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三）
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一）
巨大的历史性倒退必导致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
目前我国正面临建国60年未有之险恶形势，可谓内忧外患，四面楚歌。东有美、日、韩军事同盟侵我海疆国土，南有美国支持越、菲、马、印尼瓜分我南海岛礁和资源，西有中亚阿富汗美军支持疆独藏独分裂叛乱，西南印度陈兵藏南虎视眈眈。
国内则买办汉奸当道，卖国叛祖，鱼肉人民，倾国所有以媚外，竭民膏血以养奸，以至哀鸿遍野，民变频频。而当局维稳一味强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饮鸩止渴，南辕北辙，天下大乱无日矣。
总之，我内外交困之状现已非“危机四伏”可以形容，危机已表面化明朗化，譬之“危若累卵”也毫无过分之处。
面对如此危局，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有人主张必须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此论之谬已成国人笑柄，改革改至60年未有之危局，开放开至几临亡国，还要继续吗？
正如我在《走出买办化歧途》一文中所说，中国真正为自己的民族利益进行的改革开放只存在了15年（1978——1993）就变质了，从1993年6月至今，不过是以“改革开放”为招牌走了整整16年的买办殖民地化道路，当今中国的一切灾难皆源于此。此路无疑是通向国家民族彻底衰亡毁灭的死路。
一切商品经济皆须以严肃的法制环境为前提，法纪废弛的市场经济终将是一场灾难。中国法制缺失的经济改革，以必然产生腐败的方式对外开放，这就是中国15年（1978——1993）为发展经济进行的改革开放最终导致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必然原因。
那么当今中国究竟该如何变革呢？这还须分析现实国情。
走了16年的买办殖民地化道路后，我国政治格局已形成依附于外国势力的最腐败的权贵寡头政治。此政治结构与买办殖民地路线相适应，权贵寡头分享权力，互相挚肘，政出多门，既不能集权肃政，又无民意制约，乃藏污纳垢腐败养奸之最好温床，已丧失维护国家利益之国家意志。贪官污吏无不托庇于可拒王法之显贵，欺主显贵则为结私党而纳奸腐为其羽翼。挟洋自重之寡头权贵无不竟相媚外，争先卖国邀宠以获强国支持而助其内斗。但凡卖国之事，即使为害巨大，甚至关乎存亡，高层也往往鲜有公开反对之人。此权贵寡头政治格局也为外国势力有意平衡维系，以从中渔利。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像中国这样被外国势力如此大规模地严重渗透和操控，其国家政策竟是以符合外国利益为原则。
只要此权贵寡头政治格局不改变，中国就会永远保持腐败，也就永远无法清除腐败的买办势力而摆脱殖民地化道路，外国列强就可永远勾结买办阶级剥削压榨中国人民。
在经济上，我已沦为专为美日欧国际资本服务的殖民地经济，我们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为外国利益服务，我们的珍稀资源必须毁灭性地大量贱卖给美日欧，我们的外汇储备只能买美债，我们的黄金大部分存放美国，我们的银行一定要让外资廉价参股控股，我们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是专为便利国际资本剪羊毛制造经济波动而畸形发展的支配性经济部门，我们丰富的劳力资源只是为了外资取得最大利润而压低普遍工资成本才存在的劳动后备军，我们杀鸡取蛋式的税收主要是用来对冲因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债才产生的外汇占款通胀因素（等于将大部分税收给美国人白使），我们丰富的储蓄成了美国人的金库，我们在国际商品和金融市场上总是按国际资本的愿望贵买贱卖，为外国输送利益。外资参股兼并我国企业总是获超额暴利，我参股外企却总是血本无归。为了美日欧天更蓝，云更白，山更清，水更秀，我们的资源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
我国的产业已大部分为外资控制，新兴产业（太阳能、风能、环保）及大中城市公用事业也正在被外资控制。而外资控股后就都能让政府下令涨价，助其以垄断公用事业盘剥中国人民。
我财富利权外流如割破动脉满足国际资本吸血，却留下一片衰微破败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因而空前尖锐，大多数人重陷贫困，几亿人失业。我最后的财富两万亿美元外汇资产正惨遭被美国当局必然实行的美元大贬值吞噬厄运。买办殖民地经济已难以为继而面临彻底崩溃。
在文化方面，官僚买办阶级复辟使旧中国百年殖民地买办文化毒瘤死灰复燃，并迅速扩散溃烂。造成我民族精神意识严重瓦解，民族文化惨遭扼杀摧残，数千年深厚道德根基被破坏殆尽，民族自尊自信正在消散泯灭。国家安全和统一因此受到严重威胁。
美、日等西方国家已对我所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三十多年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卑劣的精神文化渗透，培养了大批文化汉奸。我国学术和政策研究机构竟普遍受外国资助操控。
一些外国（主要是美国）人长期在我许多大中城市大量举办各类非法“培训班”，专以邪教手段诱导我国青少年道德堕落，教唆其自私自利，背信弃义，怯懦苟且，鄙视一切社会责任感和牺牲精神。其所传播之精神毒品不仅完全与我国文化传统难容，也与全人类（包括西方）公认道德准则相悖。其用心显然是在为彻底分裂、瓦解、毁灭中华民族创造精神条件。现此类“培训班”已发展到数千家之多，至少对我百万青少年进行了毒化洗脑。
我国社会崇拜的内容已被彻底颠覆，财富、虚名成为社会崇拜价值准则。大量外来的和买办文化催生的垃圾文化严重侵蚀着青少年。我民族忠奸善恶荣辱是非标准也被严重扭曲混淆，不时有汉奸文人公然为秦桧、李鸿章等平反鸣冤，历史被蓄意歪曲，汉奸买办言论在公开场合也堂而皇之大行其道。大批官员学者厚颜无耻，以卖国依附洋人为荣，以作中国人及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为耻。
买办汉奸文化泛滥使我国出现几千年未有之巨大道德蜕化，并潜移默化地不断泯灭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信。以往最受人尊敬的教师和医生，许多人蜕变成了不惜误人子弟甚至谋财害命的敛财高手。许多官员学者因民族自尊自信丧失殆尽及道德败坏而堕落为汉奸。不论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民族自卑心理现都已广泛存在。
由于崇洋媚外，传统文化的继承倍受轻视，大量我独有之人类文化瑰宝已失传，这又进一步助长了崇洋媚外。形成文化失传和崇洋媚外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正面临彻底衰亡厄运。
我思想文教领域国家意志严重缺失与买办文化肆虐互相强化，潜移默化严重侵蚀着一切国家利益领域。如晚清买办文化毒瘤之阴魂再现，其趋势发展下去更甚于苏联解体，即使无外敌入侵和经济灾难，仅民族精神意识瓦解，民族魂魄消亡，也足以导致国家因此而四分五裂土崩瓦解。
在对外关系方面，当代官僚买办势力重登政治舞台后，外交便重回晚清屈辱的买办洋奴让步外交、送礼外交。毛主席、周总理为我国外交格局打下的良好基础遭到彻底破坏。
在美、日支持台独，并策动我内部分裂势力阴谋分裂颠覆我国的严重时刻，外交精英们却以“和平”原则取代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原则，没完没了妥协退让。
他们鼓吹帮美国制裁伊朗、朝鲜，不惜自断臂膀，陷国家于危局。并煽动一厢情愿无原则的“中日亲善”，使日本得以在“友好”的气氛中兵不血刃毫无风险地窃取我重大主权权益。毛主席周总理开创的原本平等互利的中美、中日关系，变成了单方面有利于美、日的殖民地型依附关系。台湾统一大业因而受阻，岌岌可危，海峡两岸同胞为此都向全世界付出了巨大代价。
我南沙几百个岛礁被东南亚小国瓜分，堂而皇之大肆盗采我石油资源。我钓鱼岛及半个东海被日本侵吞，日军已常驻钓鱼岛海域。韩国也侵占我苏岩礁，意图据此侵占我东海海域。
我渔民在自己海域传统渔船打渔常受他国无理抓捕，外交部却教渔民学习遵守他国法律。（中国法律难道能允许在自己主权范围内服从他国法律吗？）
中印边境谈判我竟准备以麦克马洪线为基础，藏南9万平方公里面临被印度永久侵吞厄运。
美国公然支持热比娅等疆独势力制造惨无人道的7.5乌鲁木齐恐怖屠杀事件，我竟不敢对美国抗议谴责。致使疆独分裂势力在其支持下越发有恃无恐。
软弱的让步外交送礼外交鼓励了列强和周边国家无不对我咄咄逼人得寸进尺，新中国顶天立地之大国形象早已荡然无存，我面临丧权辱国四面楚歌之困境。
在内政方面，因国际资本勾结官僚买办阶级残酷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我国家民族财富利权外流如涛涛江河难以遏止，国内社会矛盾（包括民族矛盾）因此而极度尖锐激化。人民遭受外国势力、官僚买办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官匪勾结的贪腐黑恶势力三座大山剥削压迫而陷于水深火热，社会日益动荡。
为外国利益服务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巨额财富流失，彻底封杀了我国的社会利润空间，使原有的经济关系已无法维系再生产，只有拼命压缩成本一条出路，有些地方甚至倒退到以暴力维系强迫劳动的奴隶制。数亿人民失业、贫困、破产，丧失社保、教育、医疗福利，及破坏环境资源，假冒伪劣，野蛮运输，等等一切中国人民的灾难，也都不过是为了将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压至最低，从而为美日欧国际资本贡献最大经济价值，并使其可廉价控制我经济命脉的“必要”安排。
人民遭敲骨吸髓般压榨，其土地、家园、房屋、财产不断被非法侵占，其民主权利也被彻底剥夺，甚至上访告状、爱国活动、反抗官员强奸、纪念毛泽东等等都成“非法”。时至今日，民众尚有几人无怨无愤？几人不受害维权？民众申冤无门，只能与当局暴力对话，大规模群体暴力事件因而层出不穷。局势越来越具爆炸性，整个国家如遍布火药干柴，孕育着巨大的社会动荡和变革风暴……
而互相勾结的内外分裂势力则意图趁此危局分裂国家，非法暴富的买办权奸因惧怕日后人民清算，也阴谋盘算拆庙裂土，消灭祖国债权人，在洋人庇护下划地为王。政局也因此更加风雨飘摇……
总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内政，不论哪方面的危机均足以导致亡国乱天下，更何况现在各方面危机交织在一起发作。
局势之所以会如此不堪，皆因我们走了整整16年的买办殖民地化道路本来就是一条死路，现这条路已走至尽头难以为继，面临最后的破产崩溃。
中国危矣！似此亡国灭种无日矣！此膏肓之疾何医可救？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才能起死回生？
回过头继续搞社会主义吗？
由于已走了整整16年的买办殖民地化道路，造成世所罕见的巨大历史性倒退。我们民主革命的成果已丧失殆尽，新中国又重回旧中国殖民地道路。
西方列强国际资本再次成为剥削中国人民，掠夺中国财富的最大吸血鬼；官僚买办阶级在外国剥削压迫势力的支持下也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并取得支配地位；而地方贪腐黑恶势力则是官僚买办阶级的社会基础，直接压迫剥削人民；中国人民的敌人仍是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外国剥削压迫势力，官僚买办阶级，所不同的只是贪腐黑恶势力取代了地主阶级土豪劣绅。
中国人民已经失去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胜利果实。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发展被官僚买办阶级彻底贱卖葬送，国家领土领海丧权失地，并面临严重的分裂危机。国家民族的财富正加速外流而面临枯竭。美国等西方国家竟可随意支配中国巨额财富为其金融危机买单，并廉价强买中国的宝贵的矿产资源。中国的国家主权已名存实亡。买办殖民地经济即将对国际资本淌干最后一滴血而面临崩溃，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人民因此而受尽欺压剥削。
在此官僚买办阶级和国际资本主导的殖民地政治经济格局中，搞社会主义可行乎？先不管社会主义合理与否？是个啥模式？当今中国由于巨大的历史性倒退已不存在任何搞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搞文革吗？
文化大革命是打倒了官僚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后的“继续革命”问题，而且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阶段，因此，不管文革是非功过如何，现在中国已倒退回殖民地时代，与文革风马牛不相及了。
搞民主宪政吗？
