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鹿

　　常言说，现实是无情的、残酷的，历史则更加残酷无情，它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够厚道的。在我们已有的认知和印象中，历史是回荡昂扬旋律的滚滚长河，是开满文明之花的苍苍古树，是充满诗意的画卷，是洋溢文采的华章，自有其传奇与壮丽的一面，怎么能与不够厚道划等号呢？掩卷沉思，这样的研判，也并非凭空臆想。就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历史也有另一面。不必说在史家笔下，即便在文人笔下，历史也不是大美人，有皱褶，有暗斑，有时还会是一脸横肉。

　　在今天的甘肃灵台一带，有个鲜为人知的西地小国叫 “密须”，就是被以行仁义著称的周文王剿灭的。按《尚书》、《左传》、《史记》等典籍记载及近代考古发现，历经夏商的“密人”部落，乃黄帝之后裔，虽非盛都大邑，却也族旺势强，遂以 “密须”为国号受封。作为商朝的属国，免不了助纣为虐，自然是西周征讨的对象。当时，尽管也有“伐之不义”的不同声音，但文王还是以“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为由，乘其内乱，顺势平定。这是武王伐纣前扫除的第一个障碍，也算是大举攻商的一次“热身”。当时的灵台，正是周文王庆祝伐密得胜所筑。


　　“文王伐密”这一历史事件，与孟子“施仁政而王天下”的硬道理显然相悖，对信奉此念的后世儒者来说，难免有些尴尬，只好佯装不知。但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情形并非意外个案，不仅发生过“有道”的王朝屡屡侵吞别国，也曾发生过“有道”的部族屡屡被人所灭的明证。避而不谈也许可以，但史实总归是回避不了的。周穆王时，曾为夏禹封地的徐国传至偃王，统辖领地五百里，国力愈益强盛。有人向楚王谏议说，臣服于徐偃王的诸侯越来越多，若不及早讨伐，楚国恐怕就要反过来向他朝贡了。楚王说，偃王乃有道之君，好行仁义，不可伐。谏议者说，大伐小，强伐弱，历来如此，就像石头砸鸡蛋、老虎吃小猪一样，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于是，楚王就举兵把徐国给灭了。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初年，中国的道德系统，一直在动荡中思辨，在思辨中困扰，繁琐的周礼、敦厚的儒学在实际上很难得以施行。宗法社会的解体、土地制度的变更、商业力量的抬头以及贵族集团之间利益的争夺，那么多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需要尽快给出解决的对策，倘若单纯依赖道德的救赎、仁义的感化来济世经邦，既不可能奏效，也确实行不通。在这一时期的历史舞台上，曾出现过诸如春秋五霸、管仲、商鞅、张良、萧何、晁错、桑弘羊等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什么道德色彩的。就连那个儒家出身、为汉高祖制订朝廷礼仪的叔孙通都认为，在冒着生命危险打天下的时刻，儒生那套仁义道德怎么能用得上呢？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为什么法家的权谋广受欢迎，而儒家的思想却备受冷落，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历史上，项羽较之刘邦有人情味，张士诚也比朱元璋重诚信，但他们两人输得都很惨。


　　即使是主张仁义治国的孟子，对仁政效用的认识也是有保留的。滕文公曾经问孟子，滕国是个夹在齐楚两强之间的小国，投靠齐国就会得罪楚国，投靠楚国又会得罪齐国。投靠不见得有好处，得罪却随时有危险，这可如何是好呢？按理，孟子应当劝慰文公：只要秉持仁义，小国也会受到尊重和保护，您大可不必为此担忧。可孟子却回答说，我也不知应该怎么办。勉强要我说，那您可效仿迁居岐山的古公亶父，另选他地求生；若不愿迁徙，只好深挖沟，高筑墙，举国同心共存亡，说不定还会有转机。在现实与道德明显冲突的时世下，孟子的这番话应该是出于真心的。无奈且无力的答案，表露出孟子也不是铁定相信“施仁政而王天下”的效力。


　　纵观五千年古往今来，不是所有的统治者在所有情况下，都把仁义奉为圭臬的。这“仁义”二字，用来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也许还可以，但用来攻城略地平天下就行不通了。在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情势下，至多是个旗帜和口号而已。那些起自草莽的绿林豪杰，撇去来路不问，他们打着“替天行道”、“为民请命”的旗号，一旦登上大宝，无不重蹈强权覆辙，有几个是厚道的？不论是开国帝王还是守成之君，上台前弱肉强食，登基后扫除异己，哪里有仁义可言？即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难避肮脏与血腥。诛杀有功之臣、大兴文字狱以及父子反目、兄弟相残、嫡庶争宠等喋血内讧，可以说比比皆是。季羡林说，古代帝王可以用“脸皮厚、心黑、胆子大”来概括，也是很有洞见的。用“厚黑大”来看历史的另一面，我们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采取的那些心狠手辣的举动，就会有更深层次的解读。对朝代更迭这一历史现象，也就不会再借贫血的仁义来掩饰，用迂腐的内耗来讥刺。


　　人类进入奴隶制社会后，不论哪一个王朝，兴盛也好，没落也好，开明也好，昏聩也好，仁厚也好，暴虐也好，大多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矛盾累积到不解决就活不下去，改良方案又行不通时，革命不可避免要发生。而革命则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战争的爆发，会把暴力使用到极致，不仅能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造成惨重的民生灾难，而且会严重破坏现存道德系统。生死存亡关头，若过分黏着于道德规范，就会像春秋时宋襄公那样可笑。“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后世对曹操的这几句赞叹诗，将成就霸业者都判为逆贼，尽管失之偏颇，也有失公允，但却比较透彻地揭示了历史不得不残酷的一面。历史演进的线条是粗砺的，就其进程的阶段性而言，仁义并非特效药。“只讲仁义，不论其他”，不过是后世儒者善良而又单纯的愿望，以此来解释历史的发展，只能说是天真得可悲。


　　正义的战争，不仅在于目的正当，而且在于过程正当。尽管也有流血牺牲，但它对抗的是邪恶的入侵者，破坏的是落后的旧秩序，为的是建立或恢复更加进步、更适合人民生存的新环境。非正义战争则不然，它会把将士逼入非人性的罪恶渊薮，精神状态发生超常变异。在战争这个疯狂怪兽的驱使下，各种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野蛮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历史上曾发生的那些屠城焚宫、生灵涂炭的事件，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有多少人头变成冤鬼，有多少城池化为焦土，有多少财富付之一炬，简直罄竹难书。殷鉴不远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损失，更是触目惊心。所以罗素说，战争会造成“精神上的罪恶”。


　　新纪元的诞生常常伴随着血与火的洗礼，历史的长河中也难免涌动着污流浊浪。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互搏，繁荣与灾难、荣耀与耻辱并存，鲜花与荆棘、喜悦与悲伤共生。我们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既不能以胜负论成败，也很难用仁义论功过。在正剧幕后所发生的悲剧，不以我们心地的善良为有无，也不以我们情感的浪漫为存废。敢于直面不够完美的历史，我们才能客观地检阅昨天，理性地关照今天，冷静地预见明天。历史的另一面尽管不够厚道，但人类文明之花往往是在泥淖中绽放，人类文明之光往往是在磨难中迸发，人类文明之魂往往是在痛苦中升华，人类文明之旅也总是在历史的血污中艰难跋涉，奋勇前行。有序竞争、和平发展、共生互赢乃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浩浩然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