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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现代公民是先辈的心愿——走近红色后人”系列二

　　4岁“潜伏”65岁“化缘”86岁每天游1000米

　　——访李富春、蔡畅女儿李特特

　　在“红色后人”们的名字中，“特特”这个名字是最洋气的。9月10日，穿白衬衣，配黑底白纹裙，有着一头漂亮卷发的李特特在北京的住所告诉本报记者，名字是外婆起的，外婆将父亲李富春和母亲蔡畅法文名字的首个字母拼起来，遂成此名。

　　“特特同志”果然人如其名。她身世特别，性格的特别，波澜壮阔又多姿多彩。单举一例，可见这位平时平时慢慢走路的86岁老太之不凡——她至今保持高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天游泳，而且一游就是1000米！

　　最小的“潜伏者”——“我4岁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在北京木樨地一栋普通的住宅楼里，李特特来到客厅迎客。她抿着嘴巴，眨着眼睛。秋日明媚的阳光正洒在客厅墙壁上张贴的照片上。风华正茂的革命家们，彰显着眼前这位老人家世的非同寻常。老人虽是86岁高龄，但步履稳健，只是听力稍显弱些，谈话时常需要记者重复。李特特不时敲敲脑袋，感慨自己“老了，记忆力大不如前了。”

　　李特特的外婆葛健豪，当年裹着小脚赴法留学；李特特的父亲李富春曾经是国务院副总理；母亲蔡畅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舅舅是鼎鼎有名的中共早期革命领导人蔡和森；舅母是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最早的女*员——向警予。

　　她的三位亲人在革命时期先后惨遭敌人杀害。在她的记忆中，舅舅蔡和森被敌人用大铁钉钉在墙上，惨烈牺牲；二舅蔡林蒸在1925年广东省港大罢工时牺牲，遗体被砍并丢在湖里；三舅妈向警予31岁被害。

　　她是独生女。母亲蔡畅为了革命，在生特特的产床上做了绝育手术。有一段时间，李特特与母亲还变得陌生，变得不好亲近……她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之家。这个家庭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李特特4岁就开始“潜伏”了。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了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特特，以及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李特特说，，当时妈妈经常让她做事，还要马上去做，不能拖拉。“一会儿让我在客人来前把拖把放到阳台上；一会儿又给我一个窗花，让我贴到临街的窗上；或是给我一串用线穿好的橘子，让我在门口玩。”

　　特特当时问这是干什么？蔡畅训道，小孩子不该问的不要问！可特特委屈地想，我怎么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呢？

　　直到长大，李特特才明白，自己4岁就开始参加革命工作了。

　　忆苏联激情青春：女机关枪手“玫瑰”侯命出征

　　1933年，莫斯科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成立。1938年，中共中央将部分烈士遗孤和领导同志的子女送往国际儿童院，14岁的李特特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子女一同前往，开始了14年的苏联生活。

　　李特特开始化缘时，有些部门、企业的脸很难看，有时自己还要“点头哈腰”，朝一些部门手握大权的人士“您您您”地请求。

　　老姐妹知道后就劝她：“算了吧，老革命如今要看小处长们的脸子，难受不难受？”李特特觉得也是，就打电话。可在电话里听他们打官腔，心里觉得更难受。

　　老太太就干脆求他们：“求求你们了，做点儿好事，帮帮贫困地区的人吧！”

　　对方一听，赶紧答道：“李老，饶了我们吧，这事儿我们承担不了啊！”

　　老太太思路敏捷着呢，她抓紧主动权：‘怎么是我饶您呢？是求您呐！您也像我一样，硬回头皮帮帮忙吧！”

　　就这样，老太太常常能争取到一些费用。“可最后给钱的时候，有些人还摆臭架子，就好像我‘要饭’一样”，即使要到钱了，李特特也常有不爽的时候。

　　　“森林特别多，树秘密密麻麻的，真漂亮”。不久，她有了俄文名字“罗扎”，中文意为“玫瑰”。但小“玫瑰”没能过太多平静的日子，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了。李特特和其他一些国际儿童院里较大的孩子，被安排参加军事训练，准备作为后备军参加战斗。17岁的李特特每天要负重二三十公斤，完成八九十公里的滑雪行军任务。她还获得了“轻机关枪手”荣誉证书。

　　这张证书的意义是：她必须随时准备，上前线与敌厮杀。

　　直到1998年和2003年，白发苍苍的李特特两次回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里留下她最美好的青春时光，“我现在记性差了，但儿童院的日子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几十年后老人说。

　　蔡和森留下4儿女

　　战后，李特特重回莫斯科校园。24岁时，与一位俄罗斯小伙子结婚了。1年后，她生了一个混血儿男孩。1952年，李特特回到祖国。她没有享受到什么特权，而是在父母的鼓励下，带着仅3个月的二儿子到北大荒开荒，一待就是3年。

