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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即将戴上克格勃主席乌纱帽的安德罗波夫随苏共代表团访问北京。在周恩来为苏联客人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他们大开眼界：蚕蛹、蛇、乌龟甚至蝗虫都能作为食物。安德罗波夫实在是忍不住了，对一旁的部长会议主席助理悄声细语：“我觉得这像是在警告我们，这些修正主义者将吞下一切。”
读者或许会哑然失笑。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任何不经意的手势、随口说出的话，甚至盘中的菜肴，似乎都具有特殊含义。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流毒，严重影响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苏联分崩离析止，贯穿两国关系的无非是下列问题：谁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谁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谁会领导全人类步入共产主义社会？
由于两国间的矛盾和斗争，苏共中央要求克格勃在中国布下一张无处不在的情报网，加强间谍工作。时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更是放出话来，最先成功招募到中国间谍的人将获得勋章。
60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刺探并揭露北京反对苏联、“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阴谋”成为苏联对外情报部门的任务，因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一直敌视苏联”。
不放过任何情报
遵循苏共中央的指示，上世纪70年代，克格勃发展了苏联情报学说。其中包括：“由于核战争突然爆发的可能性增加，情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防国家遭遇闪电袭击。因此，苏联对外情报机构应当完成如下主要任务：在政治军事领域及时刺探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集团针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阴谋；秘密将一些熟知敌国重要机密的人士、新式武器模型、先进技术等送回苏联。”谈到最后一条，不禁让人忆起在华情报人员曾采取的一次行动，它得到了莫斯科的嘉许，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竟然与“吃”有关。
参与行动的人员回忆：“曾当过特警的中国人向我们透露，他们有一本野外生存教科书，莫斯科要求我们设法搞到它，我们便派间谍潜入一所军营，趁乱将书偷回。此书是内部出版物，上面还有五角星保密符号。我国特种部队也有类似手册，但主要是写如何在地面觅食，而中国人则偏重于地下。这绝对是正确的，因为地面上很可能一无所有，而地下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书中介绍了不同地形、季节的觅食方法。记得书中有一节专门介绍石髓，它是经过时间和土地综合作用的鸟粪，虽算不上美味，却非常健康。鸟不只生活在深山中，它们随处可见，因此处处都有石髓，此书教人在不同的地方寻找石髓。它是绝好的抗菌物质，能够提高肌体活性。书中还有昆虫篇和草类篇等。蚂蚁一章教人将一根空心木头放在蚁窝旁，点燃一头，蚂蚁们便会倾巢涌入，奔向出口，它们在逃生过程中被烧死，掉入早已备好的杯中，即成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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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被寄回莫斯科后，据说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有一次，为防偷渡者诈降，克格勃调查人员曾在原始森林中步行了15公里，以寻找偷渡者丢弃的烟头。一名特工回忆道：“这比在干草堆里找绣花针还难。我们找到了许多烟头，可是，谁会在边防部队驻扎区抽烟呢？只有边防军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总算找到了那个中国烟头，因为苏联边防军是不抽中国烟的。另有一次，我们让一名中国偷渡者协助训练，我们跟随他步行了近50公里，一路上他什么都吃：刺猬、蛇、小蠹虫、蘑菇、树根、草……有一次，这个中国人当着我们的面咽下了一条软体爬虫，同行的苏军哨所负责人的喉咙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他承认，他是在努力抑制呕吐的冲动。”

中国是“主要敌人”

情报学说出台了，工作也展开了，但中苏关系反而日益恶化。于是，围绕是否将中国“升格”为“头号敌人”的问题，苏共中央展开了讨论。此前，这顶帽子一直是戴在美国头上的。最终，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苏共中央决定仍将它排在美国之后，定义为“主要敌人”。同时，中央决定加强对这个“主要敌人”的情报工作，增加了负责中国事务特工的数量。

1976年，米哈伊尔

乡下乖乖女

想让儿子去俄罗斯留学，不知好不好。比去美国容易，缺点是要学两种外语（英语怎么都不能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