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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华声论坛 参考文摘

       中国古人充满了丰富的想像力。我们读古代典籍和古典文学，经常会发现有许多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祥瑞和怪兽存在，这些动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它们其实都是我们祖先通过想像创造出来的。


　　龙族无疑是这些想像动物里的大族。我们中国人历来宣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可这龙有多少种，恐怕最有学问的中国人也搞不清。蛟，是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龙，可具体蛟长什么样，却众说纷纭。《世说新语》中说周处入水三天三夜斩蛟而回，据此推测蛟可能是鳄鱼。夔，则是一种更奇怪的龙，它只有一只脚。《山海经》和《说文解字》里都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虺是一种早期的龙，常在水中，据说是龙幼年期的状态。虬，一般把没生出角的小龙称为虬龙，是成长中的龙。有的典籍里则把没角的龙叫螭，究竟谁对谁错，我们已无从知晓。其他的龙还有应龙、蟠龙、角龙、火龙、青龙等。


　　龙还有自己的孩子。有句成语叫“龙生九子”，说的就是这事。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这方面的说法更多，有囚牛、睚眦、嘲风、蒲牢、狻猊、（又名霸下）、狴犴、负、螭吻、椒图、饕餮、鼍龙、貔貅等等。有的书中说貔貅是狻猊和狮子所生的孩子，如此算来貔貅是正儿八经的龙孙呢。


　　凤族无疑是第二大族。凤凰是仅次于龙的祥瑞，雄曰凤，雌曰凰。此外，还有鸾、青鸟、朱雀、玄鸟、大鹏、精卫、毕方等奇怪的鸟类，古人也认为它们是凤凰的一种。

　　麒麟也是大名鼎鼎的神兽，传说它是百兽之王，是仁兽。中国古代把龙凤麟龟称为四灵，由此给我们留下一个“凤毛麟角”的成语。


　　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灵物。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组，玄武这组正好在北方，于是玄武就代表北方。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说的就是他在长安北门发动的政变。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人还把玄武人格化，虚构出一个神话人物——玄武大帝。到清朝年间，为避康熙帝的名讳，玄武大帝摇身一变成了真武大帝。中国古典文学里有一个《四游记》，《东游记》说的八仙过海，《西游记》讲唐僧取经，《南游记》写华光大帝故事，而《北游记》则讲述这位真武大帝的成仙经历。

　　在《山海经》《神异经》《淮南子》和《搜神记》等典籍里，还有许多不算太有名的祥瑞和怪兽里。也许它们并非完全虚构，很可能有着一些真实存在过的动物的影子。据考证凤凰很可能是上古的孔雀、雉鸡或类似的鸟类，而貔貅则可能是熊猫的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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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子孙”的来历
来源：华声论坛 参考文摘

广播、报纸中常出现“炎黄子孙”的字眼，这个词是怎样来的呢？
　　原来“炎”和“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著名的两个部落的首领。这两个部落大约在距今五千年以前，曾经居住在黄河、长江流域一带。炎帝姓姜、黄帝姓姬。传说他俩还是亲属，有人也把中华民族称为“黄帝子孙”。
　　那时候，有一个名叫蚩尤的部落首领，非常凶猛。他打败了炎帝所统辖的部族，并经常侵扰其他部落，搞得中原不得安宁。黄帝愤于蚩尤的蛮横无道，率兵与之决战，双方在涿鹿(即今河北省的涿鹿、怀来一带)进行激烈的搏斗。最后，黄帝得到各个部落的拥护，成为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他率领部属从事农业耕作，努力生产，奖励发明创造。炎帝也积极教人耕作、采药，故又称为神农氏。传说中也有“神农尝百草”的故事。
　　在炎、黄两帝的努力下，天下兴盛。他俩的功绩得到后人的赞颂，人们把他俩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看作是中国文明开创者的化身，而把自己称为“炎黄子孙”。

