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之女刘弥群：父亲不愿意自称军事家
提起刘伯承元帅，人们脑海里马上会联想起“独眼战神”、“彝海结盟”、“刘邓大军”等形容词。然而，对于军事之外的刘伯承，人们却知之甚少。刘伯承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他的6个子女中，有两个是将军。其中，女儿刘弥群是我国空军历史上第一位女将军。
刘弥群是一个组织观念很强的人，办事情很认真。接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电话，她首先问：“您对我的父亲了解吗？请先多看些资料，我们再见面吧。”
采访被安排在空军指挥学院招待所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刘弥群从包里取出一大叠信件：“你看，这都是父亲写给我哥哥的信。看了后，你会知道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也会了解父亲的教育方法。父亲常常对我们说，不要有个人主义，我们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党教育的结果。”
革命军队是个大“家”
刘弥群从小在父亲思想的熏陶下长大。“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从小爸爸就让我们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妈妈说，这句话是祖父送给父亲的。”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于四川开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生前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起他的家史。父亲虽然家境贫寒，但是祖父母不甘受人欺辱，举债供他读书。1904年，12岁的父亲和祖父同时参加乡举科试，因为他们俩是吹鼓手的后人，而被逐出了考场。通过此事，父亲体会到封建等级制度的黑暗，因此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1908年，祖父出世后，父亲挑起了一家7口人的生活重担。”
1911年，刚满19岁的刘伯承投身革命。1916年，在攻打丰都的战役中，他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6年，34岁的刘伯承加入中国*。1935年，他与夫人汪荣华在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相识，一年后结婚。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
刘弥群说，父亲一生谦虚谨慎，淡泊名利。解放初期，苏联编写《大百科全书》，其中有刘伯承的词条，开头写着：“刘伯承，四川开县人，革命军事家……”刘伯承看到后，毫不犹豫地把“军事家”三个字勾掉，改成了“军人”两个字，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是革命军人嘛！我们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打胜仗的，革命军队是个大‘家’，不要说自己是军事家嘛！”
回顾父亲的生活，刘弥群说，父亲虽然戎马一生，经历过无数的血战，但自己其实非常厌恶战争。“父亲一直不喜欢看打仗流血的影片，觉得很残酷，如果电视放的是战争影片，他常常会换台。”刘伯承去世后，亲人们按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洒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不要当“红色贵族”
“没有大德、大才，就不要去当官，即使当了，也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在刘伯承写给子女们的信中，谈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廉洁的品行，要靠平时俭朴的生活养成。”
刘弥群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只要我们犯了错误，他就会狠狠地教训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就会给我们写纸条，告诉我们错在哪里。”
解放战争时期，河北武安县阳邑镇行知小学收留了一些在前方打仗的干部子女。刘伯承叮嘱老师，不要透露孩子父母的职务，避免他们产生优越感；为了培养他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集体观念，刘伯承让孩子们都寄读在学校。
刘弥群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她丢了母亲买的新钢笔，刘伯承知道后很不高兴，给女儿讲了一个故事：“在战争年代，爸爸身边有一个参谋，一天他突然哭了起来，爸爸问他为什么哭，参谋回答说丢失了一支红蓝铅笔。”刘伯承拍拍女儿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人家一个参谋，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就哭了起来，而你丢了一支钢笔还不在乎……因为这支钢笔不是你劳动得来的，而那位参谋从小打草喂猪，知道铅笔来之不易。”
1962年，刘伯承看到教育部一则关于高等学校的调查，他马上写信给儿子刘太行说：“这次调查，成绩优良者10人，8个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一个是农民之子，一个是右派之子，而干部子弟一个也没有……要警觉，干部子弟生活优裕，自由散漫，看不起人，认为学习没有意思，自甘落后，这必须大力教育……”在这封信中，刘伯承还询问儿子，“谦虚谨慎的学习习惯在修养否？”
1964年，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社教”活动。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很严肃地指出，干部子弟生活优裕，如果长期脱离群众，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他说下农村是好事，不要让人说我们是‘红墙里的贵族’。”
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一直贴着一张母亲写给子女的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兄妹穿的衣服，都是代代相传，甚至不分男女的。”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叫他“黄皮”。回到家，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军装了，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
