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先生”与军事民主制——五评《中国站起来》
“德先生”与军事民主制——五评《中国站起来》
近年来流传着一句名言：“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民主，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当然是好东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肯定应该是与布帛菽粟一般不可须臾离开的好东西。奇怪的是，最近喊得最凶的却是将人民打入弱势群体的精英们，在他们控制的媒体上连人民的发言权都被永远取消了，怎么可能为民请命，让人民当家作主呢？
原来精英要的“民主”并非民主这两个中国字表达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本意，他们所说的“民主”是一个拉丁语词演变成英语的翻译词，所谓“德先生”是也，亦即精英们的口头禅：西方民主，或者更具体一点，美国民主。
《中国站起来》要彻底检讨一百多年来中国“被西化”的历史，这“德先生”的来历就应该首当其冲，列为检讨之首。原来这“德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由新文化运动介绍来的两位“先生”之一，另一位是“赛先生”，科学是也，对于“赛先生”笔者将另文再议。
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愈来愈深，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能人志士无不忧心如焚，真正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救国的真理，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背景下，“德先生”早在戌戍变法时期就已来到中国，然而五四运动则把对这位先生的大规模介绍搞得空前的轰轰烈烈，从而以“德先生”著称。恰在此时到达的还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就有了两种“民主”革命之别，一是以“德”先生为纲领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是以人民民主为纲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旧两种民主革命早有精确的定义和精彩的论述，读者可以自己阅读研究。
大家稍加注意即可发现，精英大谈民主之时，对应该享受民主的人群指称，从来使用的就是“公民”二字，对“人民”二字则深恶痛绝溢于言表，对于我们的“人民共和国”，也总是省略人民二字；所以精英的民主之“民”非人民之“民”，而是公民之“民”；两个词，一字之差，失之千里矣。毛主席曾经指出过，我们正是用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来区别于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的，就点出了这两个字的微妙。
要澄清精英近年来散布的混淆是非的迷雾，就必须考察“德先生”（旧民主）的来历，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老”，看看德先生的少年时代，肯定是在大有裨益的。
西方人一向把他们的“德先生”（旧民主）溯源至希腊罗马的共和国，中国的精英也洋云亦云大谈西方的“德先生”（旧民主）从根子上就是与生俱来的，同时则大谈中国从根子上就是专制的；那我们就也从“根子”上来考察考察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吧。
军事民主制
古希腊是在纪元前七——八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此前希腊社会处在所谓“英雄时代”，亦即为摩尔根称之为“军事民主制”的时代。
实际上几乎所有的民族在氏族社会末期到文明时代来临都经过了这种“军事民主制”时代，作为非原生文明民族，有的民族甚至将“军事民主制”在文明时代长久的保持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人类社会由母系向父系的转变，家庭、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原始社会各族之间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起来，起先是为了生存，为了自卫，为了争夺更有利的生存环境，逐渐转化为掠夺财富和人口以壮大自己的族群，再后来掠夺的人口便不再让其以平等的身份加入自己的族群，或者杀掉，而是成为最早的奴隶了。
战争，正是战争反过来促进的氏族社会的解体并向着阶级社会前进。氏族内部的分化早就在悄悄地进行之中，酋长的选举越来越徒具形式，垄断酋长位置的家族逐渐形成，氏族贵族开始浮出水面，越来越频繁的战争则产生了另一种贵族——军事贵族，有时这两种贵族身份是集于一身的，有时则分属部落内的两类家族。当然这一过程是非常漫长的，尤其是在开创原生文明的民族中，这一过程更加漫长。人类社会是经过军事民主制的缓慢过渡，逐渐脱离原始公社制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这一过渡大致如下：
在军事民主制的初期，军事领导人仅仅是由氏族的“人民大会” 临时推选的，而且任何一个氏族成员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战争一结束，“将军”与“校尉”立刻恢复氏族普通成员的身份，并不享受任何特权，即使是战利品分配，“将军” 与“校尉”也不能享受优先权。此时氏族部落规模还较小，这一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随着岁月的流驰，部落的规模在扩大，战争的规模也在扩大，奴隶已经出现，但在生产中尚未占有优势地位。
在军事民主制的中期，军事领导人仍然是由氏族的“人民大会” 临时推选的，然而人选往往在固定的家族中挑选，随着世代的流驰，逐渐成为惯例，也就是说，被选举权逐步变得狭窄起来，最后限制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了，“将军”和“校尉”开始拥有战利品分配的优先权，“将军”还取得了部分的分配权。同时，在和平时期，解除了“将军”和“校尉”职务的部落成员已经逐渐占有部落管理的重要职位，例如祭司，内务，裁判（司法的前奏）等等。这一时期部落联盟的规模比初期有了扩大，人口与占有的土地逐渐向“远方”伸展，然而“人民大会”的召集还是可以照常的。
