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食头家

本文摘自:《档案春秋》 杂志
汪伪强推中储券
1940年11月30日，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植下，在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汪伪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培植自己的经济命脉，于翌年1月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由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总裁，发行中储券，以期代替法币、军用票、华兴券和联银券的流通。汪伪希望以中央储备银行为中心建立全国新金融网，并设立省市县银行、农业银行、商业银行，形成统一的管理系统。同时，汪伪政府极力推行中储券，在上海外滩设立了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试图在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推行中储券。但是，上海银行钱业两公会一致决议，坚决拒绝与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致拒绝使用中储券。于是，汪伪为了达到推行中储券的目的，要求坚守在上海的重庆政权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撤离公共租界。鉴于汪伪特务尤其是“76号”（特务组织）总部在上海令人发指的恐怖行径，为安全起见，中国、交通、农民三行都迁往法租界霞飞路，因为法租界的中立态度比较强硬，不象公共租界那样畏首畏尾。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碍于面子的关系，不愿迁移。此时，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向四行提出中储券各10万元开户往来的要求，均遭婉拒，或勉强寄库，由此引起日伪不满，祸根也就悄悄种下。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蒋介石焦虑万分，他深知：四行在沪艰苦支持，与国家整个金融计划关系至巨，沪四行一旦撤退，不仅法币、外汇市场将发生剧烈变化，还会立即破坏后方金融经济之安定，且东南数省之金融经济权，亦不免为敌伪唾手攫取，于己殊多不利，还会影响国际视听。因此他一面命令四联总处—— 重庆国民党政权战时最高金融经济管制机构（蒋介石亲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要求沪四行“坚守立场，不能丝毫让步”，一面指示戴笠要求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对伪中储银行职员，不惜采取袭击、恐吓和暗杀的手段，企图阻止中储券的发行。
上海银行大血战
1941年1月30日，汪伪调查处专门委员李明达被军统特务暗杀；2月20日，伪中储银行上海分行本部遭到两枚手榴弹的突然袭击；3月3日，中储沪分行办事员富荣炳遭枪击受伤；3月21日，伪中储银行第五次理事会调查处副主任楼侗又被刺毙命。在此情况下，周佛海大为震怒，公开声明“如果一人被害，必拿四行十人抵命”，并令汪伪“76号”“力谋反攻”。特务头子李士群立即拘捕四行职员作为人质，施以报复。震惊中外的“上海银行大血战”便由此发端。
1941年3月21日深夜11时许，“76号”的一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霞飞路赛仲路口江苏农民银行宿舍门前（汪伪特务误以为这里是中国农民银行），将车横在弄口，架好机枪，狂揿宿舍门铃。宿舍茶房以为是巡捕房人员，急忙将铁门拉开，特务们一涌而入，并胁迫茶房引导上楼。当时该宿舍中的职员们从梦中惊醒，始知为汪伪特务所执。六七个特务手持二十响快枪，将室内十二人绑至二楼。约十分钟后，迫使他们分站两排，突然特务一人在三楼向职员举枪射击。瞬间，血花飞溅，惨呼连连。事后得知仅三人幸免于难。一人一见开枪，立即卧倒，滚进床铺底下，未被发觉，另两人躲藏门后，未被搜获。
次日凌晨，“76号”特务吴四宝带领大批特务，包围极司非而路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即“中行别业”），凡是银行职员，均被抓进“76号”，先后180余人。
23日汪伪警政部在沪《中华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明拘捕中国银行行员原因，并称渝方对被捕者及其命运，应负责任，要求渝方立即停止暗杀行为，否则对在沪四行金融机关负责人员及一般从业人员一律予以同样处置。该报还公布被捕中国银行行员128人名单。
周佛海却假惺惺地表示对此事“颇为悲痛，互相残杀，于情于理，均不应该，惟渝方对我中储下级行员如此残害，我不报复，无以对同仁而安人心，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
虽然汪伪特务制造这两起骇人听闻的大案，但驻上海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仍然奉命照常开门营业。
汪伪特务见不起作用，于是变本加厉，又对上海四行行屋进行滥炸，造成行员多人伤亡。
24日，上海中央银行法租界亚尔培路分行被炸，死亡7人，伤20人；公共租界白克路分行也被炸，死亡3人，伤26人，其余6人重伤；公共租界静安寺路分行被炸，死亡6人，伤60余人，其中多人未及医治，相继毙命。中央银行因两处行屋被炸，无法营业，只好暂停。交通银行公共租界南京路分行被炸，前日驻极司非尔路该行职员两人在家被捕。农民银行方面被绑女行员1人，同日并在行中发现定时炸弹，惟因机括损坏，幸好未能爆炸。
周佛海事后声称“心极不安，对死者尤觉抱歉。惟始作俑者乃渝方，我中储如不为渝方袭击，余亦不采此报复行动，故其责应由渝方负之也”。对上海外国银行界的抗议，周佛海表示“余已电令停止行动”，但“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