是后退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历来阐述的观点是，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他问题不能代替。邓小平请布什向里根转达中国政府的四点正式立场：(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后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二)不管美国1980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政策都将把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的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对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这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四)如果以为中国有求于美国，以致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和里根先生发表 的有关言论成为美国政府的政策付诸实行，中国也只好吞下，别无选择，那完全是妄想。这不只是对共和党执政而言，即使民主党这样搞，也一样。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把话说清楚，把这几点写成文字交给你，请转告里根先生。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制造的“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   

    8月28日至9月12日，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人民政协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重要组织，也是我们政治体制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行互相监督的重要形式。邓小平还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作出积极的贡献。大会决定：增补何长工、萧克、程子华、杨秀峰、沙千里、包尔汉、周培源、钱昌照8人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韦国清、彭冲、赵紫阳、宋任穷、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不再兼任政协副主席。大会通过了关于修改政协章程的决议和章程修改委员会名单。

    8月30日至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讲话，姚依林作《关于1980、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报告》，财政部长王丙乾作《关于1979年国家决算、1980年国家预算草案和1981年国家概算的报告》。姚依林在报告中指出：国民经济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中取得了新的进展。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市场调节，国家计划要搞好综合平衡，有一部分指标是指令性的，这类指标将逐步减少；有一部分指标是指导性的和预测性的，国家通过经济政策、经济法令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对企业的生产和发展方向进行引导，以发挥企业的主动性，这类指标将逐步增加。大会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大会通过了《国籍法》、《婚姻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9月2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批准从下年起把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工作，在国营工业企业中全面推开。《报告》说：一年来，全国已有6600多个企业实行了扩大自主权的试点，约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的16％左右，其产值和利润分别占60％和70％，对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发展起了明显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产品的分配调拨计划完成得不好；有的企业为扩大自销压低生产指标；盲目建设、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的现象有所发展等等。《报告》提出，要改进现行的利润留成办法；积极进行企业独立核算、国家征税、自负盈亏的试点；使企业在人财物、产供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中央印发这次会议的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纪要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稳定。这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在这次座谈会上还印发了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其中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薛暮桥代表国务院体改办作了说明，指出这种认识是对30年来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的挑战，“究竟对不对，应当广泛讨论，如果对，这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新发展”。会上没有展开讨论作出决定，《意见》只是作为草案供大家进一步研究。这是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三中全会以来的宣传工作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指出，三中全会以来，宣传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是我党历史上宣传工作做得较好的时期之一。但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绝不可低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仍广泛存在，整个思想战线仍面临着繁重而紧迫的任务。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并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应全部复查，对其中冤杀、错杀的案件，要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纠正 。

    9月23日至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9月28日，形成《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第50号)，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中央要求广东充分利用和发挥本地优势，尽快把广东的经济搞活，闯出一条道路，使广东成为我国对外联系的枢纽。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办理。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强调：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相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中央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这一号召，并且积极负责地、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9月26日至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公开进行审判。准备审判10名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蚊。特别法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纠正。同年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予以平反撤销，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了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在1980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上的平反的基础上，经过调查研究，又做了新的澄清和说明，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

    10月1日，中国首次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合年会，中国财政部长、世界银行的中国理事王丙乾在会上发言。

    10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中等教育应当实行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并举，国家办学与业务部门、厂矿企业、人民公社办学并举的方针，改变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的状况。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并随通知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4000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这次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中央的批语指出：根据确凿证据，查明康生、谢富治两人，政治品质表现恶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直接参预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中央决定，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10月17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随着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和市场调节作用的发挥，竞争逐步开展起来，在我国经济生活中显示出它的活力，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当逐步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积极地开展竞争，保护竞争的顺利进行。《规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和提倡各种经济成分之间、各个企业之间，开展竞争；广开商品流通渠道，为竞争开辟场所；打破地区封锁和部门分割，鼓励革新技术和创造发明，重要技术成果要实行有偿转让；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

    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复查报告》指出：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文化大革命”中把瞿秋白同志诬蔑为“叛徒”，是完全错误的，应当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以利于肃清个人迷信。

    10月23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印发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审查并纠正了过去对杨尚昆所作的错误结论，但有些问题，如“私录毛主席谈话”等尚未彻底澄清。这次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报告》指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强加给原中央办公厅和杨尚昆等同志的一切罪名，包括所谓“私录毛主席谈话”，全属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1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批准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给武汉大学原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平反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党校召开大会，宣读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的中央党校党委的决定，为杨献珍彻底平反。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9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在同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和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的过程中，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和军队系统，都有许多同志提出，华国锋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要求中央调整他的工作。在这次政治局连续会议的第一次会上，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的请求，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和解释。其他同志在发言中对华国锋在过去4年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他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意见，主要是：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中是有功劳的，但不应把功劳只归于个人；他提出并长时间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实际是要把毛泽东晚年“左”的一套继续照搬下去；他在十一大前后提出了一系列基本上还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口号，从来没有主动地提出过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创议，对解放大批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的态度，明显地违背了党内大多数同志的愿望；他热心于制造和接受新的个人迷信；他对前两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和损失，也负有重要责任。华国锋在过去四年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对军委主席不能胜任。鉴于上述情况，中央政治局认为华国锋继续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但希望六中全会继续选举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这次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1981年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的通知》，决定将有关情况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和阐述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搞好党风问题作了讲话。

    11月15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和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经济形势，调整1981年计划。会议指出：当前经济形势是好的，但是有潜在的危险。一是财政出现大量赤字，二是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出国家经济的可能。必须下决心狠抓调整，关键是压缩基本建设，适当控制消费，搞好关停并转，根本改变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为今后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今后国民经济的发展，不能再走那种“高速度、高积累、低效率、低消费”的老路，而要走另一条速度不那么高，但国民收入、社会财富增加比较多的路子。会议期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在讲话中主要谈了调整问题，强调1981年基本建设要退够，为克服困难必须集中，财政要没有赤字，银行不增发票子。会议根据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精神，对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了调整，主要是将工农业总产值的指标由6955亿元减为6800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3．7％；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建设投资由550亿元减为300亿元，其中国家预算内投资由242亿元减为170亿元。

    11月1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等单位《关于实行基本建设拨款改贷款的报告》，决定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的投资，除尽量利用自有资金外，一律改为银行贷款。

    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7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7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5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各地应认真总结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进一步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领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任何先进技术经验或经营管理经验都必须同当地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重视经济效果，在农民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经过试验逐步推广。要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培养劳动模范、培养工农干部，有一套完整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不要让他们担任不能胜任的领导职务。山西省委在《检查报告》中分析，大寨和昔阳县“左”的错误的主要内容及其危害是：人为制造阶级斗争，使相当多的干部群众遭到迫害；搞“穷过渡”，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扼杀了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全面发展；不断地鼓吹平均主义，破坏按劳分配。

    11月24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里略时指出：党与党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关系，不应该是“父子”关系。任何人都不应当把自己的观点和革命经验作为“模式”强加于人。双方对两党关系的恢复表示高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一)教育事业在“四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过去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小生产观念的束缚，教育长期被忽视，与经济的比例不相适应，使我国长期处于文化落后、人才缺乏的状态。(二) 在80年代，全国应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进而普及初中教育。(三)普及小学教育，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以国家办学为主体，调动社队集体和厂矿企业等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四)应当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建设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五)必须切实改革普通教育和领导管理体制，大力加强对这一事业的领导。  

    1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物价、整顿议价的通知》，制止迄至当时的一段时期市场上比较严重的随意提价、变相涨价、哄抬议价的现象，以稳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12月9日，国务院批转《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并在批示中指出：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是好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执行。

    12月10日，《人民日报》据《福建日报》报道：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厦门经济特区。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16日，陈云在讲话中就利用外资引进新技术、经济形势、经济体制改革、按经济规律办事和必要的国家干预、商品价格、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14点意见，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存在的或需要注意的问题。他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我们老干部必须担负起挑选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责任。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1981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的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

    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一卷选集收入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共60篇。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517．8亿元，比上年增长7．8％，其中，第一产业下降1．5％，第二产业增长13．6％，第三产业增长5．9％。全国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8．89亿元，比上年增长6．8％。全国财政收入为1159．93亿元，比上年增长1．2％；财政支出为1228．83亿元，比上年下降4．1％。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6．0％。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38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其中，出口181．2亿美元，进口200．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2．7％和27．8％。全年实际利用外资6.1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140亿元，比上年增长18．9％。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62元，指数为113．2。国民经济稳步发展，较好地完成了国家计划，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物价有所上涨，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8

1月1日，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的社论。随后，又相继发表题为《政治安定是经济调整的保证》(1月17日)、《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1月19日)的社论，进一步论述了实现经济调整任务所必需的政治条件。