乡下乖乖女

宋：中国木结构建筑的成熟时期
宋代是我国木构建筑的成熟时期，并且出现了总结性的专书。代表作品就是公元十一世纪末李诫著的《营造法式》，这书总结了流行于黄河流域的木构建筑经验，对于构件实行规格化，对工料也实行了预算制度。这部书于元符三年（1100年）编成，北宋朝廷在崇宁二年（1103年）正式刊印颁布，向全国推广。在这之前的元丰年间（1078—1085年），还曾总结过修筑城池的经验，编出了《筑城法式》。
据北宋学者沈括所著《梦溪笔谈》的记载，五代到宋初（十世纪后半期）有一位最优秀的建筑匠师名叫喻皓。他曾经编写过一部三卷本的《木经》，总结建造木结构房屋的经验。书中严密地规定了梁架结构中各部分的尺寸，使木构建筑物进一步规范化。传说当时的吴越国王曾经在杭州梵天寺建造过一座七层木塔，但造好后塔身经常摆动，经过喻皓建议逐层加板钉实后，塔身才固定下来。又相传喻皓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城里还造过一座最高的木塔，但塔身却向西北倾斜。人们都奇怪地询问为什么要建成这样的斜塔？喻皓回答说：这是由于汴京的地形无山，又经常刮西北风的缘故，经过上百年后，塔身自然就会正起来。如果这一传说属实，那么这座塔就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斜塔了，它比著名的意大利比萨斜塔还要早两个世纪。
在北宋，汴京又称“东京”，是当时各类建筑物最集中的地方。它的城池有内外三层，最里层是皇城，中层是内城，外层是罗城（外城），拥有上百万的人口。它既是全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又是繁华的工商业城市。
在汉唐时期，长安和洛阳等都城的居民都住在具有封闭式围墙的里坊内，并且不准朝着大街开门。商人们也不许沿街设店，而必须集中在规定的商市里，如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到了北宋，由于工商业的发达，对居民和商人的控制就逐渐放松。城市里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允许面向大街开门，商人也可以沿街开设店铺，还出现了夜市。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从现存的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作，现藏故宫博物院），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汴京城内外的各种各样建筑物和繁荣的街市情况。特别是汴京近郊的农舍和酒店，汴河上的虹桥，东门的城楼，以及商店、茶坊、酒肆、民宅和官署等建筑，在画中都有详尽的描绘。
从另一本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也可以看到汴京城内商市的面貌。如书中描写的大相国寺市场、潘楼街酒店、金银采帛店、勾栏瓦子（即游艺场）、以及“州桥夜市”等等，都要比隋唐的长安商市繁华得多。
但是，汴京城早在宋金之战时（十二世纪初）就毁于战火。现在开封城内的大相国寺和龙亭等古迹，都已是清代的建筑，只有北门内的祐国寺“铁塔”还是北宋原物。此塔建于1041年，是一座用琉璃砖砌成的仿木结构宝塔，也是现存宋代砖塔中最高的一座。由于所用琉璃砖的釉色深褐，远望如铁色，故称“铁塔”。塔的平面是等边八角形，计有十三层，高达五十七米。外壁上镶有浮雕着各种华美图案的琉璃面砖，包括佛、菩萨、飞天、龙、麒麟和宝相花等五十多种图案，所以是研究宋代砖雕艺术的珍贵实物。全塔使用的砖除琉璃面砖外，还需要大量各种尺寸的斗栱、柱、枋、椽子和平座的砖料，但是都被统一在二十八种规格之内，这说明当时我国的建筑匠师已能精密地装配砖构建筑物的预制构件了。
传说这座“铁塔”的前身是一座八角十三层的木塔，并由名匠喻皓负责设计建造。他在施工前曾先做好模型，经过反复推敲后才完成设计的。
北宋的殿堂式建筑在山西境内还有部分遗存，其中最著名的是太原市郊晋祠的圣母殿。这殿初建于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1年），重建于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距今已有八百多年。殿的式样是重檐歇山顶，高十九米，南北宽七间，东西进深六间，平面近方形，四周都有宽敞的回廊，这是我国现存古建筑中具有回廊的最早实例。殿内的四十尊神态各异的宋塑侍女像，是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宋塑代表作品。
晋祠中建于金代大定八年（1168年）的“献殿”，是一座凉亭式的殿堂建筑物，造型简洁开朗，也是八百多年前的代表性建筑物。