1970年后，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长子刘太行结婚后，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
“父亲最厌恶的就是个人主义，希望《环球人物》杂志不要过多宣扬刘伯承和他的家人，而要通过刘伯承的故事，给青年读者以启示，多点集体观念，少点个人主义。”
采访过程中，刘弥群不时向记者强调。
父亲学习的诀窍就是刻苦
刘伯承在写给孩子的书信中，大量引经据典，一些难懂的文言文后面，他还用蝇头小楷标着注释。“爸爸从小就让我们学习《古文观止》、《孙子兵法》等古汉语文学，要求我们背诵。他的毛笔字很好，练习写毛笔字也是我们几兄妹的必修课。”
刘伯承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然后叫醒子女一起背书、习字。“‘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父亲常常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学习之道——做学问要给自己树立高标准，严要求。”
刘伯承学习俄语的经历，成了孩子们最生动的教材。1912年春，刘伯承以优异的成绩被重庆陆军将弁学堂录取。1927年11月，南昌起义失败后，35岁的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从上海来到苏联，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刘伯承一下船，就被告知自己的俄文名叫“阿法纳西耶夫”，进校报到时，他仍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却突然发现，周围的人都看着他哄笑起来，原来上面已经点到“阿法纳西耶夫”了，他愣是没听出来。刘伯承从此坚定了要学习好俄语的信念。
“父亲的川音很重，发音跑调是常事。加上他的右眼装着假眼，要学习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刘弥群说，为了练习“P’的准确发音，刘伯承从早到晚一有空就一个人站在墙角，一个劲儿地念“P—、P—”。为了记单词，晚上熄灯了，他还跑到走廊里去背。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为了不影响别人，他蒙着毯子，在“小帐篷”里点着灯。半年后，刘伯承顺利进入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实现了能听、说、阅读俄文的夙愿。
1930年，留学3年的刘伯承回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刘伯承在军事生涯中一贯遵循的原则。他经常说：“战争是要流血的，必须从战争实际出发。”他从不拘泥于书本上的东西。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苏区中革军委参谋长，面对共产国际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苏区反围剿带来的损失，他把学到的军事知识，用于指导反围剿战争。亲自翻译有关苏军的作战条例，把在苏联学到的军事理论用于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在作战间隙，他及时总结作战指挥当中的经验教训，并写文发表在《红星报》、《红色中华》等报刊上。刘伯承在紧张艰苦的作战年代，在马背上构思，在油灯下写作，先后写下了390万字的军事文献，翻译了190万字的苏联教令教例等译著。
“父亲对待学习的态度，一直影响着我们全家。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太好，但至今还能背诵小时候他让我们背的古文。父亲曾说，学习的诀窍只有一个，那就是刻苦。‘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我就按照父亲说的做。”刘弥群说：“言必行、行必果；学以致用都是父亲常教育我们的。”
父爱无言
刘弥群不想突出自己，更不愿谈及个人的经历。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才对她有了一些了解。
1944年，刘弥群出生在延安，和其他在延安的孩子一样，出生不久就随部队南北转战，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解放邯郸时，她在随军转移途中，遭遇国民党军队的飞机轰炸，险些夭折于荒野。解放南京时，她坐在运送军用物资的马车上一路颠簸，吃尽了苦头。谈起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刘弥群感慨：“随部队解放大西南时，我只有5岁，坐在爸爸的军用吉普上，透过车窗看见两边山坡上的尸体。这时候，妈妈用手捂住我的眼睛，但爸爸却说，要让我看见外面的情景，他说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就要有这个胆子。”
1962年，刘弥群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导弹、火箭发动机专业。1975年4月特招入伍，在空军司令部某实验室从事地空导弹武器的技术革新工作，先后自学了800多万字的理论教材、专业资料和有关武器系统的全套书籍。
1984年，刘弥群带领的课题组对国产某型号导弹的推进燃料进行改造，大大改善了武器的战斗性能。为此在1985年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同年9月被选为代表，出席了中共十二大。1998年，刘弥群调入空军指挥学院任副院长。2001年，57岁的刘弥群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
在父亲的教育下，刘弥群和其他兄妹全都是干技术工作出身，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成绩。长兄刘太行，是前任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大姐刘解先和妹妹刘雁翎分别是总后门诊部和301医院的医生；大弟弟刘蒙现任广州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小弟弟刘太迟在空军工作。
“父亲的爱是无言的，我们有今天的成绩，都是父亲教育的结果。”刘弥群说，现在老了，她反而越来越懂自己的父亲。“父亲曾说，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也是党和毛主席教导的结果。如果他死了，能在他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几个字，那就是他最大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