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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关后的早年间，明朝尚未最终覆亡，先后有以福王朱由崧为首的“弘光政权”、唐王朱聿键为首的“隆武政权”、以及桂王朱由榔为首的“永历政权”持续进行了历时18年的抗清斗争，这段时期都统称为“南明”。其中，南明“永历政权”由于得到广泛的拥护，曾一度取得与清廷划江而治的南北抗衡优势，可惜由于内部倾轧，永历朝廷最终错失了多次复兴机会，不得不偏安云贵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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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挽回颓势，南明西宁王李定国（原大西军将领）决定联络东南沿海的郑成功夹攻夺取广东，以图再度兴复南明的大业。夺取广东（广州）的最关键一役在于先攻下广州西南的新会，“克新会，则广州可下”。恢复广东是当时南明中兴的最佳战略，李定国对此一直踌躇满志。



　　清顺治十一年二月，李定国聚集全部主力挥师入粤，一路势如破竹。这年的四月间，大西军开始全面围攻广东新会，誓要取新会而下广州。而坚守新会的耿继茂部清军（汉军）也获得死战命令：无论如何都不能失去新会，人在城在，人不在城也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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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史中没有记录的是，当时的新会守军也害怕城池落到南明手上后，一旦被八旗清军重新收复回来时必将引起灭绝性的屠城，因为扬州嘉定的屠杀事件才发生过不久。这说明当时的新会清军守城将领并非没有人性的，那么，为何后来又发生了恐怖的“吃人”事件呢？


　　其实一切都为了“救百姓”，对李定国是这样，对新会守军也是这样。


　　李定国在三次大型的围城攻坚战斗中每每落败，皆因新会守军将百姓驱逐出来“当炮灰”，李定国不忍心，于是一次次放弃进攻。具体是这样的：当李定国通过挖掘地道抵达城墙根下炸开城墙，正要组织大炮猛轰缺口的时候，新会守军就驱逐百姓有序地出来搬石块，一一堵回缺口；当李定国用葵树干扎成的“捆青”堆砌成台阶要爬上城墙时，新会守军就让百姓从城墙里挖缺口爬出来，将“捆青”一一搬进城内。李定国没辙了，只好借优势的兵力实施了长期围困，要将新会清军困死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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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新会清军方面呢，早制定了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城池的方案，因而也针对李定国的“善良弱点”采用了各种不择手段的守卫方式，他们一早就知道李定国不会拿老百姓的生命作战争代价。而在对内的宣传方面，新会清军也早就宣扬了可怕的屠城后果，对谁当皇帝不甚理会的百姓自然就站在清军一边，全力支持他们守城，只为了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灭绝性屠城－－所以才出现了老百姓“甘心”被驱赶守城的现象。有人评论李定国的这场战争是“好汉遇到了无赖”，可是战争中，“无赖”何尝不也是战争策略之一呢，对于弱者一方的新会清军，如果他们非要守住城池，也只有“无赖”这一招数了，否则面对20万大军，他们拿什么去抵挡？


　　在李定国对新会城围困了三个月后（八九月间），新会城内已再无粮草。而当时，李定国的军队也遭遇了大规模瘟疫，双方都支撑在一线生机下。李定国本想期待郑成功的军队按约与他会师新会，然而郑成功屡屡拖延发兵时间；而清廷方面，则早已派遣八旗大军南下，联合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的汉军蛰伏在广东三水，伺机支援新会。只要新会清军支撑过这一难关，城围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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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段历史，《新会县志》原文如此说：“自被围半载，饥死者半，杀食者半，子女被掠者半。天降丧乱，未有如是之惨者也。” 不过这段文字记录的是战争造成的惨状，而对新会清军却鲜有批判，此为一奇。从新会清军“烹人”的事例中可以看出，那些守将并非“泯灭人性”，至少他们在这么做的同时内心还写有“羞愧”二字。或许当时的新会百姓都很愚昧无知，或许他们在战乱后还在庆幸没有遭遇满城皆尽的“灭顶之灾”……


　　就在新会城内如此不择手段度过“朝不保夕”的粮食危机时，李定国在城外的大军也因瘟疫死伤过半，郑成功大军却依旧爽约渺渺无望。清廷援军趁机杀到，八旗清兵会同平、靖二藩军队前后夹击，用大炮轰乱了李定国最厉害的象兵阵，经过四天激战，李定国大军尽数兵丧在今天新会北门外的圭峰山下，20万大军最终只剩数千逃回了云南。新会一役后，李定国精锐尽失，从此他再无力量进军广东，南明复兴的希望从此化为泡影。李定国在给郑成功的短笺中提到：“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正是隐望联合郑成功等共扶永历。可惜由于郑成功的私心自用，李定国此生的愿望最终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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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战争里，李定国因慈悯百姓之心没能攻下城池，新会清军则因吃人守住了城池，也“救”了全城百姓（他们认为一旦新会失守，清军必会全面反攻，夺下城池之日就又是一个“扬州屠城”之日，全城百姓难以幸免）。在道德方面，还真难以评说这样的“吃人战争”，一切常规的人类价值观在战争中都是扭曲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