具有江南特色的苏州园林，也从宋代起闻名于世。宋徽宗时激起农民起义的“花石纲”事件，就主要发生在苏州，其中的“石”，即指苏州附近所产的可作假山用的“太湖石”。
现在保存在苏州观前街玄妙观中的“三清殿”，距今已有八百年的历史（建于1179年），是江南现存最早的一处道教古建筑。这殿的屋顶是重檐歇山式，面阔九间，通长四十五米多；进深六间，通深二十五米多。殿前有月台，周围有石栏。殿内供奉着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三尊泥塑金像，故名“三清殿”。它是我国现存少数几座规模较大的道教寺观之一。
与北宋同期的我国少数民族政权中，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也很重视建筑事业。辽国地处东北和华北，统治者特别崇信佛教，在境内大造佛寺，所以保存到现在的辽代寺院和佛塔遗迹也较多。例如著名的“华北四宝”之一的“应州塔”，就是辽代所建（其余“三宝”：隋代所造时“赵州桥”，宋代铜铸的“正定菩萨”和铁铸的“沧州狮子”）。
“应州塔”又名“释迦塔”，位于今山西省北部应县的佛宫寺内，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也是世界上最高的楼阁式木塔。通高达六十七米，底层的直径也达三十米。在外观上好像是一座五层的八角形塔，实际上塔中还建有四个暗层，所以应该算是九层高塔。塔内供奉有高达十一米的释迦佛坐像，基本上
还保留着辽代塑像的原貌。
应州塔的每面都宽三开间。从第二层开始，每层的塔身外壁都设有平座和栏干，可以凭栏远眺巍峨的“北岳恒山”和蜿蜒曲折的桑干河。塔顶是八角攒尖式，上有铁制的刹柱（塔尖的立柱，有避雷的作用），还有相轮、宝盖、圆光、仰月和宝珠等构件，下面又有砖砌的两层莲花座。整个造型既复杂又美观，所以古人形容为“鬼斧神功”所建。
这座著名的应州塔正位于大同盆地的地震带，所以九百多年来曾经遭受过多次强烈的地震。但是，这塔却一直巍然屹立，连塔刹也未被震坏，说明它具有很高的抗震能力。据初步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它的地基十分坚固结实，塔身是用几个矩形的木质框架组成，并利用内外两圈柱子来巩固框架，所以在结构上是非常稳定的。塔中四个暗层的设置，等于是增加了四道钢箍，也加强了木塔的稳定性，因而才能经受得起多次较强烈地震的摇撼和暴风骤雨的袭击。
与应州塔的时代和地点相近，而又具有同样抗震性能的古建筑，还有河北蓟县（今属天津市）的独乐寺观音阁。
独乐寺的山门和观音阁都是辽代的建筑，建造于辽代统和二年（984年）。山门的屋顶是庑殿式，屋脊上还保存着两个“鸱尾”，张口吞脊，尾瘦而高，并向内卷曲，像鱼尾一般。传说这种鸱兽能够吐水灭火，所以古人就把它的形象作成屋脊的装饰，包含有辟除火灾的意思。
观音阁高达二十三米多，上下共三层，每层都是面阔五间，进深三间。阁内供奉有高达十六米的泥塑观音像，因头顶部还塑有十个小佛头，故称十一面观音，这像从阁的底层穿过中层和上层，头部直抵阁顶。这尊观音像和两侧的侍立菩萨像都面容丰润，姿态端庄，还带有唐代的艺术风格，是现存辽代塑像中的精品。
这阁所用梁、柱、枋和斗栱的构件数以千计，但布置和使用时都很有规律。如全部的梁枋有好几百根，但从断面看只分六种规格，并组合得非常协调。这说明在公元十世纪末期，我国黄河下游地区的建筑用材也已高度规格化了。
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高阁，曾遭受过三十多次地震的袭击。在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发生的河北东部的大地震，当时蓟州（今蓟县）的官署和民居全部震坍，唯独观音阁依然屹立。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又把独乐寺里的辽代白塔和其他明清建筑物大部分震坏，而观音阁在震后仍无损伤。据建筑专家研究，这是由于它的地基坚实匀称，梁架用材比例恰当，柱网的布置全局一体，榫卯结合严实，以及套框式的梁柱结构和柱子“侧脚”①所产生的稳定因素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的。
① 柱子“侧脚”：古代建筑中一种稳定木架结构的方法。即将建筑物两侧柱子的柱脚向外侧出，柱身向里收进，与横着的枋子连接。这样的建筑物遇到震动时，重心不易外移，稳定性能较高。所以，在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就规定为木构建筑物中必须遵守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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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来源：华声论坛 参考文摘