官僚买办势力占优势的政治现实，必使任何“民主改革”都不得与其阶级利益相悖。指望不触及买办黑恶势力就可建立起民主制度，则只能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再者，买办阶级贪腐黑恶都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抢劫人民的罪犯，这个应受法律追究的阶级根本不具任何享有政治民主权利的资格，更遑论其政治支配地位。因此，只有彻底铲除这个压迫剥削人民的阶级，才能有人民民主制度最起码的自由空间、社会正义和公平基础。
另一方面，互相勾结的内外分裂势力也会在妄图消灭祖国债权人的买办权奸配合下，以民主、自由、宪政为旗号，搞分裂国家的“颜色革命”。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支持中国人民“人权”“民主”，则不过是其压中国政府出让中国人民利益的筹码，是其用来压榨、剥削中国人民，及分裂中华民族的道具。因此，幻想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只能被其利用来分裂我国家，勒索我民族利益。
中国人民渴望民主，尤其在民主权利被剥夺殆尽而饱受欺压剥削之时，就更知民主可贵。但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当公民社会自身有力量制衡强权时才会到来，而当前阻止公民社会民主力量增长的两个重要瓶颈，是传媒垄断控制（剥夺人民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及民间团体无合法地位（剥夺人民的结社权），而非不切实际的宪政民主。此二大民权瓶颈也应是今后中国人民争取基本民主权利斗争之焦点所在。
人民的知情权发言权和结社权是一切民主制度的基础，是最基本民权。凡无此基本民权的民主都是假民主。对此基本民权的态度也是识别真假民主的试金石之一。凡剥夺此基本民权，垄断操控着舆论并禁止民间结社而玩民主和政治改革之人，多为别有用心的阴谋家野心家。
民主所为何事？人民利益也！国家民族利益乃中国人民最大公共利益，凡讳言国家民族利益而高谈民主宪政者，多为洋人豢养利用“民主”分裂国家之道具，亦伪民主主义者。爱国与否，是区别真假民主的另一试金石。
那些巧言令色的伪民主派妄图在官僚买办势力绝对控制传媒业及禁止人民结社的条件下，煞有介事地搞所谓宪政，其实质无非是在蔽民耳目，塞民之口，禁民串连后，欺骗愚弄不知情且一盘散沙般的民众，为其篡权并分裂国家披上一件“民意”的合法外衣。
搞党内民主吗？
且不说执政党内的民主与人民民主权利毫无关系，这个党如果还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党，党内民主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这个从前的理想主义政党已经变质，既得利益的权势者之间的民主难道还是什么好事吗？既无集权肃政，也无民意制约（执政者内部民主与民意无关），不正是买办殖民地权贵寡头腐败政治得以永远维持的基本条件吗！凡腐败牵扯高层大员，须高层会议讨论通过才许调查。此反腐败之最大障碍不正是“党内民主”的产物吗？
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还是一次彻底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当前我们民族和人民的一切灾难及今后更大的灾难，皆因官僚买办阶级重登政治舞台掌控大权，勾结国际资本共同残酷压榨中国人民。此买办殖民地道路现还在继续，因此，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变革是在政治上彻底铲除这个官僚买办阶级及其社会基础——地方贪腐黑恶势力。
由于国际资本与官僚买办阶级勾结在一起，因此，中国人民与官僚买办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反对国际资本的民族解放斗争。在当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造成深重的民族灾难和人民生存危机的严重时刻，民族的苦难也是人民苦难的根源，民族利益就是人民的最大利益。人民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已完全融为一体，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已完全融为一体，救国和救民现在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当前中国最需要的还是一次彻底推翻三座大山（官僚买办阶级，及与之勾结的国际资本新帝国主义，贪腐黑恶势力）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或者称为：更新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自1949年胜利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纠正买办殖民地化歧途的再版！她既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救亡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她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也是当代全世界人民反抗西方垄断资本国际剥削和压迫的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将联合世界一切受剥削和压迫的民族及一切平等待我之友好民族共同奋斗。她也必将如1949年胜利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极大地改变世界和人类历史。
为此，需建立最广泛的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其共同的思想基础——统一战线之魂，就是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即人民主权原则）。有此共同思想宗旨，即属于人民革命阵营；反对此思想宗旨，则属于人民敌人的阵营。
当然，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非一定是自下而上造反，如最高层出现一英明领袖，其掌握军权后就可自上而下，在人民和军队的支持下清除汉奸买办和贪腐黑恶势力。正因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美日欧国际资本和买办内奸才处心积虑一定要分裂我国。自上而下的革命可避免众多生灵涂炭和巨大的社会动荡破坏，无疑是天大的好事。但尽管此可能性还未最后消失，希望却显然已越来越渺茫。（薄熙来重庆打黑似乎给了人们新的希望，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局部地区的个别现象，很难指望这会推广到全国。）
杨芳洲
2009年9月16日
（未完待续）
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
历史何以会出现如此巨大反复——六十年后还要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于1949取得了辉煌胜利，但这个革命实际上并未最终完成。她只是在政治上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地主阶级三座大山，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目标——人民主权，却并未最终落实为具体的法律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政权，是由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理想主义政党执政体现的，党权政治尚有待于最后转变为民权政治。只有完成此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才算最终完成。
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除其政治目标外，尚有旧中国百年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必须彻底根除，以防其不散阴魂一旦条件适宜便又借尸还魂，死灰复燃，瓦解民族精神，催生新的买办阶级和汉奸文化。此文化革命艰巨重任非几代人上百年不懈之功不足以最后完成。
导致巨大历史性倒退的政治经济原因
党权长期代替民权，一方面民权未立则民主革命大业未竟，国家缺乏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另一方面党权则也因受执政之利腐蚀终至背离理想主义之魂，腐败变质。
中国自古有君子不党之说[注1]，是指不结谋私之党。但为救国救民理想而结党则非谋私利，乃君子之党，志士仁人之党。如革命时期之中共，为理想赴汤蹈火不惜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无私无畏可歌可泣。中国革命艰苦卓绝曲折残酷，非大仁大义理想主义君子结党拧成一股不能充分动员发挥人民伟力而获胜，正所谓：没有*就没有新中国。（更新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同样须有志士仁人结成坚强奋斗之党为核心力量。）
然自建国后，执政党员（除非常时期）再无性命之险，利益之失，却有地位之尊，近权之利；人皆思党，思党之权，小人谋之犹费尽心机，其所图者私利也[注2]。对此，党的八大曾提出慎重发展新党员，但此终非长久之计。况自古小人钻营远胜君子，党内也生蜕变之臣，长此以往，党权日聚谋私之人，渐离忠直之士，量变质变，加之我党又未能建立起和平时期一套有效的干部选拔、考评、任免、奖惩制度，随毛、周、朱老一辈领袖辞世，君子理想主义党魂渐消，遂成谋私利益集团。
此执政党蜕变之忧，缠绕毛泽东整个晚年，也是他最终决心发动群众以文革自下而上大民主抑制官僚主义的主要原因。然而六十年代官僚主义虽有发展，但毕竟还未到严重腐败程度，党内尚有大批经受过艰苦斗争考验的清廉干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也抑制了腐败的发展。因此发动群众自下而上“造反”脱离了干部和群众的理解程度，也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分歧。
管与被管本身就是一种矛盾，因此再好的官也会有人不满。任何干部也总有亲信之人，因此再坏的官也会有人说好话（秦桧还有俩仨相好）。文革造反运动使群众分裂为对立的派别，有的保这个领导反那个领导，有的保那个领导反这个领导。（只有像现在这种官场已完全腐败，官民严重对立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民众团结一致对官员进行斗争的情景。）
又因民权并未落实为国家法律制度，群众即便有四大自由，权力的来源也仍是上层而非底层。（上层的权力则来源于军事力量的支撑。）于是派系对立的群众运动就变成受上层操控的运动群众，众多的群众组织中只有受到上层权力支持的才能存在发展下去。群众运动因而成为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庸和牺牲品，文革也因此而演变为一场混乱，什么问题也没能解决，反而使很多理想主义的党员长期未能工作，加之文革理论和指导思想方面的混乱，就更难以被群众理解和接受，因此其失败是必然的。文革失败后，民众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及罢工、结社等赏赐的民主权利便被篡夺了大权的官僚野心家彻底剥夺，他们进而以胡汉三复辟自居，堂而皇之变党天下为家天下。
以文革失败后民众被剥夺民主权利为标志，昭示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正式被官僚集团窃取，以后又都被官僚买办阶级贱卖给外国人，革命成果从而被彻底葬送。
历史实践证明，在理想主义政党夺取政权后，就应充分利用其权力积极创造条件，在时机成熟时逐步完成国家法律制度的民权建设。在政权权力仍来源于（自己的）军事力量，且腐败还不太严重并可控制的情况下，就不应再以自下而上无秩序的造反来体现民主而自乱阵脚，因为无秩序的民主不仅将造成混乱分歧一事无成，而且极易成为上层政治斗争利用的工具而非人民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造反只适用于奸佞当道、主暗政弊之时。民主实行并产生作用的前提是有章可循的法制而非无政府状态，民主必须与法制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时代党和政府的廉洁除严肃的纪律和政治运动的威力外，党的骨干都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是一重要原因，这些宝贵的精华不是民主选举的产物，而是严酷的斗争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是人民革命牺牲千千万万烈士的代价所造就并幸存下来的宝贵人才，任何民主制度也难以选出如此优秀的官员。这些廉洁干练的理想主义官员执政无疑是国家民族和人民之福。历史也证明，当今中国的灾难也确实是在老一代理想主义者卸任后才发生的。
毛泽东时代党滋生的腐败，更多地则是建国后（也包括一些临建国前）入党的新党员带来，腐败生于基层。上层虽也有蜕变分子，有意图窃取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为己有的野心家，但严肃的党纪国法使其难以如愿。