    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阐述中国政府关于发展中美关系的正式的原则立场，批评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中美关系后退的观点，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邓小平以荷兰一公司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一事为例，指出：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邓小平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他说，这个问题是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焦点。

    同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江截流戗堤胜利合龙。这是我国水利水电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电热烈祝贺这一成就。

    1月14日至2月1日，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学习和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加强政治工作，进一步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2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会讲话，论述了当前形势、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人们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     

    1月16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决定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

    1月19日，由于荷兰政府坚持为台湾建造潜艇，严重损害了我国主权，我国外交部照会荷兰驻华大使，要求把两国外交关系由大使级降为代办处级，并建议双方就两国外交关系降格问题举行谈判。2月27日，我国外交部再次发出照会，宣布召回中国驻荷兰大使，同时要求荷兰政府也召回其驻中国的大使。5月5日，我国外交部再次照会荷兰驻华大使馆，我国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荷兰王国大使馆降为代办处，并期待荷兰王国政府也采取同样措施。由此中荷两国的外交关系退回到1972年之前的水平。

    1月2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平衡财政收支、严格财政管理的决定》，《决定》指出：最近一个时期，国家财政连续发生赤字，银行增发了不少票子，市场物价上涨。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牵动全局，影响安定团结。为了确保1981年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必须对财力的分配和使用采取集中统一的原则，严格财政管理和财经纪律，力求迅速由被动转为主动，实现经济的稳定。

    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针对几年来在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缺点，要求报刊、新闻、广播、电视必须严格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对于各种怀疑、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解释、阐述进行教育。对于公开抵制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和行动，要分别情况，在适当场合、用适当方式进行坚决严肃的、说理的斗争。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不能放任、容忍，更不允许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加以散布、而必须进行有力的批驳。

    2月9日，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己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大型高通量原子反应堆最近在西南建成。通过高功率运行考验，证明反应堆设计是成功的，达到了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

    2月9日至16日，由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邀请来中国访问，正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与法国社会党之间的友好关系。法国社会党是法国的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曾积极促进法国政府与我国建交。

    2月14日，邓小平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作序。这本文集，收入邓小平1956年到1979年的部分讲话，内容涉及政治、科学、教育、文艺等几个方面。邓小平在为文集所作的序言中说：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世界历史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激烈的动荡中发展，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自己的很不寻常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第一篇讲话，即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发表的时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以其蓬勃的生机和造成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巨大成就，为世界人士所瞩目。6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人民遭到了一场巨大的浩劫。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从1976年10月，特别是中国共产党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本文集里的大部分讲话都属于这一时期。我想，这本小小的文集可能为各国对中国的情况、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以及我们几十年来的历史感到兴趣的人，从某些侧面提供一些材料。这就是我同意出版这本文集的原因。邓小平在序言中还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样的话：“国际主义者的共产党员，是否可以同时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呢?我们认为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我深深地相信，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2月2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指出：我国环境的污染和自然资源、生态平衡的破坏已相当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妨碍生产建设，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必须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积极的态度，千方百计把这项工作抓紧抓好。

    2月24日至3月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来。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确保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方针的顺利执行。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

    2月26日至3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经委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联合召开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着重讨论了在调整时期继续搞好工业企业改组和联合，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巩固提高工作，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以及县(市)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4月1日，国务院批转《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汇报提纲》，并发出通知。

    3月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5月30日至31日，国家计生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明确国家计生委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和法令，协同国家计划委员会编制国家人口发展的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协助有关部门搞好宣传教育，培训干部，落实节育措施、科学研究和药具生产供应等工作。

    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邓子恢对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些重要问题所提出的意见，大都是正确的。过去党内对他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

    3月18日，邓小平在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是急了一些。“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10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3月26日，邓小平在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说，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邓小平提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4月7日，邓小平在同《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时又提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

    3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折”，“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   

    同日，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沈雁冰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沈雁冰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参加了党的早期筹备工作。1928年他同党失去组织上的关系。根据沈雁冰生前的请求，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国家农委《关于积极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只有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尊重客观规律，真正信任和依靠亿万农民，精耕细作，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和开发各种资源，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才能保证我国农业建设的正常进行。通知强调搞好多种经营是发展商品经济的关键环节。并指出：改善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办法，调整农业内部的生产结构，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都是我国经济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都是摆在全党面前的新课题。

    4月3日至16日，全国基本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贯彻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继续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的问题。

    4月10日，《解放军报》发表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以详尽的历史事实说明：邓小平所说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公正的科学的论断。他指出：毛泽东在晚年有缺点，有错误，甚至有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我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毛主席。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10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黄克诚指出，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革命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我们都感到她对于我们更亲切，更行之有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斗争中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并以此团结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我们不能毁掉自己的信仰。

    同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等单位提出的《关于组织城镇职工、居民建造住宅和国家向私人出售住宅经验交流会情况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城镇居民住宅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除发挥国家、地方、企业积极性外，还必须调动个人建造和购买住宅的积极因素。望各地区加强领导，因地制宜地推广组织城镇私人建造、购买住宅的经验。”

    4月15日至25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组织1981年工业交通生产的指导思想，是要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在调整和改革中，走出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使我国工业逐步由重型结构转到轻型结构；由“小而全”、“大而全”转向专业化协作和经济合理的社会化大生产；从消耗高、质量低、效果差转向产品适销对路、讲求经济效益。工交企业也要像农村搞联产责任制那样实行经济责任制。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转发国家科委党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提出：科学技术要走在生产建设前面。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科技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为使科学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现行体制需要逐步加以改革。

    4月18日，邓小平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的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5月4日，国务院作出《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指出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

    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级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起草重要文件，不要一切由秘书代劳的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指示》说：如果不这样做，领导干部对自己所领导的主要工作就不能担负政治责任。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5月8日，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文中提出：从现在起，就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工作岗位上锻炼，老干部对他们实行传帮带，使大量的中青年干部成为我们各级党政工作强大的后备力量，做到随时可以从中挑选领导干部。7月2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双手拥护。”

    5月11日至20日，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举行。学部委员大会由这次起改为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大会选举产生科学院主席团，在主席团成员中推选院长、副院长。主席团成员、院长、副院长都有一定的任期。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体制的重大改革。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情况作说明。他说，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5月中旬，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政法委员会召开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会议指出，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必须各级党委来抓，全党动手，实行全面“综合治理”，首要的任务是搞好党风，并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加强工作，才能克服社会上的歪风邪气，大大减少犯罪现象，建设良好的社会秩序。6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纪要和彭真、彭冲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5月21日至23日，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有关方面的人士同欧洲、日本、北美三边委员会成员会晤。这次会晤，是根据三边委员会的倡议，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举行的，是三边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首次同中国方面来往。23日，邓小平在会见三边委员会成员时指出，这种会晤是相互了解，相互合作的一种新形式。

    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逝世，终年88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讣告中称宋庆龄是我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15日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于5月16日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6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关于当前对外经济贸易如何为国民经济调整服务的报告》，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现行的对外经济贸易管理体制很不适应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必须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中国现行的价格、税收、信贷办法，凡不利于奖出限入的，要逐步加以改革。

    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再次论述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稿。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和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

    《决议》认为：建国以来32年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出了判断，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10年之久的直接原因和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指出，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决议》认为， 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全面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决议》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甚至不愿意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决议》认为，必须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还初步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逐步确立的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十个主要点。

    鉴于粉碎“四人帮”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组成，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胡耀邦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中国共产党60年的历史，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经过反复实践而愈益结合的历史，是党内正确纠正错误、光明面战胜阴暗面的历史。60年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完成新时期的宏伟任务，我们要以高度的自觉，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政治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一致、组织上更加巩固的，能够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胡耀邦从六个方面论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问题：一、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奋不顾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要善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三、要进一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组织纪律；四、要善于经常清除自己身上的灰尘，在执政条件下永葆革命青春；五、要把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六、要永远坚持国际主义，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

    7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陈云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他要求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

    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明确制定了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经营项目、范围、国家鼓励支持的各种政策，经营者依法经营须遵守的各项政策及享有的权利等共12条内容。《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7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三年级学员张华为抢救掏粪老农光荣献身，年仅24岁。7月18日，第四军医大学集会表彰张华，校党委批准他为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追记一等功。张华的事迹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同年10月28日，叶剑英为《张华烈士专集》题名《新一代理想之歌》。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张华“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教育部、总后勤部分别发出通知和作出决定，号召在高等学校学生中和全军后勤战线开展向张华学习的活动。

    7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国家经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并发出通知。《条例》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一种基本形式，是职工群众参加决策和管理、监督干部的权力机构。《通知》指出：推广和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制，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企业党委要积极领导和支持职工当家作主，保障职工代表大会行使规定的权力。