　 棺椁葬是指把尸体装入棺椁再行埋葬的一种葬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在处理尸体时是不用棺椁的。如中原地区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时期，埋葬死者一般是以在氏族的公共墓地内挖长方竖穴土坑来直接埋葬死者。也许是为了长期持久的保存尸体，以表达对死者的怀念之情，人们开始以器护尸，于是便有了棺椁，并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作为古代埋葬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我们研究古代礼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人类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使用棺来埋葬死者的？历史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从浩繁的典籍中我们仍可以找到一些蛛丝蚂迹。《说文》释匛：“棺也，从匚，久声。”
　　匛字以久为声，取长久之义。《白虎通?崩甍》云：“匛之为言究也，久也，久不复变也。”从字形上看出，匛最早只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形葬具，古字并不从木，说明最早的棺并不是木棺。但从字义上去理解，我们也可以看出棺或柩的本义也是在于保存尸体能够长久。另外据《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长殇，以夏后氏之墍周葬中殇、下殇，以有虞氏之瓦棺葬无服之殇。”
　　这里的瓦棺，与“有虞氏尚陶”的注解是相吻合的。“堲周”，就是用火烤墓圹的四周，“火熟曰堲，烧土冶以周于棺也。或谓之土周。”或是为了防潮的目的，对墓圹的加工处理。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发现有在墓扩口上面或墓旁周围堆积红烧土块的现象（见《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94页），或可称得上是目前发现“堲周”的最早的实例。但从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遗存来看，在被公认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墓葬资料中，并没有发现这种“堲周”的迹象。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不相符，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殷人棺椁”，考古材料证明已是不争的事实。周人墙置翣，《说文》释翣：“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七，大夫四，士二下垂。”说明它是棺椁装饰的一种，再加上以长殇、中殇、下殇、无服之殇来定规定使用的葬具，以标等级，说明周代的丧葬礼仪在经过史前以及夏商的发展之后，更为繁文委曲，并且制度化。
　　以上的文献资料，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信息：这说明在木棺之前，除去那些大量的无棺的土坑葬之外，还有瓦棺的存在。葬具从无到有，及其形态的差异，一方面受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人们的观念形态的支配。尤其是木质葬具和石棺的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对死者尸体保存意识的强化。同时也可以看出，棺椁的从无到有，是伴随着礼仪制度而渐走向成熟的。
　　一、新石器时代的瓮棺葬
　　所谓瓮棺葬，就是用瓮、缸等作为工具的一种埋葬形式。中原地区考古所见的瓮棺葬，证明了《礼记》所言瓦棺的存在。不过，瓦棺的时代还可能更早。在中原地区最早的瓮棺葬发现于裴李岗文化的舞阳贾湖遗址，可以确认为瓮棺葬的共32座。贾湖墓地的瓮棺葬大多散乱的分布在居址之中，作为瓮棺的葬具的有罐、罐形鼎、甑、划纹盆等，上面一般扣置敞口钵、敛口钵、三足钵等，均是用来埋葬未成年的幼儿，这也许是出于对幼儿的特别关爱之故。埋葬采用立置的方式埋入地下，地面上露出一部分。
　　从目前来看，裴李岗文化时期，瓮棺葬并没有形成一种流行的葬俗，在其他遗址中尚未发现有瓮棺葬。到了仰韶文化时期，这种葬俗才流行起来，并成为仰韶文化埋葬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仰韶文化的瓮棺葬分幼儿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两种。在大河村仰韶文化第四期，共清理出瓮棺葬137座。埋葬的均为早夭的婴儿。可见，这些瓮棺主要的用途是用来埋葬死去的婴幼儿的，它一种特殊的葬具。这些瓮棺中，大多是用一件葬具，如用陶鼎、罐、盆、缸等作葬具，以陶鼎作葬具的最多。用2件葬具的，则是两件器物相扣合，如大口尖底瓶与鼎扣合、大口尖底瓶与豆扣合、大口尖底瓶与钵扣合、鼎与鼎扣合、罐与罐扣合、罐与缸扣合缸与缸扣合等。这些瓮棺葬大多埋在圆形坑内，也有少量埋在椭圆形坑内，墓坑较小，仅能放下瓮棺葬具。瓮棺的放置，有竖立、斜置和横放三种形式。一般情况下是尖底瓶横置于坑中，单件的鼎、缸、罐等则多竖放在坑中，两件器物相扣合的，横放的比较多。

