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令张学良和杨虎城闻名于世，可时至今日却鲜有人知，当年对张学良痛陈利害，劝他联杨、联共、一致抗日，并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东北实业家、爱国主义者杜重远。
由于种种原因，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竟被民众甚至学界淡忘。昨天，杜重远重返人们的视野，更首次成为学术研讨会的焦点话题人物。
多位两岸三地和国际重量级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玄奘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等）8日聚首香港中文大学，围绕这位民国时代活跃于国共两党的人物，举行国际研讨会，探讨其事迹、缅怀其精神。
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的民主斗士杜重远。（资料图片）
一、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
杜重远是何许人？一位实业家又如何介入政治军事乱局，成了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
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实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参与新闻工作和创办《新生》周刊，鼓动民众抗日救国。后因“侮辱”日本天皇的《闲话皇帝》一文，使他身陷囹圄1年2个月，这就是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的“《新生》周刊案”。
杜重远并未虚度狱中的日子。他写信给张学良，力劝张停止“剿共”，转而联杨、联共，一致抗日；又给杨虎城写信，盼东北、西北两军解除误会，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刑满出狱后，杜重远涉险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反覆劝说。可以说，杜重远是促进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以致后来国民党以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人”为由，再次逮捕了杜重远。
史料中可以找到有关记载。复旦大学资深历史教授吴景平告诉中评社记者：中共秘密工作者潘汉年当年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到，中共特别委托杜重远去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而杜重远对张学良的影响的确很大。
杜重远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21世纪回首这段历史，仍有其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原校长王生洪接受中评社采访时表示：“杜重远的思想很丰富，他除了鼓动全民抗日、拯救民族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比如对民主、公平、繁荣、社会进步的追求。其实，他一生追求的愿望，也恰恰是海峡两岸共同追求的目标。两岸能够找到这个共同点，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全国政协委员、台湾问题专家乐美真认为：“杜重远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港澳台地区有其现实意义。”
二、杜重远两位千金 香港圆梦
在为时一天的研讨会上，两位着装靓丽的人物，始终备受瞩目。她们正是杜重远的两位千金－－杜毅和杜颖。
这姐妹俩从衣着发型到皮鞋手袋，全部一模一样。在过去6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们互相扶持，姐妹情深，至今皆为单身。她们形影不离，走到哪里都挽手而行，不时有默契地交换一下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场研讨会，圆了姐妹俩的一个梦。
近年来二人健康欠佳，特别是妹妹杜颖肾脏衰竭已到终末期，洗肾和换肾又都没有条件进行。“再为爸爸召开一次较全面，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让他的爱国深情，救国事迹，留存后世，”就是她们的迫切愿望。而此次由牛津大学Rana Mitter教授发起、香港中文大学联合组织的研讨会，让她们如愿。
姐姐杜毅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其父感人事迹的点点滴滴：“即使订婚之日，他买的家具也是黑色的，以志国难当头……爸爸离开我们时，我刚会走路，弟弟还不会说话，妹妹尚在妈妈腹中。我对爸爸的记忆：一天，爸爸抱我出门，天正下雨，他撑开一把伞时对我说：‘祖国就像这把伞，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
杜重远一生短暂艰难，历经坎坷磨难，15岁就开始忧国忧民，虽有锦衣玉食，却未有一日安心，后来在新疆遭军阀盛世才杀害，殉难前夕，他勉励爱妻说：“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
三、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经历之前，杜重远其实是“实业救国”的实践者。
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的郭岱君教授和台湾传记作家王丰，各自针对杜重远的这一段经历，在此次研讨会上提交了文章。据介绍，杜重远在留学日本期间，亲眼目睹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展现的各种社会改革成果，认为这些长处颇值得中国借镜学习。回国后，他首先在沈阳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1927年，他又把砖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年轻的杜重远成为东北工商界领袖之一。
此后，杜重远结识了张学良。有一次，张学良到杜重远开办的工厂参观，发现他很有有西方的创新意识，工厂也有许多革新措施，对杜重远的抱负见识备加赏识，故结为知交。
在此期间，杜重远继续参与抗日爱国运动，宣导用国货，抵制日货，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杜重远参加了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来，他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各地宣传抗日救亡，公开讲演凡六十余次。他还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多篇爱国文章，唤醒民众，积极抗日。在上海，杜重远与邹韬奋、沈钧儒、胡愈之等人，认真商讨推动救亡运动事宜，主持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从经济上实际抗日。
他的抗日爱国事迹，繁此种种，难以备述。
时间跳到西安事变之后。1939年，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他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
1944年6月，杜重远遭盛世才杀害。据说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杜重远的遗骨至今没有找到。
杜重远的事迹感动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他的牺牲也令人扼腕。乐美真把杜重远短暂的一生，概括为五个阶段：为国学习、为国创业、为国救亡、为国育人、为国捐躯。
“他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现实意义：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提倡办实业救国，在继承传统文化之余，也要学习国外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先进管理经验，同时也不忘记我们的文化传统。”乐美真认为，杜重远这种“兼收并蓄”的爱国精神，应该被继承和发扬。
四、“知耻方可以言勇，明耻方可以教战”
杜重远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是与“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自己创办的《新生》周刊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这些文章热情洋溢、短小锋利，影响颇大。他的名字也曾于3、4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
在一篇题为《明耻》的文章中，杜重远这样写道：
“常见许多名流要人，天天谈话，教训别人应知羞耻。他们以为穷人做小偷儿，是可耻的，而卖国分赃却不可耻。妓女接客是可耻的，而达官贵人，暮夜夤缘，却不可耻。在马路旁高喊老爷小姐，向人求乞是可耻的，而在租界里，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拿老百姓汗血，任情享用，却不算耻。
“这就是因为各人身份不同，时代不同，所以以无耻为有耻，以有耻为无耻。只有大家认清楚了：出卖大众利益的，高官厚禄，以剥削民脂民膏为生的，方是人世间的奇耻大辱。靠自己的汗血，过清苦廉洁的生活的，却是世间唯一知有羞耻的人。这样时代方能有进步。知耻方可以言勇，明耻方可以教战。所以知耻明耻最要紧。”
这种深刻犀利的文字，放在当下，难道不一样是刺向社会弊端的一把利剑？
正因此，杜毅才会有这样的感概：“将爸爸的遗事放在国际论坛研讨，更具有广阔而深远的意义。希望爸爸‘大公无我’的爱国情操，对当前“物欲横流”的遏止，能起到一点良好的作用。”
五、杜重远秘闻 将陆续曝光
杜重远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的民主斗士。可惜，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物，现在却几乎被人们淡忘。
近20年来，大陆方面涉及杜重远的研究专文只有15、6篇，台湾的相关研究甚至接近空白。有关杜重远的资料，目前仍然分散在不同地方，包括上海和日本的档案馆。
这次研讨会将成为一次契机，使杜重远重新进入历史学者和普罗大众的视野，令那段风尘的故事重见天日。据了解，复旦大学即将成立一个杜重远文献资料研究室，对这位“反帝制、反独裁、反侵略、争民主、重人权”的人物，展开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关杜重远的更多秘闻，有望陆续曝光。
此举将为抗日战争史和国共合作史，补上重要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