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舞

1946年6月初，蒋经国听闻贾亦斌近期将举行结婚仪式，立即来到贾亦斌的办公室，带几分责怪地询问:“你要举行结婚仪式，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我们准备婚事简办，不想过于声张，所以就没惊动你。”贾亦斌连忙解释。


　　“那怎么行，谭吟瑞是我素来景仰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烈士的孙女，你们的婚事我不能置身事外。”蒋经国随即当众宣布:“我来作做你们的证婚人，婚礼的事宜，也不用你们操心了，一切由我们机关负责筹办！就这样定了。”


　　6月3日，青年军复员工作全部结束，贾亦斌的婚礼定在次日举行，因而别具一重纪念意义。婚礼那天，蒋经国、彭位仁和各组组长徐恒瀛、易芳昱、徐思贤及复员管理处人员百余人全部到场祝贺。


　　婚礼上只是准备了一些茶点水果，毫不奢侈，但却举办得隆重热闹、气氛欢愉。蒋经国以主婚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贾先生回忆说只依稀记得他的话亲切而幽默，全场几度为之忍俊不禁或掌声阵阵；但具体内容，则因当时情绪兴奋和紧张，又经半个多世纪尘封，竟未在脑海中留住。


　　有血有肉的蒋经国，他的人情味、幽默感，我还是在贾先生这儿头一遭领略，以往看过的书籍，例如江南先生所著《蒋经国传》、蔡省三、曹云霞所著《蒋经国系史话》中，蒋经国给人的印象，除了热衷政治，工于心计，筹划接班外，就干巴巴得近乎呆板了。


　　婚礼后，蒋经国又亲自派车，把新婚夫妇送到重庆北碚温泉度蜜月。翌日的《大公报》、《和平日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启事。贾亦斌知道，这也是蒋经国安排的；但他如此上心和周到，则出乎意料，故而在友情之外，对他又添了一层感激。


　　记得第一次和贾亦斌先生见面时，我从贾先生递来的名片上，看到“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湖南谭嗣同研究会名誉会长”等头衔，均属我多年热衷的近代史范围，便忍不住问？贾先生指了指夫人说:“都是因为她，她的祖父是谭嗣同。”


　　1988 年戊戌变法90周年时，北京的10余位中青年近代史学者，搞了次戊戌变法运动的小型座谈，此后便以戊戌思潮为题，不时相聚研讨，我亦忝列末座。谭嗣同及其著作――戊戌维新时期的重要文献《仁学》，是我们经常谈论到的。特别是在宫廷缇骑四出，康有为、梁启超逃逸，人们劝谭嗣同也暂避一时之际，烈士那“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掷地有声的言语，更是我每每思及便每每肃然的。


　　因此，我向贾亦斌先生问询了一些有关他夫人的情况。贾先生告诉我:虽然谭家属浏阳四大家族，谭嗣同父谭继洵曾官居湖北巡抚，但自谭嗣同就义后，家庭便开始衰微，贾先生夫人谭吟瑞父母早逝，一度靠长姐抚养，初中只读了半年就被迫中辍。这一点，同贾亦斌少年时经历颇相似。


　　抗战期间，谭吟瑞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学过刺绣、缝纫、蚕桑，在高级助产职校毕业后，当过助产士。战争胜利后，她到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参与《曙光》杂志的编辑工作。经四组组长徐思贤撮合，贾亦斌与谭吟瑞相识并恋爱，此时贾亦斌已在33岁年纪。


　　青年军复员工作结束后，该处即行撤销。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而设立国防部，白崇禧任国防部部长。原复员管理处的三位副处长，分别负责筹组国防部的监察局（彭位仁）、新闻局（邓文仪）、预备干部管训处（蒋经国）。


　　在蒋经国的恳切邀约下，贾亦斌同蒋一起筹划组建预备干部管训处。同时，蒋经国还委托他把青年军复员的工作做一全面总结。


　　还都南京后，贾亦斌与蒋经国在工作和生活方面的交往更频繁密切了。


　　虽说贾亦斌挂着少将军衔，但他要赡养母亲和妻儿，生活拮据而清苦。他的一位堂兄本以为他的生活应较宽裕，便在他家住了一段，才知在他家竟吃不饱饭，菜里有几片肉，薄得像纸，风都吹得起来。


　　然而出乎贾亦斌预料的是，身为蒋介石长子的蒋经国，在生活上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且并不比他优裕多少。蒋经国带着一个机要秘书，都住南京励志社二楼，共两个房间，故而他的那间屋子既是办公室，又是会客室，还兼卧室，食宿都乏人照顾。


　　当时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带着两个孩子，长期住在杭州内西湖一号的一幢小楼里。夫妻不定期地在南京或杭州小聚，生活上颇不方便。


　　出于关心，贾亦斌问蒋经国为何不把家眷接来同住，蒋说是没有房子。贾亦斌不知背后的隐情，便热心地帮他张罗了一处不错的寓所，可蒋经国随即将寓所让给了一同留苏的同学。


　　后来，贾亦斌才知道，蒋经国说没房是个善意的敷衍:因为苏联大使馆设在左侧消磨时光。她又没有多少钱，所以秘书同她打牌，只能输不能赢。尽管如此，她还是隔不多久便囊中羞涩，到南京找宋美龄，亲热地喊几声“妈妈”，宋美龄高兴了，就会给她一些钱。久而久之，蒋方良找宋美龄喊妈妈——因为没钱花，竟成为南京城里众人皆知的谈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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