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二年的后金入寇
大明崇祯二年（1629年）,少年“英主”崇祯皇帝还没有从用雷霆手段消灭魏忠贤集团的辉煌中清醒过来（当然，终其一生也没清醒过），一场空前的浩劫便降临到颇有“中兴”气象的老大帝国身上——一直以来几乎吞并了大明辽东所有领土的后金帝国，第一次冲进了山海关以内地区，并直接兵临“神京”城下，这无论是懒惰的万历皇帝还是贪玩木工活的天启皇帝都没有经历过的惨变，却让自比唐宗宋祖的崇祯皇帝赶上了。一场掠夺和反掠夺的战斗随即在北京周围展开，这是继大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之后，第三次北京保卫战，一方是崇祯皇帝以及孙承宗、袁崇焕等明朝君臣，另一方，则是比崇祯早一年掌握自己国家最高权利的皇太极和他那“满万不可敌”的八旗劲旅。
崇祯皇帝在继位前一年，大明帝国东北部的后金帝国在有惊无险中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努尔哈赤死后，他的八子皇太极以“天聪”为年号的登上大汗宝座。这位军事才能稍逊乃父，但政治才能却高出乃父甚多的后金新一代领袖与乃父一样，有着勃勃野心。从继位伊始便确定了战略方针——不断的骚扰明朝边境，尽量掠夺人口和资源，加强自己的实力，“以待天命”。从努尔哈赤开始，后金帝国便由东到西向大明国都步步逼近，直到面对“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可是，一个广州蛮子的出现使得努尔哈赤一直向前的脚步被迫停止了。袁崇焕，这个“大明王朝亡命徒”率领一万余部队取得了对抗后金十三万大军的“宁远大捷”。一代枭雄努尔哈赤因此役愤郁成疾，不久病故。从此宁远、锦州、山海关一带，成了后金难以逾越的屏障。可不进入大明腹地，就难以抢到足够的人口和物资。皇太极把目光落在了大明北方，重镇遵化以北的地区——科尔沁草原。
那里，还是蒙古帝国末代大汗林丹汗的势力范围。林丹汗英勇善战，对于逐渐崛起的后金帝国有着充分警惕，他努力聚集了蒙古帝国内的各部落，为抵抗后金作了准备，但也明白内部矛盾重重，各部落心怀叵测的蒙古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成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联明抗金，他向明帝国发出了结盟的邀请。明帝国见可以用结盟来消灭一个宿敌，自然慨然应允。
可是，明朝皇帝们一位比一位妄自尊大，对于内部忧患缺乏了解，对外更是懵懂，要他们与世仇联手对付一个被他们认为是“虏”是“奴”是“幺麽小丑”的建州卫，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们答应林丹汗的结盟请求，更多的是为了“以夷制夷”，而在这出好戏中，自己则只愿意做一个观众。
这种自弃藩篱的蠢事早在明英宗正统皇帝时已经犯过，那时明帝国最大的敌人是卫拉特（瓦剌）的额森台吉（也先），而大明的西北四卫和东北兀良哈三卫是明朝防御也先的有力保障，也先于是便采取了逐个蚕食的战略，先后对西北的沙洲卫、赤斤蒙古卫、罕东卫、哈密卫用兵，各卫汗王纷纷向明帝国求救，可正统皇帝都是说“令奖率各头目图自强。”不发一兵相助，致使四卫均被瓦剌吞并。等到也先攻打东北的兀良哈三卫时，正统皇帝甚至说：“朝廷闻太师与兀良哈仇杀，已戒饬缘边勒兵。”这简直就是说：“只要你不来打我，你要打谁随便。”结果，等到瓦剌收拾了所有敌人开始向明帝国挑战时，正统皇帝才感到“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这连黄花菜都凉了。“土木之变”之后，囚禁在瓦剌军中的正统帝只有后悔的份了。