因此，在老一代理想主义者掌权时期，无疑应一方面在中上层继续由经过战争考验的理想主义者执政，并不断完善干部选拔考试、举荐、监督、考评、奖惩、任免等人事组织制度；另一方面则应从日益萌生腐败的基层开始渐进地将党权转变为民权。上层党权政治对基层只是维持其民主选举秩序，把关基层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及认可选举结果。（候选人资格之所以需要上层政治把关，是因基层民意有其局限性而并非十全十美，因此法律必须规定选举政治的两个基本原则以补充民意不足：1.必须是爱国者（维护国家统一和利益）才能具有官员及民意代表候选人资格。2.不得利用选举多数侵犯少数族群利益。）民权政治可先是乡镇以上党权政治及乡镇以下民权自治相结合，进而发展到县以上党权政治及县以下民权自治相结合，……这样，当老一代理想主义者年迈退休时，就可在中央领导下逐步由下而上完成党权政治向国家民权制度的过渡。这应该是切实可行而又稳妥的民主改革之路。只有实现民权政治，民主革命才算彻底完成其政治任务，国家才有民意监督制约机制；党也只有脱离世俗权力的侵蚀，才谈得上防范小人混入（小人不投无利之机），才可继续保持君子理想主义党魂。
当然，现在说这些已是马后炮了，但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毛泽东走此彻底完成民主改革之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建国之初一穷二白，国家只能从农业中积累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国防，因此基层政权必须绝对置于党领导下才能从农业中以计划价格收购大批粮食等物资。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完全排斥了市场价格调节机制，缺乏市场机制调节效率使国民经济很难趋于平衡，工农业剪刀差越来越大，农业也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基层政权更不能脱离党的领导。
2. 由于我们的党信奉马列主义，因此建国后革命方向必然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不会再是民主革命。理想主义的党上台执政完成土改，没收官僚资本，镇压了反革命，就被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完成。
根据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要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要变为集体经济，城镇则要完成公私合营。革命的对象则转向资产阶级，国民党及地主等过去的革命对象也仍有其残存势力，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这个社会主义革命仍然需要革命党强有力的领导。不可能建立与基层党权相冲突的民权政治。
3. 任何民主制度都是社会自身有力量能够制衡上层强权的产物。这种社会自身的力量既体现为社会自身（非政府）的组织程度和传媒的非垄断，也体现为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和民主要求。
然而所有这些条件，除中国人民对公共事务的热忱体现出的公民意识外，在五、六十年代还都是不具备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联系就基本上都变成了受党和政府控制的联系，传媒业更是如此。人民也满足于党的英明领导和政府的廉洁，而不再有自己的民权要求。
中国革命是在*的坚强领导下取得胜利的，由于中国人民的敌人勾结起来的力量太强大，革命艰巨而复杂，人民的力量又异常分散，且迷茫难悟，因此必须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核心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牺牲，不谋私利，团结组织人民挑起革命领导重任。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又确实培育了一大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人志士，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又将其聚集在一起，这个凝聚人心的理想信念也因此成为激励人民革命的旗帜。
这个党确实太伟大了！她的斗争历史是那样艰苦卓绝，可歌可泣，她的胜利又是那样辉煌，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这样伟大廉洁的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选择吗！？人们普遍认定：党是人民利益的绝对代表者和守护神，跟党走没错，也因此而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当年人民焕发出的激情，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的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在这种政治环境中，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有党权向民权转变的要求。
就是到了文革民众有四大自由的时候，人们对自己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的利用，也只是反对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支持这个领导或那个领导；就是运动再激烈，群众组织派系林立，天下大乱，甚至大规模武斗死人的时候，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党权与民权的矛盾，及向民权转变的问题。
人们拥护党的领导而无自己的民权要求，是党权未能向民权转变的人民方面的原因。
（现在则不同了，人民已从无民主权力导致饱受内外黑恶势力压迫剥削的惨痛经历和深重的民族危机中深刻认识到人民民主的可贵，产生出对民权的迫切要求。若再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铲除了官僚买办贪腐黑恶，人民首先要落实自己的民权要求，建立民权制度。）
当年只有毛泽东认真思考着党权和民权的矛盾，思考着苏联党蜕变的前车之鉴，但因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基层不可能建立民权制度以取代党权，基层也必须掌握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领导下。但是没有民权的制约，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官僚主义蜕变问题？
毛泽东一方面要不断清除（政治上打倒）他所认定的野心家，因为一切野心家无一例外都是谋私之人，得势后必定会篡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为己有。但他显然也认识到这只是治标不治本，于是思考再三，决定发动民众以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权“造反”（并不仅限于基层），用民意制约官僚主义滋生的腐败，然后由民意完成基层甚至中高层整党清党；隔七、八年再来一次，通过民意与党权的不断对立，不断地实现党权与民意重新统一。这种以民意纯洁党组织，自下而上开门整党的思路，的确是一个创举，也说明毛泽东是唯一一个掌权后不忘民权的真正人民领袖。
但由于权力的来源依然在上面，民众无民权要求且陷于分裂内斗，遂成上层权力斗争的附属品牺牲品，文革最终演变为一场混乱而归于失败。
可见，文革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问题，若简单予以否定，它何以能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若简单肯定，则为何它又失败了呢？它看似毛泽东个人意志的偶然性产物，但其实质乃是党权和民权的历史性冲突，既不能抛开党权也不能无视民权，却要使党权永远能代表民权民意，与其达成统一的一种理想化实践。
因文革失败，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渐被彻底剥夺，无民意制约的党权腐败蜕变从此再无阻力。
又因社会主义时期理论指导思想的错误，国民经济缺少市场调节机制的效率而严重失衡，其（农业等）基础环节也日渐脆弱。因此，毛泽东去世后出现经济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华国锋能长期执政也必然会如此。
这两种必然性（无民意制约党权迅速腐败的必然性和经济改革的必然性），导致了日后我们必然以腐败的方式改革开放，（腐败+ 对外开放，则必定产生官僚买办阶级，）从而注定了我们必然再次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命运。
看似偶然的东西，其实都蕴含着必然性，偶然不过是必然的具体表现。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指导思想的错误
建国后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方针存在着一些根本性错误，究其根源，此非中共之过，而是马列主义政党继承了老祖宗经典理论的错误。马克思经典理论最根本的错误就是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而是他继承了古典经济学斯密、李嘉图的这个错误理论。因为当时西方经济学也就是那个水平，赫尔曼.戈森虽提出戈森定律（效用递减规律和边际效用相等规律），但对于解释商品价值它还很不完善，且又不为人知。
马克思对价值理论的发展是有杰出贡献的，这个贡献就是他的价值形态（价值表现形式）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关系。虽然马克思是在劳动价值论的错误基础上分析价值表现，但杰出的辩证分析才能使他的价值表现理论为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货币及价值表现理论是统一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点，马克思在此关键领域开创了出色的辩证分析方式。但由于其辩证法对使用价值的分析不彻底，他未能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和其社会内容，从而未能发现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错误。
马克思最初对使用价值及其物质形式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在《资本论》一开头，马克思写道：“一种物品的效用，使之成为一个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属性，总的说来，不过在使它们有用，从而使它们成为使用价值的时侯，方才叫我们考虑。”
但马克思对价值表现形式的研究，是（与其叙述顺序相反）从货币形态——金开始的，但货币金不像货币铜，铜明显还有其它具体使用价值，而在金的物质材料上淹没了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于是随着从货币（金）→一般等价物→扩大等价物→个别等价物的推论，使用价值和其物质形式的区别就消失了。
但在当时经济学尚对使用价值的社会属性缺乏更多研究的时候，即使马克思能够区分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与其社会内容，他离正确解决价值理论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时代的局限，当时经济学就发展到那个水平，马克思是人不是神，尽管他是罕见的天才，也难以超越历史赋予他的局限性。
劳动价值论之错，错在其从商品的代价方面（负面的价值）理解并定义商品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长期的经验观测和数据记录，表明商品长期的价格变化和工资代表的劳动量变化的一致性；但这只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能够成立，到了大工业时代，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等量资本带来等量利润）彻底颠覆了劳动价值论，与商品价格长期变动基本一致的不再是工资表示的劳动，而是资本。于是又出现了其它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也和劳动共同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这些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共同之处都是从“成本”和“耗费”的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