    7月15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商品流通中不正之风的通知》，指出：当前在商品流通领域存在着给所谓中间人以及业务人员、采购人员、推销人员的名目繁多的“回扣”的不正之风，这实际上是一种行贿受贿、损公肥私的行为，必须采取措施，坚决制止。《通知》明确规定，一切社会主义的企事业单位、经济单位之间的购销活动，一律禁止提取回扣。

    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思想战线方面的问题。在肯定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有显著成绩的同时，邓小平严肃指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等错误倾向，我们不能再搞反右派运动那样的政治运动，但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邓小平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意义，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8月3日至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思想战线座谈会，传达讨论邓小平的重要谈话，研究加强党对思想、文艺战线领导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指出，邓小平谈话的基本点和核心是一句话：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处于软弱的状态，必须改变这种状态。

    7月20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通告，要求各级纪委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杜绝“关系户”不正之风。通告指出，为了私利相互“拉关系”、建立“关系户”的歪风邪气，在大多数情况下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行为，对于党组织、国家机关和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要坚决向“关系户”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7月31日，国务院批准国家体改办《关于湖北省沙市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报告》。沙市是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

    7月下旬，国家经委召开企业整顿座谈会，提出“有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风端正，团结战斗，精干有力，年富力强的领导班子”等整顿企业的6条标准，并指出当前企业整顿要以推行经济责任制作为突破口，打破企业与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两个平均主义。10月28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关于加强领导抓好企业整顿工作的意见》，批准了整顿企业的6条标准，要求各工业部门根据这6项标准，制订本行业整顿企业的具体要求。

    8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召开的东南沿海三省打击走私工作会议纪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语指出，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以后，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各级领导干部对此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走私、贩私活动进行坚决打击，绝不允许以任何理由容忍、姑息。对一切支持、包庇走私贩私活动的不法分子，都要进行坚决斗争，严肃处理。

    8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关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重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把它放在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上，认真抓好，切实解决在这方面存在着的各种有可能解决的困难问题，引导人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走上更加丰富、更加健康的轨道。

    8月22日至9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会议认为：工交战线实行经济责任制，是适合我国当前生产水平、管理水平和广大群众觉悟程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它对于克服长期以来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病，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正起着积极作用。10月29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不仅要和利润挂钩，而且要和产量、质量、品种、成本等挂起钩来。这就要求企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等方面建立健全明确而又具体的岗位责任制，实行全面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实现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全面完成国家计划。11月16日，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实行工业生产经济责任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肯定工业生产推行经济责任制的方向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同时指出，工业的情况比农业复杂得多，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总结经验，并加强宏观指导和必要的监督，使工业生产责任制不断完善。

    8月26日，邓小平会见台湾、香港知名人士傅朝枢，进一步阐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邓小平指出：台湾不搞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变，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外国资本不动，甚至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我们要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也不能排除在某种情况下被迫使用武力。即使使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现状也可以不变。它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一个区，还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岸实现“三通”没有先决条件。“三通”就是说先来往，增加彼此了解，增加人民之间的了解，这是促进谈判的一种方式。所有国际朋友如果是真心要促进中国统一的，我们欢迎，归根到底，中国的统一这件事要台湾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决定。首先希望两岸的领导人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来做这件好事，这在历史上是要大书特书的。希望台湾的一些领导人把眼界放宽一点，放远一点。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地位，祖国的统一富强，国家的希望，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什么谈判啊、“三通”啊，都谈不上。

    9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的《关于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总结报告》。《报告》说：全国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经过1979年下半年和1980年上半年两次试点，于1980年下半年全面铺开；到1981年8月，在全国2756个县级单位中，已有2368个单位完成了选举工作。

    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空军部队在华北某地举行一次现代化条件下的军事演习。19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检阅演习部队时指出，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9月25日，鲁迅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在大会上讲话，高度评价鲁迅为中国人民建树的不朽功勋，特别赞扬了鲁迅的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以及他所倡导的“文艺必须有批评”的观点，认为要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十分必要的。

    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就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九条方针政策：(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邓小平在1984年12月19日与外宾谈话时说，叶剑英这九条声明，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10月4日至21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讨论起草放宽农业政策的文件。中央书记处于12日接见与会代表。胡耀邦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责任制用了“包”字本身，就说明了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我国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文件草稿由与会代表带回各地征求意见。

    10月9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大会。胡耀邦在大会讲话中指出，在目前时期我们的内外任务，概括起来有三件大事：实现“四化”建设、保卫世界和平、完成统一大业。要求尽快结束台湾同祖国大陆分离的状态，已成为日益高涨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台湾问题，纯属我国内政。这个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胡耀邦呼吁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并以共产党负责人的身分，邀请蒋经国先生和台湾其他各界人士来大陆看一看。他说，我们如果能够互相谅解，互相尊重，长期合作，风雨同舟，使我数千年文明古国真正昂首阔步于世界，中山先生必当含笑于九泉。

    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规定》，肯定了1980年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指出，今后要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要不断地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一段时期内，逐步形成一套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劳动就业制度。

    10月22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墨西哥坎昆举行的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上发言，提出关于国际合作的五项原则：第一，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以及实行集体自力更生的一切努力。第二，按照公平合理和平等互利的原则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一根本目标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当前的紧迫问题，正确地、密切地结合起来。第四，发展中国家有权采取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不应该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改革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前提。第五，积极推动旨在改善发展中国家经济地位的南北谈判，以利于发展世界经济和维护世界和平。会议结束后，赵紫阳对墨西哥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1月29日至12月14日，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11月30日至12月13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赵紫阳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这次进一步的调整，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发展过程是健康的，取得的成果是显著的。但是也要看到，国民经济中潜在的危险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国务院认为，有必要从今年起再用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样才能真正站稳脚跟，打好基础，更好地前进。围绕提高经济效益，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报告提出10条方针：一、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快农业的发展；二、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三、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四、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五、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六、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八、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九、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十、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

    12月3日，全国第一个生产彩色显像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陕西显像管厂，经国家验收批准，正式投产。按照设计，该厂可年产14英寸和22英寸的彩色显像管96万只。它的建成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配套生产彩色电视机的历史。

    12月1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提出了1982年的奋斗目标：第一，要两手抓，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方面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第二，在经济上要努力争取一个扎扎实实、没有“水分”的一定的发展速度，提高经济效益。第三，努力争取社会治安、社会风尚和党风有一个好转。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860．3亿元，比上年增长5．2％，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7．0％、1．9％和10.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61．01亿元，比上年增长5.5%，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442．91亿元，比上年下降20．8％。全国财政收入1179．79亿元，比上年增长1．4％；财政支出1138．41亿元，比上年下降7.5％ 。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2．4％。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44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 ．4％，其中，出口220．1亿美元，进口220．2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1．5％和9．9％。实际利用外资7．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7．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350亿元，比上年增长9．8％。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72元，指数为111．9。国民经济在稳定中向前发展，基本上实现了“两平一稳”(财政收支、信贷收支基本平衡，市场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趋于合理，人民生活继续有所改善。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能源供应紧张；工业生产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3:59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82年


      

    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纪要》指出 ：目前，全国农村已有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各级党的领导应向干部和群众说明，我国农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长期不变的，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也是长期不变的。中央同意《纪要》的基本内容，指出：实践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农村经济近几年的变化、发展是令人鼓舞的。

    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要求从1982年起，用两三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所有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的整顿工作，包括整顿领导班子、职工队伍、管理制度、劳动纪律、财经纪律、党的作风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等，通过全面整顿，逐步地建设起一种又有民主，又有集中的领导体制，一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和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     

    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营工厂厂长工作暂行条例》，共七章二十八条。其中规定：厂长对工厂生产经营活动行使统一指挥权，对工厂的人员、资金、物资有调度处置权；厂长要自觉接受和维护企业党委的领导，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定期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工作；对厂长的奖惩，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机关批准，等等。4月10日，国务院发布《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1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刘少奇选集》上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这一卷选集收入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讲话、文章、书信和电报共38篇。

    1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对一些干部走私贩私，贪污受贿，把大量国家财产窃为已有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紧急措施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出，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中央书记处于同日上午召开会议，决定派数名中央部门的领导人立即去广东、福建、浙江、云南等省，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活动。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认真总结经验，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促进对外经济活动健康发展，继续试办好经济特区。会议指出，我们只有旗帜鲜明地坚决严肃地开展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的斗争，才能正确地健全地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这不但是广东、福建两省的问题，全国各地和各个部门都毫不例外。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次会议的纪要。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一些相关条款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改。

    1月11—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还可能要亡党亡国。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他还说，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19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的讲话印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工作逐步展开。

    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党动手，认真落实“综合治理 ”的方针，务使社会风气、社会治安在年内有明显的好转。同时要求各级政法部门继续克服“左”的思想影响，防止右的偏差，根据新情况，改革不合理的体制、规章制度，探索新路子，解决新问题。