不过，那时的明帝国虽然开始走下坡路，但祖宗奠定的家底还在，瓦剌虽然骁勇，却也不会使它伤筋动骨，吃了一次亏，总还有亡羊补牢的机会。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帝国内部腐败不堪、灾荒连年、民变四起，军队缺粮少饷，战斗力极差，这时还重演坐山观虎斗的戏，简直就是自杀。可朝廷偏偏还是如此，林丹汗向明朝示好，明朝也以礼相待，但一提到要一起对付后金，就没下文了。1628年初，皇太极派遣贝勒阿济格与老哈河上游与林丹汗统治的喀喇沁部会盟，共击林丹汗。9月，皇太极亲率大军至绰洛郭尔，宴会察哈尔部控制下的敖汉、奈曼、喀尔喀、札鲁特和喀喇沁等部首领。林丹汗苦心聚集的力量被彻底瓦解了，只得率残部至归化城固守。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没有大明朝廷的丝毫影子。后金没了后顾之忧，绕过山海关而进入明帝国腹地的道路敞开了。
崇祯二年己巳十月，当袁崇焕还在山海关整饬防务的时候，皇太极亲率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绕道科尔沁草原突破了遵化以北的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县北境）、洪山口（遵化东北境）和龙井关（河北迁西县西北境）包围了明帝国军事重镇遵化，山海关总兵官赵率教闻警，立即率兵急速赶到遵化救援，在城外与后金军展开激战，这是唯一一支敢于并来得及前来救援的部队。由于崇祯皇帝“开源节流”政策导致驿站系统破坏，无论多紧急的情报都难以及时传递，当金军已经兵临蓟州之后，朝廷才收到两天前遵化陷落的消息。
赵率教是袁崇焕麾下与满桂齐名的骁将，但是，他能够指挥的部队只有4000人，众寡悬殊之下，终于力战而亡，所部全军覆没。十一月初四，遵化陷落，顺天巡抚王元雅、蓟镇总兵官朱国彦死难。消息传到北京，京城顿时一片混乱，官民纷纷出逃，但朝廷下令只许男子出城而不许携带家眷，于是乎，急于出逃的女眷们要么女扮男装，要么躲在柜子、箱子里，可有很多还是在城门口被查获，乌烟瘴气，混乱不堪。崇祯皇帝原本自比唐宗宋祖，唐宗宋祖面对这种百年未有的变乱会有什么举措不得而知，但他确实是完全慌了手脚，在运筹当中帮了后金军不少的忙。
先说高级官员的任命奖惩。十一月初十，兵部尚书王洽被捕入狱。这位王尚书原本是工部右侍郎，因为身材伟硕、相貌威严，像“门神”而被崇祯皇帝重用，崇祯一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既然是以貌取人，能力方面就不好说了。这位王“门神”中肯的说应该是一位能吏，只是毕竟不懂军事，所以上任一年没什么作为，但在这次京畿危难之时，表现的很尽职，努力调度各路部队进京勤王，没功劳也还有点苦劳。可是，这次后金入寇实在是让崇祯皇帝大失面子，一肚子火无处发泄，再加上王洽的一些政敌乘机指责他“防御疏忽，调度乖张”。这位因相貌而得重用的王尚书终于被下了诏狱而瘐死狱中。在危急关头处死国防部长，对于人心是稳定还是加剧混乱，不言自明。当然，在处置王洽的前两天，崇祯皇帝启用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原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孙承宗为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主持通州防务，这也不失为是一个俾补缺漏的好决策。孙承宗是现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袁崇焕的老上级，如果再次与袁崇焕合作，局势自可大为好转。