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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展现了生存的意义

《最爱》展现了生存的意义

与《孔雀》《立春》一脉相承,顾长卫的第三部导演作品《最爱》仍然在不遗余力地为碌碌众生打造精神支柱,其不同之处和价值所在是更富有现实感和批判性。比起《孔雀》中的降落伞、《立春》中的绘画和歌剧,《最爱》中的结婚证、鲜红的血、邪恶的棺木,象征的则是掷地有声的爱情、土地和生死。

影片骨子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而是演绎了一对艾滋病人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下,从虚度余生到萌发斗志,输了生命但赢回尊严的故事。郭富城饰演的赵得意、章子怡饰演的商琴琴都是不甘坐以待毙,面对村民的种种冷眼、嘲讽甚至是屈辱性的打击,仍然要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个尊严。

最爱》透过爱情故事更多展现了生存的意义,残酷的故事主题中涌现了一些具有悲悯情怀的神来之笔,例如赵得意在火车前飞奔,一边呐喊一边点烟,那种生命力的奔放不是任何文字能表述的。除此之外,赵得意与商琴琴在学校的屋顶调情时的兴奋,偷情后被捉奸的懦弱,在破砖屋过上“新婚生活”后的温馨,拿到结婚证的释然,诸多情节都能打动人心。

与这条凄美到心碎的爱情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濮存晰饰演的赵齐全,他是影片的另一个重心所在,是罪恶的始作俑者,他的灵魂溃烂对照弟弟的精神升华,加上心怀负罪感的村官老爹赵柱柱,构成影片戏剧结构的另一块基石。这是顾长卫首次尝试运用常规的戏剧结构进行创作,从某种层面来看,也是他第一次正面批判现实,中国电影第一次进入艾滋病这个禁区。

诚然《最爱》并非尽善尽美,从《七十里铺列传》到《魔术时代》再到现在的成品,格局被一次次缩小,无论初衷是针对于商业模式的妥协,还是针对于剧情的提炼和浓缩,结局都只能是遗憾。“老兵”孙海英的红色笔记本,“大嘴”王宝强的破喇叭,“粮房婶”蒋雯丽的米袋子,这些被拥有者视为命根子的道具背后,无疑藏着极为丰富并深刻的故事,却无一例外地被斩断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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