其实，商品就是对其所有者的交换价值和对他人的使用价值这样一个两重物，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同样都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其区别只是由于其对象不同。因此，并非如马克思所说“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担负物。”[注3] 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才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物质担负物。
从价值表现形式来说，一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对立商品的使用价值。从商品社会等一的价值尺度来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其实就是社会标准的一般使用价值。（杨芳洲《价值论》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是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使商品的交换价值（社会标准的使用价值）和取得商品的代价（负的社会效用）保持着大约一致的比例。而作为交换价值波动中心的内在“价值”，其实就是人们对得到商品所付代价的一个社会平均水平的定义，它的内容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主要是与商品价格有一致比例的劳动，而在大工业以后则是获得平均利润的资本。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一些重要论点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如剩余价值理论，此学说原本就与劳动价值论相矛盾，但马克思坚持要在劳动价值论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当时也确实没有比劳动价值论更令人信服的价值理论）。于是马克思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及以此为基础的劳动力商品学说，用将劳动力“商品”和其使用价值--劳动相区别的方法来解决剩余价值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矛盾。劳动力是马克思把商品的存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唯一“商品”。但这实际上并未能解决问题。
商品之所以被人购买，是因为它具有买主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因商品体和其使用价值不能分离，为得到商品永远的使用价值才买断商品的所有权。如要购买商品仅仅一个时期的使用价值，那是对商品的租借，是买商品暂时性的使用权。马克思写道：“这种关系的继续，还要求劳动力的所有者只按一定的时间来出卖劳动力；因为要一次卖尽，卖绝了，那就等于出卖自己，让自己从自由人变为奴隶，从一个商品所有者变为一个商品。所以，当作一个人，他必须能不断把他的劳动力，当作他所有的财产，当作他所有的商品来处理。要能做到这样，他就只能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让买者去支配它，消费它，而不在让渡劳动力的时候，放弃他对劳动力的所有权。”[注4] 可见，马克思并不认为雇佣工人的资本家买断了劳动力的所有权，而只是买了这个“商品”“暂时，在一定时限之内”的使用权--即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而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除了在一定时期中去为买主劳动还能是什么呢？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学说既认为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力“商品”；又不认为这个劳动力“商品”被“一次卖尽，卖绝了”，而仅仅是这个“商品”一定时期的使用权（即劳动力一定时期的使用价值--劳动）被工人出卖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只有后一个能够成立，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还是劳动。等量劳动相交换和剩余价值理论上的矛盾其实并未解决。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即使在“公平”的等价交换条件下，资本家也无偿占有（剥削）了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
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广泛存在着剥削，尤其今天中国人民正在遭受规模空前的残酷剥削。但我们所见到的剥削，却并非由于正常的等价交换造成，而都是利用权势、暴力、欺诈等手段巧取豪夺（包括勒索、贿赂、收买控制对方管理者、诱骗、操纵市场、垄断、制造经济波动）。并且剥削并非只局限于雇佣关系，如：国际经济关系中，美国对全世界的剥削。又如：法纪混乱的国度，权贵、官僚买办对全社会（并非只是工人）的剥削。正是这两种剥削，构成当今我国人民遭受经济剥削的最大根源和最主要部分。
（某些人无视国际资本乃当今中国最大剥削者的事实，尤其一些以极左面孔讨伐爱国主义的人，说什么“民族主义无力解释，更无力解决中国0.4%的人口控制70%社会财富这样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这显然是在以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掩盖国际资本对中国人民的超额剥削，为国际资本勾结官僚买办阶级残酷剥削压榨中国人民开脱罪责，意图将这两个最主要的敌人排除在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目标之外。）
除了公然的掠夺，一切对财富和劳动的剥削，都是以看得见的手限制看不见的手（由等价原则维系的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范围，人为制造剥削他人的获利机会，因此，都不是正常的等价交换，雇佣劳动关系中的剥削也是如此。剥削与等价交换非此即彼，是剥削就不是等价交换，是等价交换就不是剥削。
对雇佣关系中属于正常的等价交换以剥削而论，不仅牵强，而且美化了剥削。（在当今尔虞我诈的险恶世道，公平无欺的等价交换已经是太美好的事情了。）
劳动价值论的错误使马克思不可能正确理解商品之间的相对价值表现，以致于他甚至幻想没有货币的劳动证书式的交换和全社会总劳动时间的直接分配。也因此导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完全排斥了市场机制的调节效率，后虽经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仍继续维持商品交换和货币，但缺乏市场机制效率的交换难以平衡协调，总是存在制约全局的严重短板和巨大浪费。
由于经典理论不能区分商品的物质形式和其使用价值，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总是把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和其社会内容混为一谈，分不清（社会欲望决定的）使用价值内容（效用）种类变化的长期稳定性，及其具体产品形式的社会需求短期内迅速变化的区别。因而也不可能明白：国民经济计划越是粗线条就越精确（符合社会欲望内容种类的变化规律），而越是过细地将计划落实到具体产品就越荒谬。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而在和平时期，具体产品的生产只有随时适应市场变化，才不致总是生产过时的淘汰产品。
马克思（等量劳动相交换仍存在剥削）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剩余价值在整个资产阶级中分配的理论，将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盾看成不可调和的绝对斗争关系。因此无疑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也彻底否定了私人资本继续存在的历史价值。但是经过一百多年的历史实践（包括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私人资本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其并未完全丧失历史合理性，它仍然普遍存在，对解决就业和支撑经济起着重要作用。工人阶级和私人企业主，除了有斗争和对立的一面，也并未完全失去其同一性，私人企业中员工和雇主还将继续共存，他们之间的阶级斗争不是无限的。因此，对私人资本是限制（防止其以财力支配社会）、利用、规范、管理的问题，而不可能将其彻底消灭。
（当前中国人民所反对的国企私有化浪潮，其实质并非公有、私有的所有制之争，而是将私有制神圣化并以此为旗帜（以所有制原则偷换经济和社会利益原则），利用权势掠夺社会公产，然后将其资本外逃，掏空民族财富。如果将此私有化浪潮看作所有制之争，那是太高抬了那些抢掠社会财富的窃贼，将其卑劣地盗窃行为美化为不同理论信仰的“主义”之争。）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错误，其指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国家始终未能成功，倒是在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究其原因，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还不是将马克思经典理论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俄国十月革命带有很大的民主革命色彩，中国革命则完全是民主革命。）在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除苏联因计划经济适合战争而在二战前后取得巨大成功外，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所有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均出现了问题。实践证明，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更适于作为揭竿而起的大旗，凝聚一切反抗旧制度压迫的力量，她在这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远大于将其经典理论付诸实行取得的成果。
中国革命是以马列主义为旗帜凝聚人心取得胜利的，因此革命成功后必然还要沿着这面旗帜指引的路继续走下去。
由于民主革命时期还谈不到实践社会主义，加之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之符合中国国情，马克思经典理论的错误就不仅对中国民主革命无关大碍，反而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之崇高美好更能吸引广大工农群众为之奋斗，从而成为统一天下人民反抗力量最具凝聚力的旗帜。
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人民起义尝试过各种思想武器以凝聚人心，（黄巾）五斗米教，（北宋）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直到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从未有如马列主义能将中国人民如此广泛而紧密的团结组织起来，形成如此坚强的核心与改天换地的强大力量。尽管中国人民的敌人联合起来的力量空前强大，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马列主义也空前强大。这倒不是由于她正确无比，而是因为人们认为其正确无比。她最能凝聚人心，统一信仰，以至*领导的斗争始终没有出现历次农民起义都曾出现过的大规模的公开分裂和自相残杀（如汉朝赤眉绿林起义，隋末人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等）。（张国焘险些酿成红军的分裂和自相残杀，但由于党和广大党员一致的信仰，他未能得逞。）