    1月14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发表意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当前，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措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国际情况的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路子，做好吸收外资，正确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劳务合作，把国内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等工作。

    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座谈会纪要》，并发出通知。沿海九省、市、自治区座谈会提出：沿海地区要在内外统筹安排的原则下，努力增加出口比重；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大胆利用外资；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经济贸易管理体制，为全国提供经验。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正确处理沿海和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在新形势下，要发挥沿海地区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

    同日，经国务院批准，国产机械手表、黑白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和弹力呢等纯涤纶织物四类商品开始陆续降低零售价格。

    1月25日，陈云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民的生活要提高，但国家只有那么多钱，这里摆多少，那里摆多少，都要有一个计划。从全局看，第一是吃饭，第二要建设。吃光用光，国家没有希望。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生产建设，国家才有希望。搞建设，真正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搞下去就快，急于求成反而慢，这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指出：近几年，要求出国出 境的知识分子日益增多，不少人去而不归，这个情况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由于过去“左”的错误影响没有彻底肃清，至今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领导对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因此要进一步消除党内和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偏见，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通知》要求：在6月底以前，由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对知识分子工作认真检查一次。各级党委要切实研究制定改进措施，力争在短期内做出成绩。

    2月12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中，统一战线仍然是我党的一大法宝。要继续肃清“左”的影响，防止和克服关门主义、包揽一切的错误倾向，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新时期的各项任务而共同奋斗。

    2月17日，据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指示，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说：“五讲四美”活动是目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国家干部一定要在这个活动中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使党风和干部作风有一个显著的转变。《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指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改革，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

    2月20日至3月4日，国务院在天津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主要讨论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会议决定采取有力措施，打破地区、部门之间的经济封锁，提倡各地区在产品质量、价格、花色品种等方面开展竞赛。会议指出：把经济工作转移到提高经济效益的轨道上来，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是经济战线广大干部、职工面临的新课题。并提出要尽快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搞出来，使改革有个长远的打算。

    2月25日，邓小平会见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时说：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些不良的影响也会随之而来，问题是要消除这些影响。在这方面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要提倡精神文明，每个人都要有爱国主义精神，有民族自尊心，这与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密切相关的。

    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按此方案，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将由既有的98个，裁减、合并为52个，工作人员编制约为三万二千人，比当时的四万九干人减少三分之一左右。会议决定：国务院设国务委员若干人，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会议还通过决议，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并给予政治权利。

    3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文件指出：解放以后，经过社会经济制度的深刻改造和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我国宗教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宗教问题上的矛盾已经主要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直要贯彻执行到将来宗教自然消亡的时候为止的政策。

    4月6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邓小平在会见时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参加，可以作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希思说：这个问题条约里写得很清楚。邓小平指出：新界的租借，香港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

    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向全国公布。《决定》尖锐地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已经和正在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损害我们党、政府、军队的肌体和国家的信誉。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进行反对腐化变质的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这场斗争必然是长期的、持久的。坚持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同坚决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并行不悖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忽视、放松和不敢进行这场斗争，也决不能因为进行这场斗争而对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政策发生动摇。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一定要正确掌握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坚决不搞群众运动。根据《决定》的精神，5月31日，万里在中纪委召开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讲话，要求各单位把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认真开展起来。中纪委派出154名司局级以上干部分赴各地，充实、加强办案力量，直接参与大案要案的调查处理工作。到年底，全国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16．4万多件，已结案8．6万多件，依法判刑的近3万人，追缴赃款赃物(赃物折合成赃款)计3．2亿多元。

    4月22日至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彭真受叶剑英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指出：1975年和1978年的两部宪法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都很不完善。在1978年底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1978年的宪法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情况的需要，因此作了较大的修改。会议决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付全国各族人民讨论。会议还通过《关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决议》，决定将原有的52个部委再缩减为41个；万里、姚依林继续任国务院副总理；任命余秋里等10人为国务委员；还任命了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5月15日，新华社报道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机构改革进展情况，并公布了部分中共中央直属单位的负责人名单。

    5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发挥先进人物作用推动学赶先进活动的报告》。

    5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

    5月6日、7日，打破部门和地区界限，按行业实行联合和改组的专业公司——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相继成立。薄一波分别在成立大会上讲话指出，这是我国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用经济组织替代行政机构进行经营管理的一个重大突破。

    5月28日，中共中央转发“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并发出通知指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极其重要的特征。“五讲四美”活动，以及“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学雷锋，义务劳动，军队的“四有、三讲、两不怕”等，都是我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创造的具体方法和形式，要充分肯定，不断充实和提高。这些活动本身也要逐步做到经常化、制度化，长期坚持下去。

    5月31日至6月5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赵紫阳提出了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一、根据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两国之间现存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上，积极发展两国的经济关系；二、中日经济关系应该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从各自的需要和可能出发，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不断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三、发展这种经济关系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愿望，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不受国际风浪的影响。

    6月7日，胡耀邦会见荷兰共产党主席胡克斯特拉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原则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刘庄大队党支部带领群众集体致富的调查材料。刘庄大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着重进行了两项改革，一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二是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广开生产门路，冲破了单一经营的框框，经济发展很快，总产值三年翻了一番。

    6月底,据统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经过精简机构，国务院所属部委、直属机构和办公机构，由100个裁并为60个，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三分之一左右。仅据38个部委统计，正副部长、主任共减少6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32％，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58岁。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局级机构减少11％，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17．3％，各部委的正副职减少15．7％。在新的领导班子中，新选拔的中青年干部占16％，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领导班子老化的现象得到初步改善。

    7月1日，陈云看过两份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但工资收入低的材料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写信提出：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的决心，在今明两年内着手解决，不能再按部就班地搞。应该向人民讲清楚，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不一样，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资收入上高一些，这是合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长远利益的。不这样做，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上去，生产力也不可能上去。

    7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讲体制改革问题时强调：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

    7月10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会议强调，新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加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和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从实际出发，加速制定一些新的法规，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法律适时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彭真在会上作总结讲话时指出：当前政法工作的突出任务是要坚决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

    7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致函蒋经国先生，希望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依时顺势，与共产党谈判。共商祖国统一大业。廖承志在信中说：三年来，我党一再倡议贵我两党举行谈判，同捐前嫌，共竞祖国统一大业。唯弟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余期期以为不可。世交涤情，于公于私，理当进言，敬希诠察。“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国共两度合作，均对国家民族作出巨大贡献。”这封信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六五”计划和长期规划问题时指出：集中使用资金势在必行。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苏联在这方面也没有解决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决心要下，明年就要开始。现在资金太散。我们历来解决困难，最后落实到集中统一。要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邓小平在谈到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时指出：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起来。说缺乏经验，只有使用他，才能使他积累经验。体制改革，中心应当抓住两条：一条是建立起管理体制、责任制，制定出规章制度、定额等等；第二条是解决好领导班子，选出“明白人”组成领导班子。这一条可能比第一条更重要。没有“明白人”出来当家，一个单位搞不出什么成绩出来。现在是应该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的时候了。衡量一个单位改革是否见效，不仅看它定了什么规章制度，更重要的是看它选的人好不好，这是问题的核心，20年规划能否实现，关键就在这里。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长远规划搞好的关键，是前10年为后10年做好准备。

    7月29日，邓小平召集胡乔木、廖承志、姬鹏飞、黄华、邓力群，就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改为“进入”，篡改侵华历史的问题进行研究。邓小平指出：在我们宣传报道中要发消息、登文章，批驳他们篡改侵华历史这件事以及他们的观点。在文章中，要点出这是少数军国主义分子企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种活动，是为了将来稿扩张所做的舆论准备。我们的史学界应当写些文章，法学界包括国际法专家也要写。可根据国际法和二次大战后审判法西斯罪犯的情况，证明日本确实是侵华的，篡改侵华史是违反历史和国际法的。我们所写的文章都要针对他们所说的所谓修改教科书、篡改侵华史是什么“内政”，“别国不得干涉”，围绕这一点进行批驳。所谓“内政”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把过去的活动说成不是侵略。要把他们的这个观点驳倒。要及时报道、转载日本各界包括教育界发表的不赞成日本文部省以及军国主义分子篡改历史的谈话、文章。今年八·一五，《人民日报》要写纪念社论。强调中日友好及其历史渊源，中间要有日本侵华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历史中，只有一段短暂时间不愉快。问题是对这段历史要有个正确的认识和对待，不能也不允许进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两国关系才能按正常轨道前进，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

    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陈云也在会上作题为《干部队伍的交接班问题是党的一件大事》的重要讲话。

    8月6日，中共十一届七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讨论并通过分别给刘伯承、蔡畅的致敬信，在他们因年高久病，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之际，以全会的名义表达全党同志对他们的亲切问候和崇高敬意。全会决定，9月1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就分步骤直到最后彻底解决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和建交公报关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非常重视与中国的关系，并重申：它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干涉中国的内政，也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这个公报是继1972年两国政府发表上海公报和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公报之”后，第三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公报。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声明。

