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前不久在看一本刘墉写的叫做“我不是教你诈”的书，即使在奸臣这个年龄读来，仍觉得其对人性理解之深，令人折服。一个人的成熟过程，何尝不是对人性的理解过程呢？随着对自己对别人人性的了解，逐渐的知道如何顺应人性，知道人性的善，人性的恶，不再要求十全十美，而是知道有底线的妥协退让；不再眼中只有泾渭分明的“好人坏人”，而是能够明白人人都不过是善恶的杂合体，好坏永远都是相对的；不再仅仅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兄弟义气，私交情份上，而是理解任何事都有它的原则，当你的实力不足以与之匹配时，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一个成熟的人绝不会去试图改变人性，而是顺应人性；一个成熟的人不会用一时的好恶来待人处事，而是有着自己一贯的原则和底线，他懂得变通，但不会随波逐流的任意改变自己；他明辨是非，但不会用一件事的是非来判断一个人，不会因为小的是非干扰了对大的是非的判断；他知道规则，知道在这个社会，别人都在“算计”他，他也在“算计”别人，但是他知道“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也许这些“不偏”，“不易”的原则就是儒家中庸的真正内涵。
于是忽然就想，一个社会是不是也该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呢？一个成熟的社会是不是也该是对这个社会的人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呢？那么社会是该顺应这复杂的人性呢？还是去改造它。是让人的善和恶，都得到合理的体现呢？还是把人都假设为好人，要求人人都自觉“为人民服务”，抑或把人都当作恶人，要种种苛律峻法来惩治，才能让人噤噤然不敢越雷池半步？一个社会的法是要保证绝对的正义，绝对的公平，还是应该保证社会博弈的净收益最大化，合理的引导社会向善？
我想一个社会首先应该清楚的知道，这个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是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的高等生物——人。人有着其他动物不能比拟的智慧，他能够形成清楚的自我意识，能够分辨“我”和“非我”，因此他除了要“与天斗”，“与地斗”去争取生存的空间，还会“与人斗”——和一切“非我”斗，社会就是“与人斗”的舞台，这个“斗”该如何进行，才能使得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最小，而收益最大，这就是一个社会应该时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的好与坏，就是一个社会成熟与否的标志。
一个成熟的社会，就应该明确认识到，这个社会的管理者——“官”，首先也是个人，他也有自己的意识，有自己的利益，所以人做官，首先就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不是当公仆，而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生存的需要，富裕的需要，权利的需要，当然也有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会只有把“官”的需要和“民”的需要协调起来，使得“官”只有通过满足“民”的需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像其他行业相互消费对方产品一样，才能让“官”不得不“为人民服务”。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知道并不是“上有所好，下必从焉”，而是一个社会的普遍追求，必然反映在“官”和“富人”身上，因此与其要求“官”以身作则抵御低俗，不如社会每一份子都提高自己的追求层次，如果那些低俗的，真的被整个社会都认为“低”，你看看有几个“官”或“富人”自甘于“低”。同样希望“官”，“富人”有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水准和精神追求，就必须让他们有“高于”一般民众的荣誉感，这样的“人上人”不是基本权利的不同，而是社会角色定位的不同。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接受历史和现实中竞争的结果，接受社会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始终处于相对集中状态的现实。不会刻意把人按阶级来划分，然后，认为无产阶级、社会底层的道德水准就高于“伪善”“剥削”的资产阶级，不会刻意扩大所谓“阶级矛盾”，试图靠“无产阶级”的所谓多数优势来逼迫“资产阶级”放弃剥削。相反应该通过鼓励“伪善”来缓解社会底层和顶层之间的矛盾，鼓励“资产阶级”用多尽社会责任来换取他们需要的社会安全感，社会认同感。靠社会进步来缩小顶层和底层差距。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尊重社会实际的权利构成，让那些实际控制了社会权利的阶层或其代言人，自然而然的成为我们的“官”，而不是把做官当成底层改变命运的阶梯，因为那样必然带来新的权利分割，一个社会如果始终处于权利分割的斗争之中，必难稳定，必然付出很高的博弈成本。而相对而言，已经取得相当财富的阶层，在社会管理活动中，也会更少的与民争利，其自身的财富，也增加了其贪腐的行为风险，至少有可能让他在不涉及其本身利益的情况下，做到公正。而这样的阶层内部的斗争，也容易出现“公平”的结果。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知道，没有明确的“正义”和“邪恶”的分界，所以不会为了“胜利属于正义的一方”，就在博弈天平上偏向所谓代表正义的社会力量，因为这样的偏向，最终必然使“正义”膨胀而变成“邪恶”。成熟的社会只会给出一个任何人不能逾越的底线——法律，而不能保证每一博弈都必然公平。而成熟的社会更多思考的也是规则的公平，而不是结果的公平。因此一个成熟的社会，人们不会把社会的种种不公都算在“统治者”和“制度”上，而是要求改变具体的不公平的博弈规则，他们知道所谓制度，就是由这样一些具体而微的规则构成的，改变这些规则，最终就能够形成好的制度，有了好的制度，任何人都必须按制度操作，统治者的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一个成熟的社会必然要求成熟的法，成熟的法，才是成熟社会的标志。
一个成熟的法，首先，应该明确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平等遵守底线规则，它不能有所谓的“阶级性”，不能照顾某一阶级阶层，也不能剥夺限制某一特定的阶级阶层，否则其必然导致一个特权阶层产生，哪怕这个阶层最初是底层，也会从中分化出一个特权的阶层，这显然更不公平。共同的规则需要共同的认可，除了“少数服从多数”，也要有“多数尊重少数”，在基本权利的保护上，不能有少数，多数的区别，不能成为多数暴力的工具。
一个成熟的法，要明确知道自己是一个规则，不是一个侠士，因此对于法，重要的是程序的正义，而不是结果的正义，程序的正义才能保证最大几率的结果正义，为了结果正义，而放弃程序的正义，虽然暂时能够体现正义，但长期来看却是在偏离正义，最终的结果也必然是因为对程序的不在意，而被人随意利用，连结果正义也无法追求了。
一个成熟的法，必然与社会实际状况相吻合，是服务于使社会净收益最大的原则的，不应该为了“正义”，就付出一万元的司法成本去追究一千元的贪污，更不应该严厉到使任何人都随时可能“触雷”，这样的结果必然使法律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不得不妥协，折衷。于是就有了“人治”的空间。立
法规定螃蟹不准横着走，除了让执法的螃蟹得好处，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一个成熟的法，应该知道，其目的不仅在于惩治犯法者，更在于保护守法者，因此宁可放过部分违法者，也不能以法律的名义去剥夺合法的权利，而一个成熟的社会更应该明白，执法者不是天然的纯洁者，他们的权利也需要限制，随着文明的发展，那些“刑讯逼供”的手段，必须限制，甚至杜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