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共自然也要沿着马列主义大旗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前进，直到遭到挫折，人们才会对这条道路重新思考。此时老祖宗的错误再也无法回避，而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毛泽东以其政治天才，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远比苏联温和稳妥的方式完成，未造成社会冲突和动荡，但错误的经济理论不可避免要发生作用，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立自主地建设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但经济失衡导致了大跃进的失败及农业的日益脆弱。政治方面，虽然我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方针，但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马列主义永恒的主题，因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政治紧张。所有这些经济和政治的原因都阻碍了党权向民权的转变及政治民主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终于颠倒了，不是人民选择党员为其公仆，而是公仆选择人民中谁可以进入执政党。官僚主义因此而发展，党的理想主义之魂也在逐渐消散。
而已步入老年且长期靠损害智力的安眠药方能入睡的毛泽东，在已成一国之君日理万机，又被铁幕高墙与民间隔离从而无法再亲自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实事求是地纠正老祖宗的理论错误呢？
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就更严重。（这些倒是与马列老祖宗无关，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所致。）
在对待传统文化方面
中华民族有着世界上最值得骄傲自豪的文化遗产，她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但她也如任何文化一样，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其中最大的糟粕就是1840年以来形成的买办殖民地汉奸文化，它瓦解着民族精神，摧残民族文化，破坏道德根基，泯灭民族自尊自信，使中国人自认低贱而甘为洋奴，此乃我民族文化肌体中最大毒瘤。此外，由于文明日久，我民族文化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的重文轻武之风，等等。然而，我们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革命却不分青红皂白，将传统文化一概贬为封建文化而批判抛弃。
中国买办文化的产生，源于晚清腐败的买办化道路丧权辱国，致使民族衰亡；洋人在华趾高气扬且享有特权而愈尊，掠我资财而日富；而国人则受尽屈辱而愈卑，财富外流而日穷。上层社会因之弥漫崇洋媚外之风而丧失民族自尊自信。汉奸买办文化也随之兴起泛滥，形成近、现代植入我文化肌体中之最大糟粕和毒瘤。
中国近代惨痛的民族灾难，皆因晚清腐败而步入殖民地深渊。然而，讳言腐败且丧失民族自信之上层文人，却将腐败造成的民族灾难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而这却又完全符合列强欲泯灭我民族自尊自信之文化渗透意图，因而为之鼓噪传播者众多。此等舆论流传扩散，使我传统文化皆成买办腐败之替罪羊。
五.四运动作为政治运动，她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历史的新纪元；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却基本否定了民族传统文化。（中国近代的衰落难道要几千年前的祖先去负责吗？对比日本，因日本未产生过买办内奸文化，其保留的中国文化传统却反而超过我们。）文化改革或革命，应是继承传统精华去除历史糟粕，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消化外来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以不断形成新的民族文化；而不应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全盘否定。失去文化根基的民族也必将丧失其民族魂魄。
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潮流，正是买办殖民地文化泯灭民族自信的结果。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大，一下子变得自卑自贱，妄自菲薄；好像武器和科技落后了，其他一切就再无可取之处；洋人一切都先进文明，中国则一切都落后专制。（因西方有过奴隶制，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在自己的历史中创造一个奴隶社会。）我们的文化瑰宝——中医，被当作巫医迷信。汉字本是世界上效率最高，最富美感的文字系统，却被认作落后的罪魁。提倡白话文本是件好事，但却因此否定了简练而艺术，且与历史相联系的文言文；而且我随着明清小说发展起来的原有白话文，被胡适等按英语的结构特点改造成了单调冗长缺乏美感的现代白话文，失去了其与文言文的联系和生动简朴活泼自然的民族风格。（胡适在文化改革上所起的作用全是自贱自毁，全盘西化，毫无进步意义；加之此人在政治上一贯投机，趋炎附势；被称之为五.四新文化干将的胡适，其实只能算一个负面历史人物。）
文化者，民族之魂也！文化衰亡，民族魂魄也必定消散，但此恶果还不会立刻就显现出来，民族文化是几千年形成的，其消亡也非一朝一夕。即使立即禁止传统文化传播，上亿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国民还在，其人生观已形成，民风民俗也不会立即改变，传统文化仍会继续发挥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大钊、陈独秀等*前辈其实也都是传统文化的产物，是优秀民族文化的哺育塑造了其人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观，接受马列主义，则是其人生观形成之后的事情。（也只有中国文化的沃土才能产生出这一大批伟人。）
但是，随着这最后一代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之人故去，早已失去传承的传统文化就再难逃消亡厄运。
建国后，我们曾试图以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取代“封建”传统文化，但马、恩、列、斯几圣贤代替不了我数千年传承之众多古代先贤——伏羲氏、黄帝、老子……，《黄帝内经》、《易经》、《道德经》、诸子百家等等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博大精深，也远非几十年社会主义文化可比。马列主义及社会主义文化，虽也是人文精华，但毕竟只是历史一瞬，求索一生便可知其全貌。而我丰富灿烂的文化瑰宝，虽圣贤穷毕生精力也难尽知其一隅。
党和政府虽也在尽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如中医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直接关怀倡导下才得以传承延续，）但教科书中传统文献却所剩无几，甚至不如日本，更远逊于台湾。作为传统文化根基的乡村私塾已经绝迹，乡村中医也已难以为继。其余各类传统文化也大部失传。
总之，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具有我中华民族那样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也没有一个民族如我这般轻视糟蹋自己的文化。
之所以会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搞不清我们的文化中究竟哪些是该抛弃的糟粕，是所谓传统的“封建文化”，还是买办殖民地汉奸文化毒瘤。将传统文化当作封建糟粕否定，这本身就是买办殖民地文化遗毒致使丧失民族自信自尊的表现。文革破四旧时，也是由于对此问题认识不清，红卫兵将大量文物古迹古籍当作封建文化损毁，还自认为这就是文化革命。
（我传统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精华，传至今日已是不易，一旦失去，再难挽回。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历史沧桑巨变民族承受的苦难。以几千年环境破坏和民族苦难为代价之人类文明结晶从此消亡，岂不令人痛心！）
尤其当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已失去其昔日影响力时，民族传统文化失传造成的精神和道德真空，就为买办殖民地腐朽文化的肆虐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官僚买办阶级再次登上政治舞台，并未根绝的旧中国买办殖民地文化终于死灰复燃，大行其道。民族精神被严重瓦解，尤其大批官员学者因民族自尊自信丧失殆尽及道德败坏而堕落为汉奸。不论高层还是社会底层，民族自卑心理现都已广泛存在。
失去传统文化之魂，原本文明沃土、道德之邦的中国，一下子就变成了道德文化的荒漠。各类邪教泛滥势不可挡，美国人趁机在我国大肆举办教唆堕落的培训班，数年间竟以邪教手段对我至少百万青年洗脑，培养了大批范跑跑类型的无耻之徒。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已出现前所未有的道德蜕化，中国人忠孝仁义诚信的传统道德观已被严重改变。
缺乏民族自信崇洋媚外还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有无洋权威的认可被当成“科学”的标准，洋人不认可就不敢说，不敢想，不敢做。自己先进的东西也不敢坚持。
即使我们以后能清除买办汉奸的政治经济势力，摆脱殖民地化发展道路，在文化上仍面临根除买办文化毒瘤，彻底荡涤其污泥浊水之长期艰巨历史重任。
在对待社会科学学术思想的问题上
由于我们将马列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并以此规范一切学术活动，不仅限制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而且将马列主义生机勃勃严谨实际的辩证法变成了僵死的教条。时至今日，诺大中国社会科学界教授、博士车载斗量，真正能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者却不多见。不论左派、右派均受此教条主义遗风严重影响。多数人分析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而都是以主观概念去套实际问题。一些“左派”的思维方式总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右派则是“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专制”“独裁”等等，并且这一个个庞杂笼统的主观概念都被赋予了道德情感内容，以使其成为“是非”准则。当然，那些当了汉奸的右派是因其阶级本性使然，他们本来就无德无才，没有思想只图私利。而许多“左派”则纯粹是教条主义的思维习惯。（我们的传统文化就是被这种教条主义思维定义为“封建文化”而遭否定，因为“封建主义”是“坏”东西。）
解放前，缺少文化的民众和普通党员不可能直接去读马列原著，革命斗争需要将复杂的马列主义大众化简易化，以使之迅速传播成为凝聚人心的精神力量，因此各种马列主义通俗宣传读物应运而生，并起到了重要作用。建国后人们文化水平已大大提高，马列原著的翻译也很到位，这时再以那些水平有限的官方理论家写的马列普及读物作为学习教材，就有班门弄斧以伪乱真之患了。实际上我们理论家们写的马列读物其可读性远不如马列原著，马克思、恩格斯活跃的思维，严谨的逻辑分析和生动的辩证法，往往引人入胜，使读者受益非浅爱不释卷，读上几年思想方法就自然受到辩证分析的熏陶和训练，因此读原著可直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活生生的辩证法。而官方理论家们的那些马列读物，根本看不到原著的辩证分析精华，除了教条还是教条。正是这种教条式的马列主义学习，使号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其思想界居然难觅马克思主义之魂，而继承的全是教条。毛主席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一再指出：学马列要读原著。但是，各种各样的学习考试考评，考的还是那些教条，因而剥夺了不得不死记硬背的学习者读原著的时间。
由于我们不能将马列主义当作学术对待而是当作不容讨论的教条，从而使我国思想理论界完全成了宣传部门而基本丧失了指导实践的理论分析能力。对比诸子百家，及《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众多古代先哲的睿智，中国思想界的能力退化是显而易见的。
国家社会科学理论分析能力的弱化使思想界根本无力胜任现实社会面临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经济改革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以致迷迷糊糊，摇摇摆摆，磕磕绊绊，跌跌撞撞。此盲人瞎马之弊终为居心叵测者利用，如对以“公有制”为绝对原则的反省，竟走到了以“私有制”为绝对原则而掀起抢劫社会公产的浪潮。对计划经济的反省，又走到“市场拜物教”的极端，乃至否定市场经济得以维系的基本前提——严肃的法制环境，终尝法纪缺失的商品经济必导致的灾难苦果。改革开放也终于变质，走上买办殖民地化道路。