    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

    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因“内奸”问题被逮捕关押受审查；后来又被定罪判刑，开除党籍；1977年病故。《通知》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

    9月1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545人，候补代表145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3900多万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在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他提出，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四件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

    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宣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我们已经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拨乱反正的重大胜利，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总任务的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到下次代表大会的5年间，我们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继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认真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报告强调指出，在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以后，党中央曾多次郑重提出：我们党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都告诉我们，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和成败。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在这同时，要努力促进祖国统一的大业，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到本世纪末，我国经济建设的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本世纪末的20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这几个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战略部署上要分两步走：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是党中央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情况和发展趋势之后作出的重要决策。

    大会通过了胡耀邦作的报告；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根据新党章的规定，大会选出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210人，候补委员138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32人。叶剑英、陈云也在大会上就干部的新老合作和交替等问题发表了讲话。9月11日，李先念在全体会议上宣布大会胜利闭幕。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邓颖超、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宋任穷、张廷发、陈云、赵紫阳、胡乔木、胡耀邦、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真、廖承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名)；姚依林、秦基伟、陈慕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选举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习仲勋、邓力群、杨勇、余秋里、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乔石、郝建秀为候补书记。全会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9月13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邓小平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他希望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真正起到党章规定的“助手和参谋”的作用。

    同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

    9月15日，中央军委下达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分别改为总参谋部炮兵部、装甲兵部、工程兵部；铁道兵与铁道部合并；撤销军委基建工程兵。

    9月18日，邓小平在陪同来访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金日成赴四川访问途中，向金日成介绍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并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

    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第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第二，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繁荣。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第三，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央党政机关干部教育工作的决定》，规定今后中央党政机关的所有干部都要分期分批参加轮训，要求中央党政机关的干部教育工作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力争在三五年内使干部队伍的政治、业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10月5日，中国第一次在国内进行的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试验取得成功，为以后建立卫星通信网奠定了技术物质基础。

    10月7日至16日，中国向预定海域用潜艇在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获得成功，达到预期目的。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

    10月14日，邓小平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同时指出，“人才不断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10月14日至26日，由乔治·马歇总书记率领的法共中央代表团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双方经过会谈一致同意正式恢复中法两党关系。

    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宣布：“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1967年，贺龙受林彪、江青一伙的迫害，被诬陷“通敌”、“篡夺军权”，立案审查。1969年6月9日含冤去世。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对所捏造的“罪状”予以否定，对贺龙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但《通知》中仍留有“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和贺龙是“病故”的错误说法。1975年，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1979年，中央指示对贺龙在被迫害到死亡期间的医疗经过情况进行调查。1980年3月24日，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提出结案报告，指出“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中共中央据此再次发出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

    同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推广武汉市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以个体商贩为主的经营日用小商品的汉正街市场，把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广西、山西、湖北等13个省市区110多个企业的生产和武汉周围农村、湖北省邻省农村的广大消费者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三类日用工业品下乡的流通渠道。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因经济花色品种多、进货渠道多、商品适销对路、价格灵活而吸引了大量顾客，在全国影响较大。

    10月20日至11月10日，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决定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改变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做法，放宽政策，改革商业体制，打开商业工作的新局面。

    10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外宾时指出：中印双方只要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同时指出：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10月24日至11月23日，各省、市、自治区农业书记会议召开。会议的前一段讨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后一段讨论农村经济工作。此前胡耀邦提出要求，今后一年搞一个农村工作座谈纪要的中央一号文件。

    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关于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当前完善工业经济责任制要着重研究解决五个问题：认真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原则；努力搞好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的关系；把完善经济责任制和企业技术改造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加强领导。国务院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情况，认真总结经验，寻找和创造出一套适合工业企业特点的，既能保证国家统一领导，又能发挥企业和职工积极性的具体制度和办法。

    11月10日至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民族团结表彰大会。乔石等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出席大会并在会上讲话。大会表彰了在民族团结方面有突出表现的183个先进集体和322名先进个人，并通过了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开创民族团结新局面的十条倡议。大会决定把每年5月定为“民族团结教育月”。在这个月里，集中力量开展贯彻民族政策、增强民族团结的教育活动，检查民族政策、民族团结公约的执行情况，切实解决民族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做到人人都有民族团结的思想，人人都懂民族政策，人人都讲民族团结，人人都做民族团结的好事。

    11月12日至1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通过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批准关于长江南通港、张家港港对外国籍船舶开放等项决定；决定任命吴学谦为外交部长、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免去黄华的外交部长、耿飚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职务。

    11月20日，新华社报道：天津市冲破繁琐制度的束缚，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建成集体商业网点594个，安置待业青年5000多人，受到群众称赞。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肯定了天津市的做法，并作出批示，要求在一切部门推广这种工作作风。

    11月24日至12月11日，全国政协五届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主持大会开幕式并在讲话中指出：我们的统一战线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加扩大了，是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前程远大，大有可为。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共同为开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为开创人民政协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11月26日至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审议并通过彭真所作的宪法修改草案报告；通过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关于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撤销本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定；批准赵紫阳总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项法律；通过《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等项决议。新宪法对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作了全面的修改，规定和阐明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国家机构、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等。其中关于国家机构，新宪法作了以下新的规定：第一，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原来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部分职权交由它的常委会行使，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和加强它的组织。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除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制定外，其他法律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人大常委会委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并且增设一些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和它的常委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第二，恢复设立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第三，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第四，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增设审计机关。第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地方政权的建设。第六，改变农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的体制，设立乡政权。第七，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12月2日，陈云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陈云在座谈中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12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肯定了试办特区3年来的成绩。《纪要》提出：当前需要赋予特区更多的自主权；各特区的总体发展规划，须由国务院审批；特区的建设发展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吸收利用港澳资金、侨资外资，根据发展、需要，可有步骤有选择地批准外资银行到特区开业；特区的各种税收应实行优惠待遇；要加速制订和完善经济立法；要坚决贯彻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深入开展打击各种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反对任何崇洋媚外的意识和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行为。

    12月11日，胡耀邦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发表题为《1983年的工作》的讲话。讲话指出，1983年是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头一年，又是实施新宪法，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奋斗的头一年。我们的工作计划，要抓住重心，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取得明显的成绩：(一)完成省、市、自治区和地市两级的机构改革，并开始整党，力求使党风、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情况进一步好转；(二)力争国民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不低于今年，并切实做好为1984年和今后若干年的继续健康发展的必要准备。

    12月20日至30日，共青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出新一届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在12月31日举行的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王兆国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锦涛等6人当选为书记处书记。

    12月20日至翌年1月17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应邀先后对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加蓬、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肯尼亚进行正式访问。这是继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后中国总理第二次访问非洲。1983年1月13日，在访问坦桑尼亚期间，赵紫阳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中国同非洲国家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

    12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在中央提出对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这“三种人”不可重用以后，对“三种人”进行了初步清理。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仍有一些“三种人”留在领导班子中或要害岗位上，继续受到重用，有的还被作为接班人已经提拔或准备提拔。这些人为数不多，活动能力很强，活动范围很广，是一种不安定因素和不可忽视的潜在危险。必须坚决把他们从领导班子中清理出去，调离要害部门和要害岗位。对清理出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应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给以改正错误、弃旧图新的机会。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924．7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11．5％、5．6％和13．0％。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30．4亿元，比上年增长28．0％，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55．53亿元，比上年增长25．4％。全国财政收入1212．33亿元，比上年增长3．1％；财政支出1229．98亿元，比上年增长8．0％。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9％。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416．1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8％，其中，出口223．2亿美元，进口192．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和下降14．2％。实际利用外资8．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4％。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570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798元，指数为113．4。工农业生产超额完成计划指标，国家财政、信贷状况继续好转，城乡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国民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加过多，经济效益差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能源供应不足，交通运输比较紧张。（人民网）

105542 发表于 2007-10-26 04:00

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记·1983年


      

    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题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简称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1982年12月31日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给各地试行。文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了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农业转化。现在，方向已经明确，道路已经开通。