　　类似的瓮棺葬在淅川下王岗、郑州西山、郑州后王庄、洛阳王湾、长葛石固等仰韶文化遗址中均有发现。这种处理小孩尸体的方法，与裴李岗文化有别。仰韶文化的小孩瓮棺葬集中埋在成人墓之间或房基附近，而裴李岗文化的墓葬，成人墓区内不见儿童墓。
　　成人瓮棺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并不是普遍使用，而是出现于特定的区域。它是仰韶文化阎村类型所盛行的一种葬俗。在这类型的墓葬中，
　　瓮棺葬既用于儿童，也用于成人。有一种被称为伊川缸的葬具，属于大型的瓮棺。以这种瓮棺作为成人葬具，具有地方的特色。因为它是在豫中地区如伊川土门、临汝阎村、汝州中山寨、鲁山邱公城等遗址发现的，而且是首先发现于伊川土门，故以伊川缸名之。这种缸直筒深腹，平底，有盖，腹部和上腹部有3个鸟喙状扳，便于捆梆。缸底有一圆孔，系烧制陶缸前戳穿的，是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伊川缸中，最为著名的如在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陶缸，这是迄今发现最大的一幅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画。陶画的内容，一组为鹳叼鱼；一组为带柄的石斧。鹳昂首挺立，正在叼食一条大鱼。右侧的石斧，捆梆在一个竖立的木棒上端。鹳鸟、鱼、石斧三者之间含义深刻，似在极力表现某种观念或社会背景。在出土伊川缸的遗址中，尤以汝州洪山庙最为引人注目。洪山庙遗址位于汝河北岸的Ⅲ级台地上，高出周围地面1.5米~3米。在这里考古发掘最重大的收获是M1大型瓮棺葬合葬墓。M1是一个东西长6.3米，南北宽3.5米的墓坑，坑内发现136件大口直壁缸，且不说尚有部分被破坏掉。如果加上被破坏掉的那部分，瓮棺会更多。这136个瓮棺中，均为二次埋葬，头骨置于缸的中央，盆骨、四肢骨竖直靠在头骨周围，肋骨脊椎骨等置于底部。除绝大部分为成人瓮棺外，也有少量的儿单瓮棺。一百多个瓮棺合葬在一起，按当时的生活环境和人口规模，是十分了不起的，这里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公共墓地，有着集体二次葬的习俗，且是用瓮棺埋葬。在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墓坑内，埋葬一百多个瓮棺，而且瓮棺均是按照一定秩序摆放。自南向北分为13排。瓮棺绝大部分是为死者二次迁葬而专门烧制的。这个墓地很可能是一个氏族的墓地，同一氏族的人死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集体进行二次葬。然而这只是在洪山庙发现的一座合葬墓，因为这里的遗址破坏较为严重，已无法识辨其本来的面目。不过可以肯定，这里之前肯定会有类似M1的墓葬。
　　除此之外，洪山庙瓮棺上的彩陶图案也是一大特色，成为仰韶文化埋葬习俗中的一个亮点。M1出土的瓮棺葬具，能够复原的近50件，其中40件为彩陶，这些彩陶的图案基本上不重样。彩陶图案的内容有男根纹、裸体人、人形纹、人手等人物图案；还有鹳、鸟、鱼、龟、鹿、蜥蜴、贝壳等动物；树枝、树叶纹、勾叶纹、植物根系纹等植物图案；以及石斧、木耜、木耒梳等生产、生活用具图案。通过这些图案我们可以透视当时居民的观念和信仰。所以说，不仅是它所表现的丧葬制度，它的物化的内容，各种器物组成的葬具，葬具之上富于思想文化内涵的图案，其本身就是早期礼制的一条重要线索。如其中的男根图的出现。洪山庙M1瓮棺葬中有4座瓮棺绘或塑出男性生殖器图案。如W39：1陶缸上彩绘一人，现仅存下身，其小腹用泥条塑一男性生殖器，生殖器粗大，显然是要刻意描绘的，中间还刻有较长的凹槽，表示尿道口。又如W10：1缸，其上用棕彩绘出上下对称的两个生殖器，生殖器的龟头经过夸张处理。而且，绘或塑出男根图案的瓮棺，除一座因人骨保存较少无法进行性别鉴定外，其余3座均为成年女性墓。其年龄在20—35岁之间。这绝非出自偶然，应当是人们祈求生殖的具体表现。说明当时已经普遍存在着生殖崇拜的习俗，并由此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可以看出远古人类对生殖现象的理解已有了很大的进步，由早期的女性崇拜向男性崇拜转化。事实上，除洪山庙以外的中原其他地区，这一时期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陶祖或石祖。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的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因此，由生殖崇拜所引申的一系列行为意识自然会上升到礼制的高度，左右人们的行动。
　　再如洪山庙遗址中的金鸟负日图陶缸，图中间绘一大鸟，背负一巨大的日轮，左右两侧各立一只鸟，引颈张口，两腿向后倾斜，似乎是在极力阻止中间大鸟的前进。这幅图的寓意我们留下了许多讨论的空间，但金鸟负日本身却表现出了人们对太阳的崇拜。在庙底沟类型中，金鸟负日的图案、鸟纹是主要的装饰母题之一。古人以形象的手法表达出对周围世界、对天体的认识。
　　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仰韶文化瓮棺葬中的葬具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它的埋葬环境、墓主以及彩绘或堆塑图案一起，表达了当时人们对死亡、对生育、对自然界的认识，是一定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反映，并形成了固定的习俗。
　　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瓮棺葬一般是用于幼儿的埋葬。瓮棺葬具主要是深腹平底罐，还有少量的瓮、鼎、釜等。深腹平底罐多为夹砂灰陶，束颈，深腹外鼓，小平底，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多为两罐相扣或在罐的口部覆一钵或盆。如淅川下王岗龙山文化遗存中，发现52座墓葬，其中有24座为瓮棺葬，均以陶罐作葬具，有的扣以鼎、碗、钵、器盖；少数以瓮作葬具，其上扣以罐或瓮。不过，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瓮棺葬远没有仰韶文化时期盛行，而且不是幼儿的唯一埋葬方式，在瓮棺葬的同时，有些幼儿和成人一样使用土坑墓。龙山文化以后，在中原地区则很少发现瓮棺葬的实例。