　　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在各种压力下，丈夫与她离婚，返回苏联。之后，李特特进入北京华北农业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前身）工作，直至离休。其间，李特特再婚，并生下小女儿。如今，女儿安家在上海，也已退休，李特特也有了外孙和外甥女，外甥女还在念书。平时李特特多通过电话与她联系，寒暑假期间他们也会到北京来看外婆。

　　李特特说，舅舅蔡和森有4个儿女。其中蔡妮和蔡博为其前妻向警予所生，蔡博已于1991年去世。蔡转和蔡林为第二任妻子所生。蔡博在世时，蔡转与其有书信往来。蔡妮现在就住在北京。李特特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李老太20年化缘记：

　　1，经典用词：“怎么是我饶您呢？是求您呐！您也像我一样，硬回头皮帮帮忙吧！”

　　1988年，李特特从中国农业科学院离休后，成为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终身理事。她从65岁高龄开始，遍访贫困地区，开始自己人生最大事业之一——“化缘”，扶贫！

　　李特特一边利用自己的关系，向各省市区领导或北京的领导们，以及一些“老板”说情、要钱；一边将得来的“好处”转给最底层村民，帮助贫困地区架桥、打水井、修公路、办学校、建工厂…… 为筹款，她没少找到父亲的下属，请他们帮忙。不管怎么说，跟别人要钱不是多光彩的事情，李特特开始很害羞，不好意思。20年过去了，现在还不能完全适应。“什么时候讨钱都会不好意思”，李特特说。


　2，经典用品：翻烂的相集

　　在家中，李特特向我们展示了一本相集，这是她遍访云贵川贫困地区、长征路线拍下的见证，记录了贫困地区人民生活的贫困。这个蓝色封面附有白色纸条说明的相册，重达4斤以上。她用力地拍拍这本陪伴自己“化缘”的相册，希望它帮助自己说服有意扶贫的人们，相册已被翻烂了。

　　照片上，被子千疮百孔，草棚迎风可倒，干枯的土地上慢慢开裂，孩子们的眼神可怜巴巴。“他们（贫困人口）真的很可怜的。”李特特说，“有些老板就是对此无动于衷，很可恶，抠得很。看了我的照片，只说了句世界上可怜的人多了。”说话间，她用力撇撇嘴，表达不屑和无奈。

　　“喏。”她手指着一张相片问记者，“你猜，这个孩子衣服的补丁有多少个？”

　　“45个！”没等我们回答，她皱起眉头，自己轻声说了出来。

　　扶贫甘苦，李特特内心自知，在感受助人之乐时，也要体味人情冷暖，忍受怨气与无奈。“很多老板现在只认这个。”说话间，老人家的拇指蹭着食指，做出数钱的样子。她说，自己瞄准10个筹款对象，经过耐心的说服愿意捐助的人有1个已经不容易了。也有不少老板提出条件，希望扶贫后能马上在其他项目上获得回报。

　　关于“化缘”，李特特也有很多高兴的事。比如她自己“化缘”就成功了不少，多则二三十万，少则几万元。她跑到了中国西南部的黔、滇、桂的石山地区，在贵州安右等地的关岭、安龙、罗甸三县，中国扶贫基金会开始实施以帮助当地百姓解决温饱为目的的搬石造田项目，一亩亩的基本农田被一点点地从石缝中刨出来；她跑到了四川凉山，这里山高风寒，人畜共居于一间低矮、潮湿的破土屋里，在凉山昭觉县，中国扶贫基金会帮助彝族兄弟改善居住条件的“安居项目”迅速启动。

　　就是这样，十几年来，李特特义务为扶贫事业奔走，她为贫困地区争取到价值1600多万元的经济援助，帮助上万人摆脱了贫困。

　　3，经典总结：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

　　不过，筹钱是一回事，怎么花钱又是另一回事。她和同事经常在贫困地区给当地人示范如何耕种经济作物，但她们前脚走，后脚马上就变样了。所以结合多年的扶贫经历，她向本报记者总结道：“扶贫先扶智，脱贫先脱愚！更重要的是提高当地人的文化水平，增加受教育机会。”

　　老太太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扶贫？她说：“有些地方的人，连饭都吃不饱，孩子穷得没衣服穿，我一想起来就坐不住。”“父辈们未完的事业我要继续，参加扶贫工作正是我继续革命的最好方式！”

　　特写：蛙泳姿势入深水，每天游上1000米

　　李特特跑了近20年扶贫工作，去了不少贫困地区。现在，老人高龄，已不像以前那么四处跑了。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老人现在每天下午3点左右都会到小区的游泳池游上1000米——采用的是蛙泳姿势。

　　“当然是深水区。浅水区？那是给小孩子玩的”。当冬天来临时，室外泳池水温太低，她就转到室内，但从不间断。她还坚持吃辣椒。李特特说，她很怀念在苏联的时光，那是她最好的青春。(文、图：本报记者陈翔、徐静、谢绮珊、刘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