（而当前社会对“私有化”抢劫浪潮和市场拜物教的反省，却又使一些人再次肯定了以“公有制”为绝对原则及否定市场机制效率的老路。我们难道要永远在这非左即右的宿命中轮回吗？）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不应再成为重要原则，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国企还是民营，都各有所长和所短，因此，都不应成为绝对的排他性原则，都应鼓励发展。当今世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经济绝非偶然。有些领域是不适合私人资本经营的，如矿藏资源、公用事业等，但没有一个领域是国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应进入的。成为原则的应是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利益得失和发展需要的考虑，而不是所有制形式。在当今中国法纪废弛腐败肆虐的条件下，任何所有制方面的“改革”都会被搞成对社会和人民财富的掠夺。要掠夺公有财产，便以私有化为旗号；要掠夺人民的个人财产，便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这些年大量发生的的侵占城乡居民房屋土地的恶性事件不就是如此吗？即使国企也会蜕变为靠垄断剥削社会对外国输送利益的官权资本，如中投、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等。）
（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问题，任何经济计划都应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基础上，而不应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惟如此才会有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排除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计划经济，必定有挥之不去的黑市阴影作为补充（规律总是会以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而一切商品经济，其前提则是严肃的法制环境。并且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其社会化性质所要求的前瞻性社会计划的指导和管理。）
因我国理论界无能而使社会发展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至少应得到以下教训：
任何一种思想，不管多么英明，如果将其作为不容讨论的“绝对真理”，它都会变成束缚思想的僵死教条。（圣贤睿智尚且如此，“摸着石头过河”及比这更荒唐的没有理论的“理论”，也要作为“绝对真理”强人接受，自欺欺人岂不可笑？）
科学和迷信从来都是孪生兄弟，将科学当成至高无上的教条，它就是迷信。（反之，能使大众迷信的东西，也大都有其科学原因。）
只有兼容并蓄，百家争鸣的社会科学思想体系，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使自身也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墨子》“一同天下之义”指的是国家政令法律的统一，而非思想学术 [注5] 。因此，除应坚决禁止买办汉奸文化及其它形式的腐朽堕落文化外，对其他各种人文思想都应给予自由争鸣的空间，避免人类宽广无际的思想创造力仅被束缚局限于一种思想，一个主义。
只有当思想从“绝对真理”的教条中解放出来，才会有在不断的自我批判中发展的“绝对真理”。
在对待教育的问题上，
虽然建国后教育事业有过很大发展，但我们似乎并未真正认识到教育对改造民族的巨大作用，我们始终未能像德国、日本、以色列那样对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以至教育投入长期不足。而且越到后来越轻视教育，直至将其视为包袱糊弄。乃至官僚买办阶级复辟后，竟将教育当作赚钱的产业欺世误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社会糊弄孩子几年，孩子成人后就糊弄社会一辈子。我们的事业之所以遭到挫折和失败，买办汉奸文化之所以泛滥肆虐，民族自卑自贱心理之所以广泛存在，与我们放弃对青少年的教育责任，从而自弃民族未来有着直接的关系。
总之，由于一系列政治经济原因，及我们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化改革、社会科学、教育等诸多理论认识方面的严重错误，导致我们事业的挫折和失败，也因此造成了官僚买办阶级的复辟机会，以致出现巨大的历史性倒退。今天我们对此进行总结，正是为了以史为鉴吸取教训，避免今后的人民革命再犯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
————————————————————————
注1：“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论语?卫灵公篇》
“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
注2： “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
——邓小平《中共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注3：《资本论》第一卷第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4：《资本论》第一卷158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12月第二版）
注5：见《墨子?尚同》
————————————————————————
杨芳洲
2009年10月9日
（未完待续）
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三）
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
一．与上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相同的斗争性质和爱国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再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什么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以及姓“资”还是姓“社”的路线、主义之争，而是中国人民反抗勾结在一起的国际反动资本（新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贪腐黑恶势力这三座大山剥削压迫的人民民族解放斗争。
（路线和主义之争，不过是中国人民清除了官僚买办阶级和贪腐黑恶势力后，关于国家前途的人民内部争论。）
因此，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上次革命反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性质基本相同。
与上次革命基本相同的斗争性质，决定了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必定会建立如上次革命那样的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并且由于新的时代特点，人民爱国统一战线也将比上次革命范围更广大，蕴含更大的力量。
那么，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何特点？其新在何处？
二. 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上次革命的不同之处
形势的不同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国际国内形势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人民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国家各方面的实力、国际地位、人口规模、工业化进程、城乡人口比例等均与旧中国不可同日而语，新中国在各方面都已有长足进步。
（可惜我国家意志、战略等精神力量的巨大衰退与物质力量的巨大进步同样显著，而一国综合国力取决于硬实力与国家意志等软实力的相乘关系[注1]。由于美国等西方国际资本对我国成功的全面渗透，通过勾结操控我买办权奸，使我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意志基本瓦解，巨额财富源源外流，国土海疆日渐沦丧，民族精神严重涣散。丧失殆尽的软实力即使与再强大的物质力量相乘，其综合国力能有几何？可见当今中国不是肌肉的力量问题，而是神经大脑之疾。脑疾大患，虽壮汉焉可称强？）
我国生态环境的巨大变化
生态环境方面的改变令人担忧，现我国污染极为严重，需大量投资和严明法纪才能得到根本治理。森林覆盖率虽比旧中国有所增加，但原始森林已所剩无几，水土流失、沙漠化问题依然严重。因人口增长，资源大量开采，地下水位下降，整个生态系统比旧中国更脆弱更危险。水资源也比旧中国更显匮乏。
国际环境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资本已彻底走向反动，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腐朽没落势力。其勾结中国官僚买办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再次使中国面临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从而也使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人民反抗国际资本剥削压迫的主力，即将兴起的中国革命也必定是新的世界革命最关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场全新的世界革命，也是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世界无产阶级（这次主要是被压迫民族）反抗西方国际反动资本的又一次新的斗争。她将延续上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和灵魂，并吸取其失败的经验教训，团结远比上次世界革命更广泛的力量，以彻底消除国际资本对人类的支配权，促成世界大同。
国内各阶级及各种政治力量的巨大变化
工人阶级和城镇人口
由于工业化进展，城乡人口比例已有重大变化，城镇（算上流动人口）已占总人口的一半。工人阶级队伍空前壮大，仅新工人阶级（农民工）就超过2.4亿，加上原有工人，工人阶级总数已不下三、四亿。他们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生产加工工业品，创造着美日欧的高生活水准及我国大都市的畸形繁荣，却忍受着残酷的剥削而陷自己于贫困。老工人阶级文化及技术水平一般高于新工人阶级，但不如新工人阶级吃苦耐劳，这两类工人阶级各有所长，优缺点彼此互补。老工人阶级与城市各阶层人民联系密切，而新工人阶级与农民联系紧密。
农民
农村地区和农民人口占全国的相对比例有了很大下降，但占人口半数的农民仍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仍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离权力中心和商业及信息中心最远，所受教育及医疗福利最少，是贫困人口最多比例最大的群体，却为十几亿中国人提供最基本的农产品，他们与新工人阶级（农民工）一起构成当今中华民族苦难的主要承受者。因此，农村地区和农民的觉醒与解放，将真正彻底扭转中国的命运，并最终决定中国人民摆脱国际资本控制，反抗其剥削压迫斗争的成败。
官僚买办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自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被彻底消灭后，由于我以必然产生腐败的法纪废弛方式改革开放，终于导致这个原已被消灭的阶级，这个没有任何存在合理性的社会毒瘤，在与国际反动资本的勾结中再次萌生，并迅速发展坐大趾高气扬登上政治舞台。这个阶级的复辟，标志中国为自己的经济利益进行的改革开放的结束和买办殖民地化道路的再次开始。这个新生的官僚买办阶级，其使命就是在外国主子的支持下，贱卖侵吞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果，将其彻底葬送。（难怪其代表人物要丧装现身60大庆。）
现在这个阶级控制了我国众多关键要害部门，尤以经济金融、意识形态、传媒文教、外交等方面最为严重。他们上欺君下压民，且盘根错节，利益交织，朋比勾连，沆瀣一气，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强势在于掌控我不受监督之行政资源及国际资本的支持，并有贪腐黑恶势力为其社会基础。其致命弱点在其逆天道悖人心，无任何存在价值，集天下一切诅咒与愤怒于自身，最终必将被再次消灭。
