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样的幸福

与大多数电影制作是由导演挑选剧本不一样，本片编剧西蒙·比尤弗伊从未向导演丹尼·博伊尔递交过这部电影的剧本，丹尼·博伊尔仅仅是因听说有一个剧本以《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这一电视节目为“由头”做情节展示感到吃惊——哪个编剧会有如此创作?这样的电视节目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但当他得知剧作者的名字后，立刻主动从经纪人那里索取剧本并认真阅读。博伊尔表示，“西蒙·比尤弗伊是我最喜欢的编剧，尽管我和他在拍此片前从未谋面，但自从看过《光猪六壮士》后，我就记住了他的名字。”丹尼·博伊尔说道。自此之后，凡是西蒙执笔编写或参与导演的影片，丹尼一部都不会放过。“对他的喜欢真是一发不可收拾，这种感觉也出现在阅读本片的剧本之后，但我时刻提醒自己，我应该跳出个人崇拜，换个视角和心态去阅读，但好剧本就是好剧本，当阅读到第20页时，我知道是时候做决定了，于是我立即致电给西蒙，很简短地和他通话，表示‘我喜欢你的创作，尽管也许这并非为我而作。’” 　　
他还表示，“其实在心无旁骛的时候做的决定是最正确的，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去想我们是否会有足够的钱开工，最后能拍成什么样子，观众会不会喜欢，这些我都没有去想过，心里只有一个声音，我就要把它拍成电影，其他什么也不管不顾。这种感觉很神奇，并不是时常都有，但往往产生这种感觉时，我就知道之后做出的决定将会是正确的。” 　　
辛苦的选角工作 　　
在影片里的众多元素中，天堂电影贫民窟里的“穷小孩”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成群结队的孩子给这部凄美的感情剧平添了几分厚重感。在影片中，导演丹尼·博伊尔常常用一些闪回的镜头来表示时间的流失--前一秒钟还是矮小青涩的孩童，一辆飞驰的火车匆匆而过之后，孩童转眼间变成了少年。但拍摄这些有意思的片段可是难煞了联合导演洛芙琳·坦丹，因为要在7-14岁的印度少年中选出导演需要的群众演员可不容易。洛芙琳·坦丹表示，“我们之所以将选秀的年龄范围定在7-14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正是印度孩子接受英国文化的时候，他们从电视、电台、广播、流行音乐、甚至电影里广泛接触英语和英国文化，他们就可以在印地语和英语随便切换，如果我们要拍成主流电影，那么就可以多用14岁左右大的孩子。” 　　
作为地道的印度人，洛芙琳·坦丹可是帮了丹尼·博伊尔大忙。博伊尔表示，“我需要她每天都陪伴在我左右，第一是我不懂印度语，第二是我需要细心的她来检查我的工作是否有疏漏，在片场我真的变得很依赖她。”洛芙琳·坦丹对这次剧组的经历印象深刻，“其实我更多的工作并非组织而是翻译，年纪较小的孩子对于英语还不是很熟悉的，他们只听得懂印地语。我只得把西蒙剧本上一段段一句句的文字翻译成孩子们能听懂的话，然后教他们如何复述和表演，再选出我们觉得满意的人选。当然你对一个仅有7岁大的孩子要求不能太高，反复演练是常有的事。坦白说印地语很有意思的，就好像要表达‘我饿了’这个意思，用英语就是说‘我饿了’，而孩子们如果用印地语就会生动很多，他们会说‘有个小老鼠在我肚子里钻来钻去’，而这句话从孩童嘴里说出来就会显得十分有趣。” 　　
异域文化为本片定基调 　　
由于是第一次到印度，所以导演丹尼·博伊尔显得特别小心。“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都处于一种学习状态中，学习印度的文化以及关于文化的种种知识。一是因为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取景，我必须对其有所了解;二是我大部分的工作人员也是印度人，为了表示尊重和应该有的理解我必须要学习。” 　　
跟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印度文化中的“宿命论”使丹尼受到很大的震撼。“在我们接受的一些意识教育和文化中，讲的是‘人定胜天’，只要努力奋斗就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印度文化中，这种天定的命运异常强大，人在命运面前是很渺小而无意义的。每个人都自有一方天地和自己的角色，人在命运前需要做的只是顺天意而非尽人事。” 　　“在拍摄过程中我所做的只是尊重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尊重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没办法做出改变，去强求或去主宰什么，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我很难去驾驭和操控。于是，我就任由影片随着情节自行发展，也许顺其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只要放开怀抱，用宽容的心接纳新事物，奇妙的结果就会产生，事实也证明如此。” 　　
“正如我们邀请到的主题曲创作者，具有卓越才华的曲作家A·R·拉曼，我相信这也是天意。之前我诚心找他合作时，数次都无缘得见，我在伦敦，而他在宝莱坞各自忙得昏天黑地;而这次我们居然在伦敦遇见了他，这也许就是命运在作祟。” 　　
印度文化中除了“宿命论”而外，“性别歧视”也给丹尼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由于影片与此无甚相关，丹尼没有太多介怀，但他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印度的女性度日比较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