　　总的来说，对瓮棺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在中原地区，瓮棺葬一般适用于幼儿；是埋葬死去的幼儿时普遍使用的一种埋葬习俗。然而在阎村类型却出现了成人瓮棺葬，成人瓮棺葬均为二次葬。
　　2．幼儿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只有极少数为特制的葬具。阎村类型的成人瓮棺葬为专门烧制的陶缸。瓮棺的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
　　3．无论是幼儿瓮棺葬或是成人瓮棺葬，随葬品一般较少，多则几件，少则一件，或没有随葬品。
　　4．瓮棺作为一种特殊的葬具，它的使用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它的出现与后期的石棺、木棺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观念，即灵魂不灭。
　　二、木棺的起源
　　根据《礼记》关于“殷人棺椁”的记载，过去一般认为木棺的出现是在殷商时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表明，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较早出现了木棺。孟津妯娌遗址仰韶墓地的一座墓葬内置单棺，即是较为典型的一例。使用木棺的这座墓葬，也是妯娌遗址仰韶墓地中最大的一座墓葬，位于墓地西南边缘，墓坑长5.15米，宽4.05米，面积20.86平方米。底部有生土二层台，内置单椁，内葬一青年男性，死者手臂还套有象牙箍。无独有偶。早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在M152长方形竖穴墓中，就发现了清晰的木棺痕，死者是一名三四岁的女孩。棺板由长短不一的木板组成，接榫方法不太清楚，棺外有因葬具而形成的熟土二层台。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墓地中一些死者的身上有板灰和席子的印痕，龙岗寺遗址有的墓葬也有用木板作葬具的。另外，在元君庙墓地M458，发现有用砾石砌成的“石棺”，死者系一老年男子。以棺作为葬具，在当时还是较为罕见的。半坡遗址的女孩木棺葬，随葬品达6件之多，其中在两件钵内还盛着粟粒，女孩身上还佩戴着一件青白色玉坠，还有138颗骨珠和3个石球。妯娌遗址的大型墓葬，不仅规模大，而且死者手臂上还套有象牙箍，这都在暗示着享用木棺是一种非常优厚的待遇，是对死者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木棺的出现，是远古人类在处理死者尸体上一次大的飞跃，虽然在当时还不普遍，但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几千年来一直盛行的埋葬制度的棺椁制度，它的渊源便可追及于此。
　　中原龙山文化的墓葬发现不多，绝大部分仍是沿袭裴李岗文化以来的土坑葬，除小儿瓮棺外，很少发现有使用葬具的痕迹。然而，在陶寺墓地，却发现了大量木棺墓。“棺的式样较多，似乎尚未定形。使用榫卯结构的长方盒形木棺已经出现；从另外一些棺的结构看，系在墓坑装配，实与后来木椁的构筑法近似。如简报中所报道，有的墓底用烧土、陶片砸成硬面，棺周铺炭渣，或为积石炭之滥觞。棺盖上覆麻类编织物，两侧垂至棺底，颇似商周时期的棺饰。棺内底板上铺麻类编织物，尸骨周身裹以不同颜色的平纹织物，其上又覆盖麻类编织物多层，从中也不难看到商周殓衾制度的渊源。至于在棺前高案置奠的习俗，则由此时历经商周汉晋，延续数千年。”整个墓地分为大、中、小三个类型。大型墓均使用木棺，棺内撒有红色朱砂，并且有鼍鼓、特磬、玉钺、石钺等大型礼器随葬；中型墓有部分使用木棺，有的棺内撒朱砂，但也有的墓不见板灰痕迹。小型墓则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另在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有棺墓，随葬品有玉璋、玉钺、玉璧等。可见，棺在出现的早期就已具备了礼的部分内涵，具有别贵贱、定等级的意义，在中原地区只有少数的大中型墓才可能拥有，一般的小型墓则基本不见。
　　所谓椁，就是棺外套的大棺。所以人们往往棺椁并称。棺的出现，同样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保护尸体的需要，不仅要有棺，而且棺之外还要层层套叠。棺外所套的大棺称为椁，棺内所嵌的小棺称为櫘，贴身之棺又称为榇。《说文》：“椁，葬有木椁也。从木郭，郭亦声。”“櫘，棺椟也。从木，慧声。”“榇，棺也。从木，亲声。”段玉裁注：“木椁者，以木为之，周于棺，如城之有郭也。椟，柜也，棺之小者，故谓之棺椟。”目前，这种在棺外套有椁的棺椁形式，在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中尚未发现实例。在山东大汶口文化中，却发现有棺椁并存的现象。如在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葬中，M51不仅有木棺，而且在棺外还有“井”字形椁，为中华古代内棺外椁制度的祖型。
　　在偃师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了属于夏代的木制棺椁葬具。如在位于二里头2号中心殿堂北部发现的一座大墓，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0多座墓葬中最大者。这座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墓，墓口东西长5.20-5.35米，南北宽4.25米，墓深6.10米。遗憾的是因早期被盗，墓内的遗物只剩下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陶龙头、一具装入红漆木匣内的狗骨架。但从种种迹象表明，大墓是使用漆棺作为葬具的。在二里头发现的另外6座较大型的墓，有3座保存较好，均发现有朱漆棺残皮，墓底铺有朱砂，朱砂下面还铺有席子。其中一座在墓坑中还挖有棺室，棺室底部铺有朱砂。不难看出，这些墓葬与其他中小型墓葬相比，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差异，墓的主人当属奴隶主贵族。尤其是位于2号中心殿堂北部的大墓，它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规模，都是其他墓葬望尘莫及的。