民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有过较大发展，后经公私合营退出了政治经济舞台。78年改革开放后又再次发展，至93年6月宏观调控为止，民族资产阶级经历了15年黄金发展期。这个阶级参差不齐，经济、政治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除了老的民族资产阶级再次开业发展外，众多新的私人企业大量涌现出来。应该指出的是，当代民族资产阶级并非就是法律意义上工商登记的民营企业，工商登记的民营企业中有些是改头换面的官僚或权贵资本，其中有不少是流失的原国有资产。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是没有官僚权势及外国势力背景的民营企业家。93年6月后，官僚买办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主导我经济政策为美国等国际资本利益服务，我国企业（不论国有还是民营）的利润空间被完全封杀（垄断企业除外），民营企业与大多数国企一样大量倒闭。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遂呈现出与其旧中国前辈们同样的艰辛、凋敝和衰败，随着中国买办殖民地危机不断深化，经济命脉正被国际资本控制，中国的财富即将被国际资本洗劫一空，民族资产阶级终将难逃彻底破产衰败厄运。
民族资产阶级中除依附于国际资本和官僚买办势力者外，多数都将对新的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持拥护态度。
贪腐黑恶势力
贪腐黑恶势力取代了旧中国的地主阶级土豪劣绅，成为官僚买办阶级的社会基础及直接压迫中国人民的三座大山之一。这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中国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在权贵寡头及官僚买办阶级的庇护下，腐败导致官黑勾结，基层政权也日益黑社会化。因此，真正的打黑必定要反腐，这是在挖整个官僚买办阶级及新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如同过去*搞土地革命是挖官僚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根基一样。铲除贪腐黑恶势力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也是彻底解放人民，动员其革命伟力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薄熙来重庆打黑会遭遇那么大的阻力。）
各类小资产阶级
白领等各类小资产阶级与旧中国相比虽在形式上已有较大变化，但其政治经济实质却依然如旧。由于国际资本勾结官僚买办阶级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榨，我民族经济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殆尽，历经半个多世纪和平建设本应早已大大发展的白领队伍，却仍然规模有限，大批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有些白领小资虽眼下还能过得下去，但在中国财富即将被国际资本及权贵寡头洗劫一空的严重形势下，这些白领小资也与全中国人民——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终将惨遭（财富流失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洗劫而彻底破产。
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巨大变化
旧中国虽有买办殖民地文化严重泛滥及西方腐朽文化入侵，但支撑我民族精神的文化土壤依然深厚，并产生着重要影响。受其滋养哺育，我国知识分子（尤其青年学生）中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人民更是深受几千年传统道德教化及爱国民本思想熏陶，并尊崇忠孝诚信仁义等风尚。只有文化根基深厚的中国，才会产生毛泽东、周恩来等一大批历史伟人，置个人生死得失于不顾而奋斗毕生。也唯有道德高尚的中国人民，才能进行如史诗般可歌可泣的百年斗争，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剥削压迫而极度贫穷落后衰微破败的中国最终能打败一切强敌再次站起。传统文化内在的优秀，也是近代中国得以阻滞西方腐朽文化大规模入侵的主要原因。
物质力量的贫弱和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强大是上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显著特点。
而今天这种状况已彻底改变，由于我传统文化已从学校教科书中消失半个多世纪，如此巨大的文化“代沟”随着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老一代人故去，已基本形成当代中国人与其文化传统的隔绝。正因如此，随着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衰落及西方没落文化全面入侵，买办殖民地文化毒瘤终于死灰复燃，在当代官僚买办登上政治舞台后再度扩散溃烂。
传统道德文化日渐消亡，买办殖民地文化大肆泛滥及其对民族精神意识的瓦解泯灭，使各种外来邪教大规模入侵如入无人之境，尤以教唆诱导青少年自私自利、道德堕落的各种邪教培训机构的大面积泛滥最令人触目惊心。我们传统的道德文化已被彻底颠覆。
（因传统私塾的失传及乡村中医日渐衰亡，现我农村思想阵地已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沃土变成外来宗教的一统天下。城市青少年则受西方及买办殖民地腐朽文化严重侵蚀，相当一部分沉迷于小资个人主义情调，对社会漠不关心，民族自尊自信淡漠，如范跑跑类极端自私自利者也不乏其人。我国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与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救国救民激昂奋发的情怀形成鲜明对照。百年前，以晚清民国之衰弱却仍被梁启超称之为少年中国，皆因青年一代尚不甘民族沉沦而励志奋发有为。（中国革命及革命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是青年就是证明。）而当代中国最大的麻烦，也正是在于社会中最富于积极进取心的青年一代缺乏救国救民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激情。
如：过去的海归多为真诚的爱国者，因有优秀传统文化根基凝聚其民族魂魄，不论离祖国多远，其赤子之心也难以改变。而现在的海归因先天脱离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民族魂渐失，爱国心淡漠，虽仍有佼佼者，但堕落为汉奸者也为数不少。）
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还能否涌现出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巨人？还能否再有千千万万勇于牺牲不计名利的一代青年英豪？
精神力量严重弱化，是中国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第一次革命又一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其最为致命的薄弱环节。
三．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形式、旗帜、理论、文化、路线和策略
根据前面所说当今中国内外各方面形势已发生的巨大变化，及我们事业失败导致官僚买办阶级复辟再走殖民地道路的惨痛历史教训，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斗争形式、旗帜、理论、路线和策略等各方面必将与上次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1．由于新老工人阶级已占就业人口一半以上，工人阶级无疑将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力，这与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农民革命的性质有着很大的不同。工人阶级中最有组织的部分——产业大军，乃当今中国唯一有组织的人民力量，这是其大工业经济组织的性质决定的，这种先天的组织性任何人也难以剥夺。通钢、林钢工人阶级的斗争成功地阻止权势者对国企（社会公产）的劫掠证明了这一点。
2．由于城市化的畸形发展，城市人口也占到总人口一半，因此，城市斗争也将是中国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的形式。虽然广阔的农村地区也还是会有大量激烈的斗争。但这与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是农村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形式有很大的不同。
3．在革命的旗帜方面，毛泽东无疑将成为凝聚一切人民革命力量的旗帜，这倒不是因为他是马列主义的继承者，而是因为他是曾率领中国人民战胜一切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走出黑暗的领袖，是光明、正义和胜利的化身！是人民革命精神力量的源泉！他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主要是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无疑将为中国人民的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借鉴。
而马克思主义，则因其于社会主义实践中暴露出基础理论方面存在的错误，虽仍将作为重要的人文科学精华而受到充分重视，在许多方面也仍具理论指导意义，但其作为旗帜和革命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将弱化。她实际上已不再具有曾有过的巨大号召力和精神凝聚力，因而也很难再承担起如上次革命那样至关重要的灵魂角色。这也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上次革命又一不同之处。
4．在革命的理论指导思想方面，中国人民最终一定会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失败的经验教训，形成自己暂新的革命和治国建设理论体系。这个过程也是开创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它或许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也许始终难以如上一次革命那样形成完全统一的革命理论，凝聚人心的共识是爱国主义和人民主权原则，在此原则基础上形成中国人民的爱国统一战线，并以此原则基础求同存异。即政治原则上求同，在思想学术方面则存异。铲除官僚买办阶级及其基础贪腐黑恶后，便自然形成国家法律政令（以人民主权原则和民族利益）一同天下之义，及思想文化百家争鸣并存的局面。这无疑将导致民权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胜利，也将再现各种思想学说如先秦诸子百花齐放的历史新篇。
关于革命成功后的国家发展道路
由于最基本的价值理论问题的彻底解决[注2]，中国人民新的革命不仅将如上次革命那样把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爱国统一战线之内，而且革命成功后也不会再将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对象（这与上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
由于在理论上对市场机制的清晰而不再对其盲目排斥，因此新的中国革命成功后也不会再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当作重要原则，无论公有还是私有，国企还是民营，都应鼓励发展，搞混合经济。有些领域是不适合私人资本经营的，但没有一个领域是国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不应进入的。成为原则的应是国民经济的利益得失和发展需要的考虑，而不是所有制形式。
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关系，任何经济计划都应是建立在充分利用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基础上，而不应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惟如此才会有科学合理的经济计划。排除市场调节机制效率的计划经济，必定有挥之不去的黑市阴影作为补充（对规律的压制总是会使其以各种形式顽强而扭曲地表现出来）。
