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周彦文格律诗一席谈（下） 推荐
我们不妨作一项实验，将《唐诗三百首》输入电脑，然后将“天地、日月、乾坤、江海、山河、风雷、霜露、禽鸟、花树、木石、云雨、沧桑、来者、悠悠”这类字词删去，其结果是《唐诗三百首》不复存在了。这揭示出一个读诗、赏诗、写诗的大奥秘。不明白这点赏诗昏然，写诗不成。
杜甫、李白和王维的诗，分别代表盛唐时代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虽人生观、世界观有异，但“天地精神”是归一的。晚唐李商隐儒、道兼备，佛亦有之，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集大成者，也是革新者。其格律诗不写单纯的感情，而写复杂的心理感受；不写明朗的爱憎，而写朦胧的意象。这既是时代使然，也是唐诗艺术的深化和发展。总之，我读唐诗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些诗人是融合在天地之间、纵浪大化之中的，其诗给人壮阔、苍茫，既飘逸又沉静的感觉。他们真是笼天地于胸内，措万物于笔端；吞吐八荒，思接千载。热烈犹如艳阳，宁静宛似明月。他们的诗是对着天地喊出来的，是向着宇宙开出的灿烂精神之花。所谓“山水者，天地之才情；才情者，人心之山水”也。
当代诗人思缺魂
周：谁的诗能体现这种天地精神，谁的诗就高人一筹，反之则流于平庸乃至低劣。我们看历史上两位政治人物的诗。刘邦，文化不高，后世文人往往说他是痞子或流氓。可是他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土兮守四方。”多么豪迈壮阔，且有思贤若渴、居安思危之意。再看黄巢，文化高，进士未中，后成为农民起义领袖。其《题菊花》：“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还有一首写菊花的七绝《不第后咏菊》，其中两句：“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类似的题材杜甫怎么写？杜甫在长安典衣买酒，很不得志、很郁闷的时候，写了《曲江二首》，其中结尾这样写道：“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叶嘉莹教授解释最后一联的意思是：“如果能传达我的语言，告诉春天那些闪动的生命，我希望它们永远陪伴我，和我一起流连徘徊。”你看黄巢的诗不仅与刘邦不同，与杜甫更相迥异。谁的诗给人以审美享受，谁是乱吆喝、喊大话，甚至有一种变态心理？
毛泽东在1958年亲自号召的新民歌运动，制造出的汗牛充栋的诗作，即体现了黄巢那种战天斗地、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狂妄。虽然红火一时，却如节日的烟花，瞬息寂灭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违背了唐诗的“天地精神”。
我们从《二十四史》，从唐宋诗词中有时能感觉到汉族中原文化对北方游牧狩猎文化的鄙薄和排斥，能读到类似的句子：“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自笑堂堂汉使，……且复穹庐拜，会向蒿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可是，北齐鲜卑族的一首所谓胡曲《敕勒歌》，却被译成汉语，堂而皇之地入选诗歌经典《汉乐府》、《古诗源》，千百年流传。我加入中国作协的介绍人李凖先生特别喜欢《敕勒歌》。他在把张贤亮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时，严肃嘱咐谢晋导演说，删掉剧本中其他内容可以商量，惟独这首《敕勒歌》不能删，不能商量。没想到谢晋导演也很喜欢《敕勒歌》。为什么？就是因为《敕勒歌》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很好体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天地精神”。
毛：你讲的让我有茅塞顿开的感觉，也许真正找到了当代格律诗的症结所在。
周：如此便明白，古人为什么把诗文刻到龟背、石头上、乃至风起云涌的摩崖上了。天地精神可以使诗的境界升华、博大、开阔，说到底既是融入自然，也是追求不朽的人类大情怀。
天地精神是我们第一要继承的，第二要继承的是以“乐美、画美、舞美”为主的审美精神。
“三美”是手段，目的是营造意象。意象最为重要。同是写青年男女“放电”风情，李白是“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而李商隐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大李输却小李，在意象也。
中国诗歌和音乐是佛经上说的两头同体的共命鸟，或连体婴儿，后来分开，独立于音乐之外的，叫徒诗，反之叫歌诗。孔子教学生《诗经》是演唱的。《离骚》373句，2400多字，不配乐，诵读即可。所以，屈原是写徒诗的鼻祖。以后，在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产生的过程中，许多诗人在摆脱配乐的情况下，转而注重从语言文字本身追求节奏和韵律，从而达到抑扬顿挫、回旋起伏的音乐效果。这就是南朝齐武帝时的永明体诗，将其完善定型是到了初唐宋之间、沈佺期的时候。当时相对于过去的“古诗”、“古体诗”叫“近体诗”或“今体诗”。我们现在则称“律诗”或“格律诗”。所谓“律”，就是形式排偶与声调和谐的法则。这种古典诗歌的音乐美必须继承，平仄粘对押韵就是为了保持这个音乐美。连散文、小说、雕塑、建筑都讲求韵律节奏，况格律诗乎？2009年国庆期间，中央电视十台，一位大学教授读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首联：“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忘”字他读成“旺”音，应读“亡”音。他错了，这是格律问题。
毛：平仄粘对，还有拗救等等，许多向我学诗的人都感到麻烦，不好学。
周：我担心你没说清楚。说清楚也难。王力用一本书讲格律诗，我看也没彻底讲清楚，不会写的人看完还是不会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东西，就是这样，他不要求你彻底弄明白，比如《易经》，世界上有几个彻底弄明白的？但是，基本东西弄明白还是必要的。要能抓住要领的明白人来讲。我的格律师老师与我同龄，是位高人。他二十分钟把律诗的四种基本形式讲得一清二楚。我现在写格律诗，就是得益于他。
毛：看来这世界上明白人太少了，不少人糊里糊涂。
穿鞋戴帽系腰带
周：从前说伟大的作家是思想家，现在我要说伟大的诗人一定是“思维家”即善于思维的人，倒不一定是思想家。这就有必要说说属对，即对仗，这是古人启蒙教育的内容。人们多以为这是一种修辞训练，但我却认为是一种思维方式训练，智力训练。一个人的智力包括记忆力、观察力、想象力、分析判断力，以及定力。智力是否上乘就是看头脑中是否同时具有反向思维。你看，问题又回到我们开头讲的思维方式上了。英语和中文千差万别，但说到底是思维方式的不同。写好诗的人和写劣诗的人，说到底也是思维方式不同。古人从启蒙教育起就抓这个问题，让儿童学写对联。经常先生出上联，让学童对下联。
这又涉及到一个误解，以为古人的思维模式是阴阳二元的，就像律诗中的出句和对句，静对动，远对近，上对下，张对弛……这样理解是不完整的。《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易经》也是每三组线段组成八卦的，总体构成是象、数、理三部分内容。所以，不是二元，而是三元。《老子》首句的断句错了，不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应该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讲的是三种状态。屈原的《天问》：“阴阳三合，何来何化？”并不说阴阳二合。《庄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