但是，在崇祯召见国孙承宗后，觉得这位老尚书确实是位人才，便要他“不必赴通州”，在京城内布置防务，调度各路援军。可也在同一天，袁崇焕率兵来到了北京城下，崇祯又觉得手握重兵的袁崇焕比孙承宗更可靠，于是在委任孙承宗总揽军事的第二天，又名袁崇焕指挥各路援军，并赐给蟒袍、玉带，同时下诏给孙承宗让他仍去守通州。孙承宗无奈只能连夜奔赴通州，可得他到达时，后金军已经越过通州，在北京城下厉兵秣马了。委任了袁崇焕，又不信任，只是一味的催促他出战、出战、再出战。袁崇焕希望等到各路援军到齐后再做反击的主张被认为是居心叵测，挟君求和。皇太极只使了一个简单的反间计，便让崇祯皇帝亲手把这位唯一能够支撑自己帝国边防重任的柱石折断了。十二月初一，崇祯皇帝演了一出“诱捕”的好戏，宣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进宫，四人刚进大内，崇祯便声色俱厉的叱问袁崇焕为何擅杀毛文龙（原东江镇总兵）和不与敌力战，不等袁崇焕回答，左右的锦衣卫就上前将其捆绑下狱——手段之高明，行事之果断不亚于消灭魏忠贤集团，只可惜，这次完全用错了地方。
无论是王洽、孙承宗还是袁崇焕，虽然官衔都大得吓人，但在在军队调度上，最后还得是皇帝说了才算。所以，如果在高级官员的任命上没有好的决策，而在军队调度的乾刚独断中能够条理清晰，部署有方的话，也可以有效的遏制后金军的攻势，然而，拥有军队最高指挥权的崇祯皇帝，对于军队部署更是乱的如一团麻，增添了无数内耗。
比如启用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和他的朋友申甫和尚。这二人平日里喜欢研究兵法，还发明了很多先进的军事器械，如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等，并附有严密阵法，在纸上谈兵时确实是侃侃有致。于是崇祯皇帝破格提升刘之纶为兵部侍郎，申甫和尚副总兵官。让他们招募新军抗敌。其实，刘、申二人也并不是宋朝“靖康之耻”时只会装神弄鬼的郭京之流。他们是有一定才能的，但是，敌人已经近在咫尺，不让他们用发明的武器协助守城，却让他们招募新兵迎战后金的百战精锐，只能是趋羊入虎口的绝顶蠢招。申甫和尚在皇帝严命催促和各级官员看他破格升迁而不满的处处掣肘下，领着一支由市井游民组成的队伍拿着他的发明仓促出城，在卢沟桥被后金军抄了后路，新式武器不等发挥作用便全军溃散,申甫和尚阵亡。这已经明显的表明新军不可用，可当刘之纶因为受到同僚指责排挤而愤然向崇祯请求招募新军出战时，崇祯皇帝竟依然答允。刘之纶便招募了万余新军，东进蓟州、遵化，最后在遵化城外全军尽没。申甫、刘之纶虽然鲁莽冲动，但确实是有报国热血，最后殉国也算求仁得仁，可崇祯皇帝却纵容甚至推动他们的鲁莽与冲动，白白浪费了上万兵力，也留下历史笑谈。
胡乱派遣新军，已经很荒唐，但对于勤王援军的胡乱指挥，就更让人啼笑皆非。例如，山西巡抚耿如杞接到京师危机的战报后，立即与总兵张鸿功率领5000人勤王。这位耿巡抚是天启朝著名的诤臣，因得罪魏忠贤而被判处过死刑，后因为崇祯继位诛灭阉党得免，因此入援京师很是积极。可没有料到，进入京郊后，山西援军第一天先是被安排驻守京东的通州，等第二天到了通州不等扎营，又接到命令去镇守京北的昌平，刚到昌平不等喘口气，又被命令调到京南的良乡，每天行军一百多里，把一支想要立功的生力军莫名其妙地拖得人困马乏，在此同时又不拨给任何给养。又累又饿得山西援军终于忍无可忍，在京郊大肆抢掠，倒比后金军还祸害的厉害。崇祯皇帝大怒，将耿如杞、张鸿功全部下狱处死。山西援军兴冲冲而来，却落得如此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