　　商代是普遍使用棺椁的时期。《礼记?檀弓上》载“殷人棺椁”，郑玄注：“殷人上梓”，是说殷人多用梓类木材造棺。在郑州商城发现的墓葬中，铜器墓多有棺椁的痕迹。如1955年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批商代墓中，有3座为铜器墓，均有棺椁痕，墓底铺有朱砂。1956-1965年间在郑州铭功路一带发掘的4座铜器墓中，M146、M148、M2墓底均铺有一层朱砂，有棺椁痕。1982年在郑州北二七路发现的3座铜器墓，其中1、2号墓墓底铺朱砂，有棺板灰痕迹。
　　在安阳殷墟，我们发现棺椁已普遍使用于大中小型墓葬。在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在墓室中部有木椁，椁用整木做成，四周与墓壁中间用夯土填平，成为二层台，椁内有棺，棺木已无存。殷墟妇好墓是一座大型的王室墓葬，为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葬。墓内有木椁，椁内有棺，棺表面有多层黑红相间的漆皮，漆皮上还有一层较粗的麻布，麻布外面又有一层薄绢。这座非常讲究的墓葬，可以作为商王室棺椁墓的代表。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和小屯附近发现的大量的小型墓中，同样使用木棺葬具，只不过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与王陵内的大墓相比，差别悬殊。有一些墓是使用席子一类的编织物作为葬具。殷墟西区是一处族墓地，木棺都是长方匣形，两端大小高低相同。棺上一般涂有红、黄色漆，少数棺上有彩绘。除了一般的木棺葬外，有些墓葬还发现木棺外有椁，在棺椁上面常铺有席子或以彩绘的画幔一类的编织物覆盖。从以上考古资料分析，在商代后期棺椁的形制已经完备，并普遍使用于墓葬之中。
　　周代不仅因袭了商代的棺椁形制，以木制棺椁作为主要的葬具，而且在商代的基础上，更加完备，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棺椁制度。据文献记载，周代的棺椁制度有严格的等级。但关于具体的制度，文献记载各有不同。如《礼记》记载：“天子之棺四重”，郑玄注：“诸公三重，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而《庄子?杂篇?天子》则云：“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荀子》说：“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目前西周王陵尚未发现。周天子的墓葬是否使用四重棺我们不得而知。但从发现的诸侯王的墓葬来看，基本上是符合郑玄所注的棺椁制度。在三门峡虢国墓地，考古工作者发现了M2001和M2009两座属于虢国国君的墓葬。其中M2001系一代国君虢季的墓葬，M2009据出土铜器铭文分析为国国君虢仲的墓葬。这两座墓葬均使用了重棺单椁。如果依郑玄“诸侯两重，大夫一重，士不重”的注释，单棺为不重，一棺一椁为一重，两棺一椁为两重，可以理解为诸侯“二棺一椁”，大夫“一棺一椁”，“士单棺”，这样考古发现的虢国棺椁制度正符合《礼记》的记载。另外，在虢国墓地第一次发掘的
　　M1052号墓，据其内出土的“虢太子徒戈”，知其为太子墓，太子使用的是重椁单棺，大体上亦符合“诸侯两重”的葬制。而发掘的M2011，是一座九鼎墓，墓中随葬的一件铜斧上铸有“太子车斧”铭文，同样是一座太子墓，使用的是单棺单棺，与“诸侯两重”的葬制不合。
　　从平顶山应国墓地的情况来看，应国墓地M1据出土的五鼎六簋的组合推测，属于大夫一级的墓葬，其所使用的葬具为单棺单棺；M95是另一座应国贵族墓葬，同样为单棺单棺。应国墓地是具有族坟墓特征的公墓区，葬具大多为单棺单棺，表明这里正是一处应国贵族的墓地。尽管还没有发现诸侯王的墓葬，但从大量的贵族墓来看，是符合西周的棺椁制度的。
　　东周时期，礼崩乐坏，反映在棺椁制度上，并不是全按照周礼来使用棺椁葬具。一般的大型墓，也就是在贵族墓中多出现两棺一椁的葬制。而在中小型墓葬中，多为一棺一椁或有棺无椁，这是中小贵族或平民阶层所普遍使用的葬具。仅极个别的中型墓内使用两棺一椁。如1983年在东周王城东墙外发掘的18座中小型东周墓葬，1座为两棺一椁，8座为单棺单棺，7座单棺无椁，另有一座洞室墓，内置单棺。其中的一座重棺单棺墓，是在椁室内并列两具棺木，为夫妻合葬墓。1975年在东周王城北墙外清理的一座春秋晚期墓，是一座与申伯氏或申之伯氏有关的贵族墓，使用的葬具为两棺一椁。在淅川下寺发掘的楚国贵族墓地，其中的M1、M2、M3，均系楚国贵族的墓地，葬具都使用了两棺一椁。当然，在大量发掘的东周墓葬内，有棺无椁和无棺无椁的小型墓仍占绝大多数。
　　此外，在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以土、砖代替木椁的新形式。在一些中小型墓内，出现了横穴式的土洞室墓，这种土洞，代替了木质的椁，或者不用横穴土洞，而用空心砖筑成椁室，以代替木椁。以土、砖代替木椁，是一种简省，从此创造出了另一种简便的墓葬制度。
　　从棺椁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棺椁从出现之初，就具有区别贵贱和等级的功能，从史前时期的对死者的特殊礼遇，到殷商时代在贵族阶层中普遍的使用，最后在周代在宗法制度下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的棺椁制度。棺椁制度的起源与发展，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社会演进的一面镜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原古代礼制从起源走向成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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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科学发现十分接近古书所载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事件
很多古书对共工都有记载：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天文》西汉。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