    文件提出，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中的问题是：(一)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的资源条件和经济技术条件，拟定自己的农业发展规划，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实现。要按照我国的国情，逐步实现农业的经济结构改革、体制改革和技术改革，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农业发展道路。(二)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三)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仍是当前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四)适应商品生产的需要，发展多种多样的合作经济。长期以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流行着一些错误观念：一讲合作就只能合并全部生产资料，不允许保留一定范围的家庭经营；一讲合作就只能限于按劳分配，不许有股金分红；一讲合作就只限于生产合作，而把产前产后某些环节的合作排斥在外；一讲合作就只限于按地区来组织，搞所有制的逐级过渡，不允许有跨地区的、多层次的联合。这些脱离实际的框框，现在开始被群众的实践打破了。(五)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政社分设。(六)在农村允许资金、技术、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和多种方式的结合。(七)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的发展，要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广辟流通渠道。(八)要继续进行农业技术改造，建立与健全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体系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的教育体系。(九)加快农村建设，必须广辟资金来源。(十)农、林、牧、副、渔等各业，都应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适当集中的原则，建立一批商品生产基地。(十一)力争尽快改变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面貌。(十二)采取多方面有力措施，认真对待森林过伐、耕地减少、人口膨胀问题。(十三)党在农村的工作，必须坚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十四)系统地培训干部，提高干部素质，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1月7日至22日，建国后首次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旨在落实党的十二大 精神，研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动员整个工人阶级，在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必需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其他改革中站在最前列，切实保证党的十二大纲领的实现。

    1月12日，邓小平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邓小平称赞说：一号文件 很好。他指出：农村个别户雇工，不怕，冲击不了我们，来得及解决，十年、八年解决也来得及。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邓小平在谈话中还指出：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强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1月1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机构改革中各级干部必须遵守的几项规定》。为了保证当时即将开始的机构改革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政策、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规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到：(一)坚守岗位，忠于职守，不得因机构改革中自己所在的部门可能合并或撤销，就等待观望，不积极主动开展工作。(二)在机构改革中，领导干部无论是继续留在领导班子里，还是调动工作，都由组织做出决定，个人坚决服从，不允许干扰机构改革中的人事安排。(三)改革工作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在改革之前，任何单位未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不得以任何名义增设机构，增加人员编制。(四)正确对待机构的合并、撤销和人员的变动。(五)严格遵守国家的财务制度、物资管理制度和财经纪律。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月20日起，较大幅度地降低化学纤维织品的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的价格。同时，国务院还决定降低部分轻工业品和电子工业品的价格。这是促进我国生产发展、改善群众生活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调整我国价格体系的重要一步。调整价格的决定实施后，从全国来说，工业消费品降价总额大于提价总额，保持了市场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1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根据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战略部署，围绕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农村工作的中心思想，力争用三五年左右的时间，使广大农民对十二大文件精神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敢于劳动致富，做到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基层干部和党员经过整风学习，面貌一新；党风、社会风气实现根本好转。

    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对江青、张春桥作出减刑裁定。对原判处罪犯江青、张春桥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

    1月28日，《人民日报》报道：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在北京成立，赵紫阳任组长，国家科委主 任方毅、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任副组长。科技领导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组织和管理全国的科技队伍，按需要调动集中使用；统一领导制定科技长期规划；研究重大技术政策的决策；决定重大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协调各部门的科技工作。

    1月28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 ：根据党的十二大精神和新党章的规定，研究如何动员全党力量，尽快实现党风的好转，部署1983年的纪检工作。王鹤寿代表中纪委常委会作题为《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的工作报告。王从吾代表中纪委常委会提出《关于一年来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工作的初步总结和今后的意见》的书面报告，指出打击经济领域中的严重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2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纪委第二次会议工作报告。

    2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春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对记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军队工作取得了九项重大进步。主要是：(一)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军事素质和战备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三)大力进行军内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工作。(四)各级领导班子更精干。(五)国防科研和尖端武器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六)正规化建设有了新的进展。(七)后勤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八)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取得了可喜成就。(九)军民军政关系有了很大改善。杨尚昆说。现在军队的建设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2月1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体改委、商业部关于改革农村商业流通体制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并发出通知。通知指出：面对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和商品交换规模日益扩大的新形势，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试行规定》的主要内容有：(一)实行多种经营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多种流通渠道，改变统得过多、独家经营、渠道单一的做法。(二)合理设置批发机构，搞好农副产品收购和工业品下乡，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三)加快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的步伐。(四)建立商业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提高经济效益。(五)相应调整与农村商业体制改革有关的政策。(六)改革的方法和步骤。

    2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党员教育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认真学习党的十二大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和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是今后一个时期党员教育的主要内容，是提高党员素质、提高党组织战斗力和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的重要一环，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抓好这件大事，要党委负责，全党动手。

    2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地市州党政机关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进行地、市机构改革时，指导思想上必须明确，要以经济发达的城市为中心，以广大农村为基础，逐步实行市领导县的体制，使城市和农村紧密结合起来，促进城乡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主要办法是：实行地、市合并，由市领导县；还可以扩大大中城市郊区，让它们多带几个县；把新兴工矿区或城镇改为市，管辖一部分农村；县、市(镇)合并，以及其他适当办法。

    2月22日至3月2日，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研究了党校的改革问题，提出使党校尽快由短期轮训干部为主转向正规化培训干部为主，逐步实现正规化，为培养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党政干部做出新贡献。5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和《关于第二次全国党校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决定》提出，争取从“七五”计划期间开始逐步做到：凡是担任省、地两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中央党校培训；担任县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必须经过省、市、自治区委党校培训；地市县级党委所管主要领导干部也必须经过地市县委党校的培训。

    2月28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草案)的报告》并发出通知，指出：对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3月10日，财政部负责人就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11个问题回答了新华社记者的提问。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营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3月29日，王丙乾在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利改税工作要管住两头；一头是把企业搞活；一头是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职工得小头。4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制订的《 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下发各地。

    2月28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宣读了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本次会议的信，建议不再提名选举他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不再将他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候选人。会议同意叶剑英委员长的请求并复信致敬，对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和他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的卓越贡献表示深切的感谢。会议还通过了县级以下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接选举的若干规定和一些决定。

    3月4日，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发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云、董必武关于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手迹。同日，全国青少年学雷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座谈会在北京举行。3月5日，首都各界举行纪念向雷锋同志学习20周年大会，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做八十年代的新雷锋》的报告。

    3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发展城乡零售商业、服务业的指示》，指出：城乡零售 商业、服务业的落后状况，至今还没有根本改变。为了迅速改变这种局面，满足城乡人民实际生活的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商业在城乡交流、繁荣经济、组织人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特作如下指示：一、在流通领域，长时期内需要以国营商业为主导的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在办好国营和供销社商业、服务业的同时，应当把积极发展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作为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商业、服务业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二、发展集体和个体零售商业、服务业，要搞好网点建设，本着“经济适用、布局合理、行业配套、方便群众”的原则，重点放在网点不足的地方。要疏通货源渠道。在价格管理上，要在国家物价政策的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三、调整和改革国营零售商业、服务业的管理体制。坚决地有秩序地推行责、权、利相结合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对大、中型商店，当前可以实行征税和利润递增包干上缴相结合的办法，也可以参照有关规定，实行利改税。对于二三十人以下的小商店，可以实行“国家所有、集体经营、国家征税、自负盈亏”。四、加速人才培养，提高服务质量。五、加强对商业、服务业的领导和管理。

    3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万人大会，隆重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胡耀邦在会上作题为《马克思主义伟大真理的光芒照耀我们前进》的讲话。他指出：我们这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正是在马克思学说的指引下，才走上了革命和解放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上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路线和政策。革命也好，建设也好，都要做到这一点，才能取得成功。讲话着重强调了正确对待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问题，指出这是当前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应当从历史曲折中吸取的经验教训是：第一，一定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人类文化成果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尊重科学文化知识的正确观念，动员全党全民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第二，一定要反对把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知识分子看成“异己力量”的错误倾向，确立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观念，百倍地加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团结。第三，一定要反对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实行内行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确立要领导就必须内行的正确观念，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在革命化前提下的知识化、专业化。

    3月21日至4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议强调，当前主要是对国营企业推行以税代利的改革，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加快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会议要求，优先安排消费品生产，同时控制重工业的增长速度，确保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稳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3月27日，《人民日报》报道，劳动人事部负责人近日就劳动合同制问题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实行劳动合同制是用工制度方面一项带方向性的重大改革。它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的形式，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实行责权利相结合。这是把劳动合同制与经济责任制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用工制度。现行固定工制度中存在的“铁饭碗”和分配制度中存在的“大锅饭”的积弊非改不可。

    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并发出通知，决定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在政策上放宽，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自主权，并指示中央各有关部门采取积极态度，从人、财、物方面给海南岛以必要的直接支持。《纪要》提出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措施和改革海南行政区计划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的方案等等。

    同日，国务院颁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暂行条例》共分十章，八十四条。第一章总则规定：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实行独立经济核算、从事工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其余九章，对企业的开办和关闭，权限和责任，组织领导，与主管单位的关系，对职工的奖惩等，分别做了规定。

    4月5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在北京成立。武警部队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担负内卫执勤任务的部队移交给公安部门，同公安部门实行兵役制的武装、边防、消防警察统一组建而成。其任务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4月19日至27日，武警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积极参加综合治理，加速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是目前武警部队的主要任务。  