在军事民主制的后期，军事领导人虽然仍然是由氏族的“人民大会” 推选的，然而已经成为终身的任职了，接替的人选，则由前任或由最显赫的军事世家推荐，由氏族人民大会认可，这一认可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流于形式，仅仅只在非常状态时，才会有所改变，那已经有些后世的“政变”的味道了。而且这“将军”的职务与和平时期的行政职务也已合为一体了。“将军”已经垄断战利品分配权，“校尉”已经形成为“将军”的“亲兵”，并因而拥有各种特权，俨然已经具有军事贵族的身份。此时部落联盟出现了将军与酋长两头并列的格局，逐渐发展为两者职务可以变换，最后连名称也统一起来，这就是军事民主制发展到鼎盛时的两头军事民主制。此时，部落联盟的人口和土地都有了空前的增长，达到了在地图上可以清楚的划出一个封闭图形的地步，“人民大会”的举行变得困难起来，贵族以此为藉口，已经大幅度减少了“人民大会”的次数，多数的情况下，由主要是贵族组成的“元老会议”代替，贵族统治初现端倪。
军事民主制的末叶，即“两头”逐渐合二为一的时期，当这一合并最后完成的时候，这就已经是穿着军事民主制外衣的君主制的雏形了，国家已经呱呱落地，来到人世了。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军事民主制全都湮没无闻了，唯有中国保留了军事民主制末叶的记忆，这就是尧舜禹时代时代所谓“禅让制”的回忆，那实际上是“两头”演变成“一头”的过程，而禹的儿子，“启”则最后宣布了军事民主制的寿终正寝，“家天下”开始了，从而揭开了文明史的序幕。
然而在亚文明各族中或者因为天赐的文字，或者是强势文明对“异族”的历史记载，因而大多得以将军事民主制的史实保留下来。例如法兰克人的克洛维，既是最后一位民选的军事领袖，也是第一位国王等等，中国历史上边疆民族契丹人的军事民主制也由历史学家从浩繁的史册中剥离出来。
从人民向公民的转变——希腊的民主
当古希腊在纪元前七——八世纪跨过文明的门槛登上地中海东北的历史舞台的时候，诚如摩尔根所断言，其社会发展阶段处于军事民主制时代。东地中海周围早已发展成熟的各族文明给予希腊人以巨大的影响，大大加速了希腊的社会发展的进程，希腊人又在约纪元前10 世纪获得了腓尼基字母，后来又补进了元音字母，形成了希腊字母，从而有了从天而降的“文字”，更加促进的古希腊文明的早熟，该地区商业的繁盛，尤其是奴隶贸易的繁盛极大的刺激了希腊人军事民主制的发展，也就是说，此时希腊各部落（城邦）在地中海沿岸的活动是商人与海盗二者兼有的，希腊神话中金羊毛一类的故事，古埃及关于“青铜人从海上来进行杀伐和劫掠”的神谕，就是这一事实的曲折反映；当然，这也是西方殖民主义海盗文化的源头。从异族抢掠的大量财富和奴隶，业已促使希腊各部落（城邦）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已经产生了，这一事实就把国家创建的呼唤大大提前了。
但是，当古希腊出现在历史上的时候，他的军事民主制尚还处在中期阶段，这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希腊称之为“巴塞勒斯”的“将军”虽已在部落获得部分权力，然而，“校尉”却尚未成为“巴塞勒斯”的“亲兵队”，羽毛远未丰满，虽然这不表明“巴塞勒斯”们没有窃取至尊权力的愿望，但是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更加重要的是部落内部还不存在容忍这种至尊权力的意识，原始社会的民主意识依然强大，这就决定了君主制无法立足。二是，部落联盟的规模还太小，古希腊那巴掌大的一块土地，却“城邦”林立，没有广大地域和人口，也不存在对“团结象征”的“权威”的需要。然而日益增长的对外掠夺财富和奴隶的需要，对人数庞大得大大超过自由人的奴隶进行压制并强迫生产的需要，却使国家提前诞生了。
这就出现了国家机器已经早熟，而氏族制度的制约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用渐变的办法慢慢除去，这种制约，尤其是人民平等，全体成员共同决策，对业已形成的贵族的贪欲的制约，成为新兴“城邦”国家的“重负”。“国家”为了卸除氏族制度的重负，让自己成为高倨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关”，突变性“改革”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就是古希腊历史上一次又一次“改革”发生的根源。
在某种意义上说，古希腊的前期历史就是一部通过不断的“改革”，肃清原始社会人民民主和平等的残余，使事实上已经形成的由阶级组成的金字塔公开化，合理化，合法化；使“国家机器”真正成为“国家机器”的历史。从传说时代的提秀斯改革起，接着是德累科改革（纪元前624年），梭伦改革（纪元前594年）最后是克来斯忒尼改革（纪元前509年），其中以梭伦改革最为著名，它使雅典奴隶主贵族共和国得以具有空前完备成熟的形态，成为这种国家机器类型的“范例”，从而屡见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历史教科书。
雅典极盛时，公民连妇幼在内约9万人，基本为成年人的奴隶则高达35万6千人，另有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及被释放奴隶约4万5千人。原始公社的人民民主已经为奴隶制国家的“公民”民主代替了。但是，全体“公民”真的是国家的主人吗？棱伦改革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棱伦将公民按照占有土地及其收入的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二，三等级的最低收入分别这500，300，150麦其孟（粮食容积单位，约41公升）粮食；少于此数者统统属于第四等级。第二、三个等级可以担任中下级官职，高级官职则只有第一等级的人才有资格。相应的，雅典的军队，骑兵由第一，二等级组成，第三等级组成重装步兵，第四等级组成轻步兵。
也就是说，占人口大多数的35万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根本不存在“人权”一说；4万5千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也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与奴隶相比他们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在繁荣的雅典拥有一张“绿卡”和享受“自由”的“普适价值”。占9万公民大多数的第四等级仅仅只有发言权和表决权，占人口极少数的第一等级才是享受完全“民主权利”的人，也就是雅典真正的统治者。这就是古希腊民主的真相，作为奴隶制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比君主制更“仁慈”，奴隶制就是奴隶制。
类似的划分亦见于罗马奴隶主贵族共和国。
殖民主义者的奴隶主面目
西方史学家汤因比说：“我现在看到，古典希腊的历史与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我们可以对它们做一番比较研究。不久我还发现，希腊史与西方史乃是同类事物的两种范例。”（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