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舞禁”初开时的情形
1979年“舞禁”初开时的情形
1979年，改革开放第一年。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在那个国家级别的大型舞会上，人们嗅到了舞禁初开的味道。
大会堂里舞禁初开，民间迪斯科悄然流行。这个名字还是后来的舶来品，在当时人们都称之为摇摆舞。公园里开始有大胆的年轻人试着摇摆，他们的舞蹈引起了游客的围观，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那时候交谊舞仅在小范围里，男女之间私下保持着距离，摇摆舞更是时髦到极致的年轻人才敢为之的体验。
起先是1980年的清明节，一帮文艺青年开始在圆明园聚会。他们包括四月影会和星星画展的青年艺术家、诗人北岛、芒克以及后来的第五代导演何群。这些人去那边玩，聊天、跳舞。后来，吸引的人越来越多，思想比较开放的年轻人都去那里，露天舞会已经徒具形式，年轻人只是要一个固定的思想交流之地。
民间舞会潜行了有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
当时，根据公安部的调查，全国各大城市均出现在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男女青年自发聚集跳交际舞的现象，围观群众多时竟达万人，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
《通知》将跳交际舞视为“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的娱乐项目，称人民群众坚决要求取缔，并对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给予治安处罚，严重的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一时间，交谊舞处境不妙。思想界乍暖还寒，“身体解放”的群众基础并不牢靠。那时的报纸上，就曾产生过集体讨伐交谊舞的一番讨论。那两年社会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集中到交谊舞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到警察的盘问。
1984年，街上流行红裙子。北京长安街上两个骑自行车身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被摄影师李晓斌摄入了镜头。前面一个女子的裙子长度已经缩短到了膝盖以上，那是当年最时髦的打扮，来自于一部时尚电影的跟风。电影的名字叫《红衣少女》，讲的是上海纺织女工，比赛穿漂亮衣服的风潮。电影为那个年代的现实生活贡献了若干时尚新词，比如“斩衣”、“斩裙”，“斩得落花流水”，斩在当时差不多是炫耀、显摆的意思。片子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裙子插着“恶魔”的翅膀，风靡全国。
那一阵子，妇女地位的大幅提高，男人给妇女背包，给妇女打伞，男人抱孩子，成为风潮。红裙子解放了肢体和思想，交谊舞的解禁重又提上了议程。
1984年10月19日，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这一做法，划开了中国娱乐业封冻的冰面。
随后，天津市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当时李瑞环担任天津市长，大搞舞厅示范，1985年4月，天津市文化局、公安局联合组建天津市舞会管理办公室，负责对舞会活动的管理，将全市营业性交谊舞会纳入统一管理的轨道，改变了之前多头管理、又管不好的局面。当年10月，这个城市已经有了56家营业性舞厅，并且运营正常。
1986年，王蒙复出，当上了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据他后来在《王蒙自传》中回忆，当时，文化部、国家工商管理局和公安部鉴于各地冒头的歌舞厅现象，还曾联合发文，严令不准开设营业性的歌舞厅。然而，人们需要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问题不是应不应该开歌舞厅，而是如何管理好的问题。作为文化部长，王蒙一上任就给交谊舞解禁定了调子。
当年，鉴于天津市的情况，文化部、公安部先后派员赴津了解舞会活动情况。之后，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发通知。并在通知中指出：“从天津市和其他一些地方反映的情况看，只要做好组织和管理工作，舞会是可以办好的。”天津舞会办得好，全国开始争相效仿，各省派了考察团，回去之后，就先从工会组织抓起。
1987年2月，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局联合下发《关于改进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此举让中国娱乐业彻底解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