而一切商品经济，其前提则是严肃的法制环境。并且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也离不开其社会化性质所要求的前瞻性社会计划的指导和管理。
因计划经济更适合于战争等特殊环境，因此国家必须有在非常时期能保证随时转入计划经济的机制。
由于会有以上三点（民族资产阶级、市场机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关于国家发展道路与上次革命的不同之处，因此就又会理所当然地导致国家政治前途方面的第四点不同——革命胜利后实现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
（上次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和中共本打算实行民主制度以抑制官僚主义和腐败，但正是以上三方面的问题阻止了民权制度在基层取代党权[注3]，以至于毛泽东只能通过文革这样非制度性的群众运动不断地清除腐败和官僚主义。）
在铲除了三座大山实现人民民主制度后，医疗、住房、教育、养老及一切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也将因人民当家作主而得到根本解决。
5．在精神文化方面，由于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之精神力量较前一次革命严重弱化，因此，注重精神文化创建，及对青少年民族精神的培养教育，将有着比上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更重要的意义。文化教育也将因此成为中国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战线。
时代呼唤陶行知、蔡元培、杨昌济们重出江湖，培养出千千万万以天下为己任的有为青年，唤回这个古老民族沉睡中消散的民族魂魄。这也许是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否获胜之关键所在。中国的理想主义者们必会吸取长期轻视教育导致我们事业挫折失败的惨痛教训，革命成功后对青少年的教育将被视为民族复兴的头等大事。
时代也呼唤聂耳、冼星海们更加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步伐直至胜利！
中国人民必将重新珍视自己灿烂悠久的文化传统，从中吸取营养，继承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吸收一切外来优秀文化，以复兴自己超越以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第一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辈们为后人留下了悲壮丰厚的革命文化遗产，中国人民新的斗争必定会吸取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长征、毛泽东、周恩来、杨靖宇、赵一曼、江姐……，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无疑将成为激励后来者的力量源泉；他们将以前辈为楷模，创造出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
6. 关于革命路线和策略
A. 更广阔的人民爱国统一战线
中华民族之所以又如殖民地般深受新帝国主义剥削压迫而面临严重的存亡危机，是因人民受着压迫，处于无权地位，如被捆绑着手足的巨人，因此，真正的爱国者也一定是认同人民解放和人民主权原则的民主主义者。
当前中国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皆因买办内奸勾结新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榨，这也是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主要根源，因此，当前民族利益就是最大的人民利益，人民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已完全融为一体，救国和救民现在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也一定是坚定的爱国者。
而那些依靠外国势力的伪民主主义者不过是国际反动资本和官僚买办势力的帮凶。
中国人民将以中华民族及人民利益、人民主权为根本原则，而不以信仰为原则，结成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爱国统一战线。
不论是信马列的、信佛祖的、信上帝的、信真主的、信老子的、信孔子的、信法家的，信自由主义的，还是信其他什么主义或宗教的，还是什么都信一些兼收并蓄的，还是什么都不信的，认同此民族和人民利益原则，就是站在人民阵营一边；反之，则是人民之敌，或人民敌人的朋友。
因此，中国人民新的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将不会刻意寻求以任何一种信仰或哲学凌驾于一切信仰和主义之上的统治地位，也不排斥任何一种思想自然而非强制性地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主导思想。人民革命和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政策，以是否符合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为是非准则，而不以是否符合某种信仰、主义为是非准则。鼓励各种思想学术（买办汉奸卖国理论和腐朽堕落文化除外）和信仰的自由争鸣、百花齐放，真正实行信仰和学术自由。而对于清除了官僚买办势力和贪腐黑恶后国家治理和建设方面的分歧，应本着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原则，以人民内部的民主方式解决。
新的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将不会视民族资产阶级为统一战线中的另类，也不会一般地反对一切私人企业主，视其为铁板一块的“资产阶级”敌人，而是反对那些妄图以资本控制政治、舆论和金融领域，窃取社会财富，并进而支配奴役人类的反动大资产阶级。
同样，人民爱国统一战线也不会再片面地排斥市场机制的效率，不会再将市场机制和经济计划对立起来。
因此，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民爱国统一战线，将具有比上次革命更扩大的包容性和人民阵营，也将因此团结联合更广大的人民力量。
B. 新的中国革命与新的世界革命及国际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是争取民族解放，维护民族利益的正义斗争；而非为了对外扩张，侵略欺负其他民族。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中国人民已沦为世界无产阶级，是国际反动资本最主要的剥削压迫对象，承受着全世界无产阶级最大的一份痛苦。因此，中国人民新的民族解放斗争，也责无旁贷地成为当代世界无产阶级反抗国际反动资本新的斗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将当仁不让地扮演主力军的角色，其成败也是世界无产阶级新的斗争成败的关键。
中国革命新的兴起，也即自国际共运失败后世界革命新的兴起。因此，当代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高度统一，她必将有力地推动世界无产阶级新的革命高潮，给其以决定性的支持；她也需要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反抗国际资本剥削压迫正义斗争的支持和配合，也因此必定如其前辈先驱者那样——联合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但是对那些追随美国对我包围压迫，并肆意侵占我领土海疆的邻国，则不能视其为反抗国际反动资本的被压迫国家，而应视其为美国反动派的走狗予以惩戒！以促其向世界革命阵营转变。）
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岂止是无产阶级，任何一个民族如忘记对人类的责任也都不能最后解放自己。如果有一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过上好日子了，成为发达国家了，却忘记自己解放造福全人类的使命和责任，则必定会如现在的西方国家，随着普遍的高工资带来的高生活水平，其国际竞争力也将严重丧失，最终还是难免衰败一途。
C. 关于人民领袖、人民军队、及革命领导核心
人民领袖、人民军队、革命领导核心，这些都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问题，上次革命是这样，这次依然如此。
上次新民主主义革命，志士仁人为救国救民凝聚为领导革命的坚强核心，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组织起人民军队，并历经艰难曲折终于选择出堪当大任之人民领袖，中国革命从此踏上胜利坦途。此后领袖统帅人民军队，依靠志士仁人组成的核心力量，组织动员起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终于形成浩浩荡荡的革命洪流，冲垮了一切反动势力而获最后胜利。
这次革命也必然还是人民领袖指挥人民军队，依靠爱国志士形成的核心力量，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铲除一切反动势力的历史过程。
我们衷心希望中共能够自己纠正错误，铲除自身肌体中繁衍的官僚买办和贪腐黑恶毒瘤。毕竟党内还有像薄熙来这样万民企盼的高官（虽然很少），及一部分健康力量；毕竟党还领导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且还未彻底腐败的军队。
中共如果能在其最高层出现胜任中国革命的领袖，统帅军队，依靠爱国志士和人民群众，铲除官僚买办和贪腐黑恶，纯洁自身；则不仅可免除大规模历史动荡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惨痛的生命损失，自上而下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可使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党重获新生。（此可能性虽已日渐渺茫，但并未最后消失。）
反之，如果党不能在最高层出现英明领袖，利用其统帅军队之威，名正言顺之利，结合人民力量，自上而下铲除三座大山，从而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使命，也使党获得新生；则人民革命必将在其不达目的永不休止的斗争中再现其核心力量、人民领袖和人民军队。
历史究竟会走哪条路？取决于当前各种政治力量斗争的结果。
毛泽东主席在其著作中对统一战线、革命领导核心及人民军队建设都有过很多论述，这些无疑将为中国人民的再次革命提供借鉴。
结束语
以上关于中国第二次新民主主义革命特点的分析，只是鄙人基于到目前为止的形势发展而对其趋势的展望。这些分析是否正确还要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接受检验并进行修正。
中国革命极其复杂，充满艰难险阻，一时之败不可避免，但正如毛主席所说，道路虽曲折，前途却光明。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中国人民必将循此人民斗争的逻辑再次谱写辉煌的历史篇章！
——————————————————————————————
注1：见理纯所著《国力方程》8—9页（美国克莱因国力方程）。
注2：我的《价值论》解决了最关键的价值理论问题，严格论证并清晰阐明了市场机制（包括货币理论）的内在原理，既指出其效率所在，也指出其环境条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也间接证明了：雇佣劳动关系中即使是正常的等价交换也是剥削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等价交换的剥削是不存在的，剥削从来就不是等价交换。
可以说，我的《价值论》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当然，仅有这块基石是远远不够的。
注3：对市场机制效率的排斥造成严重的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等经济不平衡，因此只有在农村维持党组织的绝对领导才能以计划价格收购粮食等农产品进行工业建设。另外，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必然导致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对立，也必须在政治上强化党的领导。（详见我在《当今中国该如何变革（二）》中的分析。）
杨芳洲
2010年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