    4月13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劳动者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的补充规定》。次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若干政策问题的暂行规定》。上述文件指出：城镇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之一。文件对如何支持发展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各项政策，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4月23日至5月6日，印度共产党(马)总书记南布迪里巴德率印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中国。经过双方磋商，中国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恢复了中断已达15年的关系。

    4月28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计委《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提出：为了实现党的十二大确定的奋斗目标，教育必须先行，加速发展高等教育刻不容缓。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过程中，要采取多种形式，根据国家“四化”建设的需要，调整改革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增加专科和短线专业的比重，抓紧重点学校和重点专业的建设，分层次规定不同的质量要求。要把今后四五年的发展，加以统筹规划，全面安排，使招生人数持续上升，防止大起大落，造成困难和浪费。作为扩大高等教育的措施之一，5月3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并同意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逐步推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

    5月3日至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前来中国访问。赵紫阳总理和密特朗总统举行会谈。会谈表明，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或相近，双方表示要广泛发展合作关系。胡耀邦总书记、邓小平主任分别会见密特朗总统。中法两国还签署了关于核电合作的备忘录和广播电视合作的议定书。

    5月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邀请，对两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农村经济迅速发展，这种形势向农村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农村学校的任务，主要是提高新一代和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科学水平；普及初等教育；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有关高等学校要为农村培养和输送专门人才。农村学校要建立一支稳定、合格的教师队伍。5月9日，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联合发出《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指出当前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确立职业技术教育应有的地位；二、进一步明确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方向、途径和要求，三、切实落实“三结合”的就业方针(或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或由劳动服务公司帮助毕业学生组织起来就业，或鼓励毕业学生自谋职业)和择优录用的招工政策；四、切实解决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所需的经费、师资、教材等问题；五、加强对有关工作的统一领导。

    5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比利时共产党主席路易·范盖特在北京会晤并宣布：双方一致同意中比两党恢复中断18年的关系。  

    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王震、方毅等出席大会；赵紫阳等接见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及其导师以及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代表。自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公布首批博士和硕士授予单位及学科、专业名单至此，全国已先后授予18人博士学位，近15000人硕士学位，32万人学士学位。

    5月31日至6月1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邀请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人事安排问题进行商讨。

    6月4日至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邓颖超在开幕词中说，第六届全国政协具有空前广泛的代表性，人民政协是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今后爱国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就是要发展和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会议选举邓颖超为全国政协主席。

    6月6日至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彭真致开幕词，赵紫阳作《政府工作报告》，姚依林作《关于198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王丙乾作《关于198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杨尚昆、江华、黄火青分别向大会提交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书面工作报告。会议分别审查批准上述各项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指出今后五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和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实现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的目标，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斗争中取得重大胜利。《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经济建设中，要保证农、轻、重相互协调地向前发展，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根据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改革计划体制，发展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改革财政体制和工资制度、劳动制度。会议选举李先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乌兰夫为副主席；选举彭真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任命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选举郑天翔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杨易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会议还决定任命了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

    6月10日，廖承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讣告中称廖承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廖承志生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6月25日，邓小平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发表讲话。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邓小平指出：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人们担心变。1997年以后我们谈的这一套会不会变?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50年不变好不好?50年够长了。讲50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50年。

    6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适当集中财力物力、保证重点建设的问题。

    6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会见中，邓小平在进一步阐明实现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时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向全国发行。这一卷文选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邓小平1975年至1982年间的重要讲话、谈话共47篇，其中39篇是第一次公开发表。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通知》指出：学习《邓小平文选》是今年秋冬即将开始的全面整党的重要思想准备。《邓小平文选》系统地反映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党在伟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主要内容和提出的主要保证，认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新成果。7月7日至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确定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是今后宣传工作的重点。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并发出通知。《纲要》共四十条，内容分为七个部分，即：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加强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保证，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认真做好后进向先进转化的工作，建设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干部队伍，加强党对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为批转《纲要》而发出的通知指出：前不久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制定的这个纲要，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加强和改进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文件，其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单位在执行这个纲要时，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发挥创造精神，不断总结经验，因地制宜地建立和健全对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将工作落到实处。为了协调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加强对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责成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参加，组成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组，在中央书记处领导下工作。

    同日，国家安全部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国家安全部为人民民主专政机关之一，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发出《关于加强爱国主义宣传教育的意见》。《意见》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常地进行和加强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培养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是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各族人民奉行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完成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爱国主义教育不只是宣传部门的工作，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要采取同自己的业务相结合的方法，生动活泼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

    7月3日，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坚决制止乱涨生产资料价格和向建设单位乱摊派费用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1982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两股严重危害国民经济发展的歪风：不少地区和企事业单位违反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乱涨生产资料价格和向基本建设单位乱摊派费用，甚至敲诈勒索，已经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不坚决刹住这两股歪风，就会造成工业成本的普遍上升，基本建设工程造价的不断提高，严重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和增加国家财政支出，把整个物价哄抬起来。《通知》规定：一、全民所有制企业生产的钢材、生铁、水泥、木材、煤炭等国家定价的生产资料，不论是计划内生产的，还是计划外生产的，或者是超产的，都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对所属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三、各省、市、自治区要对批准的钢材临时价格进行一次整顿；四、对于各单位从建设工程中收取的各种费用，要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五、由国家经委牵头，会同国家计委、国家审计总署、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组织力量对各地区、各部门执行本通知的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国务院和中纪委要求将这个通知立即传达到有关部门和企业，并明确规定了刹住乱涨价、乱摊派两股歪风的期限，宣布凡有上述问题逾期不改的，要从重惩处。

    7月9日至15日，教育部、国家计委、劳动人事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专门人才规划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人才规划是一项战略规划，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略部署的一个组成部分。会议明确规定了制订专门人才培养规划的任务，要求各有关部门调查分析专门人才教育的现状，制订培养人才的规划。会议决定成立由教育部、国家计委牵头、各有关部委参加的专门人才规划协调小组，负责统一协调专门人才规划的具体目标、要求、标准的制订和综合平衡等项工作 。

    7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闭幕。座谈会提出，今后一个时期组织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改革的精神加速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改善领导班子的结构，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改革干部制度，认真搞好全面整党，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

    7月25日至26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委员座谈会，座谈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问题。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从1982年1月至1983年4月底，全国已揭露并依据党纪国法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约19．2万多件，案件中涉及党员7．1万多人；现已结案13．1万多件，依法判刑近3万人，在案件所涉及的党员中被开除党籍的8500多人；全国投案自首、坦白交待各种经济违法犯罪问题的共有2．44万人；追缴赃款赃物4．1亿多元。

    8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朱德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全国发行。选集收入1931年至1962年朱德的著作共65篇。

    8月17日至23日，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乌兰夫代表党中央向两个大会表示热烈祝贺，并作了题为《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统一大业贡献力量》的讲话。胡锦涛当选为第六届全国青联主席。

     8月19日，中国成功发射一颗科学实验卫星。8月24日中午12时46分，卫星按预定计划准确返回地面。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指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政治领域中一场严重的敌我斗争。为迅速扭转社会治安的不正常状况，中共中央决定，以三年为期，组织一次、两次、三次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刑事犯罪分子予以坚决打击。

    8月25日至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在会上汇报了社会治安情况。他指出：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罪犯，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措施。为了尽快把社会治安整顿好，根据宪法和法律，我们必须纠正打击不力的偏向，强有力地行使专政职能，给那些对社会危害大、对人民安全威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以最严厉的制裁，尽早实现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会议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等九个决定。9月2日，彭真委员长就严厉打击刑事犯罪问题和几个有关的法律草案作了重要讲话。9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全国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活动工作会议。

    8月27日，《中国金融》1983年第10期报道，国务院最近发出关于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通知。通知指出：今年以来，货币回笼情况比往年差，主要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农业贷款增加过猛。国务院认为，控制货币投放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通知提出了紧缩银根，严格控制货币投放，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七条措施，要求力争到年末货币发行量控制在计划内。

    9月2日至12日，中国妇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产生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康克清当选为主席，罗琼等13人当选为副主席，张帼英任书记处第一书记。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四届执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的决议。会上，表彰了8500多名“三八”红旗手，1300多个“三八”红旗集体、9000多户“五好” 家庭。

    9月5日，引滦入津工程向天津正式送水。9月12日，天津市隆重召开引滦入津庆功大会。杨尚昆、余秋里、杨得志、秦基伟、乔石、田纪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到会祝贺。引滦入津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城市输水工程，全长234公里，共251个项目。整个工程横跨滦河和海河两个流域，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完成。为天津市的用水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水源和完整的输水系统，缓解了天津市用水的紧张局面。

    9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在北京成立。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实行审计监督制度，这是加强财政经济管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重要措施。