　《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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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凤仙的身世和归宿如何
来源：华声论坛 参考文摘

小凤仙是一个幼年即堕入青楼的妓女，她与蔡锷交往及助蔡出走，使她与民国初年的政坛发生了传奇性的联系。以往野史说部对此渲染颇多，近年来又因《知音》、《一代风流》、《蔡锷与小风仙》等影剧的问世而使她成为众所

　　小凤仙是一个幼年即堕入青楼的妓女，她与蔡锷交往及助蔡出走，使她与民国初年的政坛发生了传奇性的联系。以往野史说部对此渲染颇多，近年来又因《知音》、《一代风流》、《蔡锷与小风仙》等影剧的问世而使她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

　　小凤仙的出身、家世及堕入青楼的原因，各家说法不一。有说其父为清季武官，落职后贫不能活，遂置凤仙于妓寮；有说小凤仙本是一旗人姨太太之女，父母双亡后无奈而落入妓院；也有说其父为仇人所陷，倾其家产而鬻凤仙，辗转入青楼。无论何种说法，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小凤仙早年生活比较贫困而坎坷多变，这种经历对她后来的思想不能不留下影响。民国初年，蔡锷智走云南，组织护国军，反对帝制。小凤仙在蔡锷智脱袁世凯的羁绊中无疑起过一定的作用，然而蔡锷究竟怎样飞出侦探四布的牢笼，小凤仙究竟怎样帮助蔡锷脱身，各家记载颇多分歧。天忏生、冬山说蔡锷带着小凤仙至天津，在旅馆内诈称有病，由后门逸，乘日本轮船出走（《黄克强蔡松坡轶事》。附录《小凤仙逸事》）哈汉章则谓出走之日，蔡锷设计打了一夜牌，次日绝早至总统府，并打电话约小凤仙午间到某处吃饭。乘人不察时，蔡锷密由政事堂出西苑门，乘车赴津，绕道日本抵滇（《春耦笔录》）。也有人说蔡锷由津渡日时，小凤仙曾要求一起东行，为蔡劝止。甚至还有蔡锷东渡日本，小凤仙亦同舟而行，至蔡由日转道昆明时才回北京的说法。事实上，这些说法多属当时文人添加的枝叶。

关于这个问题，雷飙回忆他听蔡锷口述的赴滇经过最为详细：一日晚间小凤仙处请客，正当宾客满座、狂歌畅饮之际，蔡锷悄悄离去，单身赴崇文门车站乘火车赴天津，次日早晨到达，住进日本共和医院。袁世凯得到报告后，立即派蒋百里与一个参议官赴津挽留。蔡锷告诉他们这次来津确实是为了养病，并请他们转达于袁世凯。蔡锷知天津非久留之地，当天晚上即隐姓埋名，化装后去塘沽坐船赴沪。不料船到上海时，岸上军警林立，侦探上船搜查，于是蔡锷便不上岸，乘原船赴日本神户，而神户警察搜查也十分严密，只能再乘该船返沪，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秘密买通船上的服务员，请他代购去香港的船票，这才辗转由香港到越南，最后抵达云南（《蔡松坡先生事略》，载《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册）。雷飙是追随蔡锷多年的僚属，他的说法可信度较高。

　　蔡锷病逝后，小凤仙的归宿又如何呢？天忏生等人谓，蔡锷去世后，小凤仙痛不欲生，留下一绝命书后饮鸩自毙《民国通俗演义》。即取材于此。但这全属虚构。

　　当蔡锷遗体自日本运回，北京各界为他举行隆重追悼会时，小风仙白马素车，亲临祭奠，并挂一联：“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北京晚报》前些年也曾发表过文章，说小风仙直至解放后还在人间，隐姓埋名，同一个工人结了婚，居东北某地。当梅兰芳赴朝鲜慰问志愿军路过东北时，她还拜访了梅兰芳，并要梅为她保密，这都说明小凤仙并未因蔡锷的去世而自杀。流传很广的小凤仙的另一副挽联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那堪忧患余生，萍水因缘成一梦；几年北地燕支，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这副挽联文情俱佳，对仗工整，显然非小凤仙的文化素养所能属，而系文人代笔。它的作者有人说是易顺鼎，有人说是樊增祥，也有人说是杨云史。易、樊、杨三人均为当时擅长诗文的名士。还有人说这出自前清翰林朱文劭的手笔，也有人认为这是易宗夔寄居北京时应友人邀，代小凤仙作的，以后收入他所著的《新世说

好诗岚

开封铁塔的前身是一座著名的斜塔，其中还有一段来历。

dummy111

～太傻～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