    9月17日，国务院做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决定》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不再办理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实行银行体制这项重大改革的目的，是加快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更好地为宏观经济决策服务。  

    9月20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条例》共十六章一百一十八条，对外国投资者和合资企业内各个方面普遍关心的一些政策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条例》的公布，使中外合资企业遇到的认识、政策、法规诸方面的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

    9月29日，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发表谈话：经过4年的调整，我国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国民经济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主要表现是：扭转了多年来重工业发展过快，轻工业落后，农业停滞不前的局面，农轻重的结构比过去合理了；消费品生产的发展相当前人民生活的需要相适应，两大部类生产的发展趋于平衡；工业与农业两大部门共同发展，互相促进。

    9月30日，谭震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在讣告中称谭震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生前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10月1日，北京景山学校举行集会，传达邓小平新近给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1日至12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之前，举行了预备会议。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决定》首先说明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但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枪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的状况，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中央认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有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清理“三种人”是纯洁组织的关键。

    中央要求：全体党员无例外地积极参加整党；对广大党员来说，衡量是否符合标准，主要是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本人在各方面的实际表现。这次整党的步骤是：从中央到基层组织，自上而下、分期分批地进行。基本方法是：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分清是非，纠正错误，纯洁组织。党的每个组织经过整顿，在处理了必须处理的问题的基础上，最后要郑重地进行党员登记。

    在这次全会上，邓小平作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邓小平强调：整党不能走过场，在整党中对于“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起模范作用。邓小平说：思想战线主要是理论战线和文艺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间混淆是非界限，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致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潮。邓小平强调：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大力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陈云在会上着重讲了清理“三种人”和执政党不能以权谋私等问题。

    全会号召全体党员认真学习整党决定，积极参加整党。为了保证整党工作的日常领导，全会 选举产生了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胡耀邦任主任，万里、余秋里、薄一波(常务)、胡启立、王鹤寿任副主任，王震、杨尚昆、胡乔木、习仲勋、宋任穷为顾问。12日，全会发表公报。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整党是夺取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的重大步骤》。

    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通知》指出：当前农村改变政社合一体制的首要任务是把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同时按乡建立乡党委，并根据生产的需要和群众的意愿逐步建立经济组织。《通知》规定乡的规模一般以原有公社的管辖范围为基础，要求各地有领导、有步骤地搞好农村政社分开的改革，争取在1984年底以前大体上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改变党不管党、政不管政和政企不分的状况。

    10月15日，中国第一座生产锦纶66浸胶帘子布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通过国家验收委员会验收，正式移交投产。平顶山锦纶帘子布厂是中国1978年引进的重点项目，分两期建设。1980年4月一期工程破土动工，18个月建成投产；二期工程用22个月建成，于1987年7月投产。全部工程总投资3．46亿元，成套设备和技术从日本引进，配套设备由国内制造。工厂生产规模为年产浸胶帘子布2．6万吨，年产值4．5亿元。工厂投产以后，其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改变了中国帘子布依靠进口的状况。

    10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拥护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一致同意邓小平、陈云在中央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讨论了在整党中发挥中顾委和中顾委委员作用的问题，一致同意《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向中央的工作报告》。

    10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拥护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一致同意邓小平、陈云在中央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会议集中讨论了从纪律检查工作方面保证中央整党决定贯彻执行的问题，认真讨论了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问题。会议原则通过了中纪委《加强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草稿)。

    10月18日至29日，中国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倪志福代表中国工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的工作报告。大会通过《中国工会章程》、关于中国工会第九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工会财务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中国工会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倪志福当选为主席。

    10月21日至26日，中共中央邀请270多位党外人士举行座谈会，向党外人士通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精神，就整党等问题听取党外人士意见，希望他们帮助共产党搞好整党，强调这次整党只是解决共产党内部的问题，决不整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

    10月21日、11月4日、11月19日、12月10日、12月16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先后发出五个通知。第一号通知公布了《党员必读》目录。第二号通知公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简编》和《毛泽东同志论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两本学习文件目录，并决定目前阶段整党的中心任务是学习文件，方法是边学边议和边整边改。第三号通知发布了关于在整党中要充分听取党外朋友和党外群众的意见的若干规定。第四号通知决定向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派出联络员小组，以便及时了解和掌握整党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问题，加强上下联系，交流整党工作的经验和加强对整党工作的统一指导。第五号通知要求所有第一期整党单位的党委、党组必须组成两套班子，一套班子主要抓整党工作，一套班子主要抓经济工作和本部门的业务工作，以保证整党工作同经济工作及其他工作两不误，并且互相促进。随着五个通知的发出，第一期整党开始铺开。     

    11月1日至6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主席托恩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吴学谦外长同托恩举行会谈。邓小平主任和赵紫阳总理先后会见托恩；托恩和中国领导人都认为，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和一个团结强大的西欧是保障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重要因素。

    11月8日至12月30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大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三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四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领导人分别出席这些大会，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贺词。贺词肯定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新成绩、创造的新经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各自的章程，各自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讨论了各自的工作任务。

    11月10日至19日，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在北京召开全军教育训练改革座谈会。会议要求全军立足现有条件，着眼未来战争，搞好教育训练改革。

    11月21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中国第一台亿次巨型计算机——“银河一I”计算机在长沙通过国家鉴定。“银河一I”巨型计算机的诞生，填补了国内巨型计算机研制的空白，标志着我国进入世界巨型计算机研制的行列。在这个基础上，我国巨型计算机的研制先后又两次取得重大突破：国防科技大学研制成功的“银河一II”10亿次和“银河一III”百亿次巨型计算机，分别于1992年11月19日和1997年6月19日通过国家鉴定。

    11月23日至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日本政府的邀请，对日本进行友好访问。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了解日本，加强友谊，同日本朝野人士共同谋求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同日本政治家交换意见。访问期间，双方一致同意把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即：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双方还决定建立“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

    11月25日至12月8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争取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问题，听取了彭真委员长以及文化部、教育部、公安部、广播电视部部长的有关报告。会议还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通过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报告、关于我国加入“各国议会联盟”问题的决定等。

    11月29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准备和讨论下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县级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通知。通知指出，县委、县政府工作部门的设置，要根据党政合理分工的精神和精简的原则，大力简化和紧缩，重叠的机构一律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坚决合并，工作量不大、能够合署办公的就合署办公，分工不清、互相扯皮的加以调整，条件确已具备改为经济组织和事业单位的就不再作为国家行政机关。政企要分开，不搞行政性公司，不搞政、企、事不分的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的机构。

    同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省、市、自治区机构改革指导小组《关于调整省地两级领导班子的工作报告》。《报告》说：调整省级领导班子的工作从1982年10月下旬开始，到1983年3月下旬已经基本完成，省属部、委、厅、局和地、市领导班子的调整也已经基本结束。省、地两级领导班子经过调整，普遍人数减少，平均年龄下降，文化程度提高，向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前进了一大步。省级领导班子，党委常委、正副省长由原来的698人减少到463人，减少了34％；平均年龄由原来的62岁下降到55岁；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由原来的20％增加到43％。新提拔的省级领导干部204人，占新班子成员的总数44％，其中具有大专文化水平的145人，占71％。地、市和省属部、委、厅、局的领导班子，党委常委、正副专员和正副厅、局长，由调整前的16658人减少到10603人，减少36％；平均年龄由58岁降为50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者由原来的14％提高到44％。     

    12月26日，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九十周年，《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撰写的《最好的怀念》一文。

    同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毛主席纪念堂内设立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革命业绩纪念室正式开放；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在北京、天津、上海和全国各省会、各自治区首府新华书店发行。

    12月30日，新华社报道：《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一书已经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认真学习这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献。

    12月底，实行利改税第一步改革的工业企业累计达到28110户，占全国盈利工业企业总户数的88．6％。实行利改税的企业的留利水平，1983年比1982年增长25．8％，高于上年全国国营工业企业生产增长额9．6％、实现利润增长14．1％和上缴税利增长8％的幅度。

    本年度，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934．5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其中，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增长8．3％、10．4％和15．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430．06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其中，国有单位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94．13亿元比上年增长6．9％。全国财政收入1366．95亿元，比上年增长12．8％；财政支出1409．52亿元，比上年增长14．6％。全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指数上升1．5％。全国外贸进出口总额43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8％，其中，出口222．3亿美元，进口213．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下降0．4％和增长10．9％。实际利用外资19．8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5％。社会商品零售总额2849．4亿元，比上年增长10．9％。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826元，指数为115．1。农业生产开始摆脱长期徘徊的局面，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增长，农村商品生产迅速发展；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国家控制基本建设规模取得成效，投资结构显著改善，重点建设有所加强；市场繁荣兴旺，物价基本稳定，城乡人民生活继续改善；对外开放出现新的局面。国民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能源供应紧张状况没有很大改善，交通运输仍很紧张，不能适应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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