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西路军失散女红军的苦难
冬日余晖，穿不透寒凉的暮色，从扁都口冰峰雪岭之巅默默地落下，回到大地的胸膛去了。
扁都口峡谷长28公里，宽约10余米，峰峦叠嶂，险隘深邃，真是“扁都隘口气萧森，鱼贯行来溪峰深”。扁都口是祁连山的一个峰口，是河西走廊天造地设的一个重要门户，也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必经要道之一。
寒风凛冽的夜晚，一队被押解着走向青海的红军战士，宿营在这里的炒面庄。敌人吆喝三位女红军挑水做饭。她们来到河边，见四下无人，凑到跟前一商量，跑！何福祥、李开英、李文英，在结冰的河谷中摸着、爬着、跑着……
何福祥，湖北红安人。她16岁时在家乡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青团，1934年入党。她在游击队中送过情报，在红军部队当过看护，在供给部被服厂任过排长、连长等职。部队长征到阿坝时调她到党校学习，当时康克清在党校任支部书记。她在党校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会宁会师以后调到妇女团任二营营长。她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的斗争，经历了西路军悲壮的毁灭……
何福祥三人白天藏山沟钻窑洞，晚上披着夜色沿小路向东走，碰到村庄，悄悄敲开老乡的门讨点吃的。她们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是红军，有人给点吃的，有人却赶她们。
“你们是总供给部的吧？”三人到了山丹城郊，碰到一位挑担子走村串户的老毡匠。老毡匠打量了她们好一会儿，悄悄发问。
她们迟疑着没有回答。
老毡匠放下担子认真地对何福祥说：“怎么，不认识我了？打下山丹后，你们不是建了一所小作坊吗？那个又高又胖的郑部长找我帮着做毡衣、毡靴。你那时常给作坊送羊毛，忘了？”
“哦！大爷，是你老人家呀，记得，记得！”经毡匠这么一说，何福祥才辨认出来。
老毡匠把三人领到自家后院，吩咐家人赶紧做饭。他感叹道：“你们这些好人啊！怎么才过了几个月，队伍就变成这个样子？你们那位郑部长呢？他现在什么地方？”
何福祥一听打问郑义斋部长，不觉失声痛哭起来。早在鄂豫皖苏区，何福祥就在郑部长领导下工作。当时郑部长没有成家，缝缝补补，洗衣做鞋，都是何福祥帮助料理。可现在，郑部长已经长眠于祁连山中了。
老毡匠听说郑部长牺牲，心痛地连连顿足：“哎呀！太可惜了，多好的一个人啊！”
三人在老毡匠家藏了几天，这一带风声更紧了。她们不愿连累老毡匠，执意辞别。
一天，她们走到大马营一带要饭，忽然窜出恶狗咆哮着猛扑过来。牧场狗凶，当时就把李开英的腿咬得鲜血淋淋，摔倒在地。等何福祥、李文英上前把狗赶开，李开英已经被狗咬伤多处了。何福祥背起李开英，李文英托着她咬伤的腿，挣扎着找到一个窑洞。
当何福祥、李文英出去讨回一碗酸面条端到李开英嘴边时，只见李开英脸色发青，浑身颤抖，痛苦地咬着牙关，只有微微一丝气息了。两人发现李开英身上带的那块换饭吃的鸦片不见了。原来，李开英怕连累她俩，吞吃了鸦片。
两人紧紧抱着李开英哭成一团。李开英挣扎着说：“我知道自己已经不行了，不死也难活着回去，你们快走吧！将来如果能见到我的儿子冼兵文，他在九军当勤务兵，告诉他我死了……”
何福祥和李文英抱着战友渐渐冰凉的躯体，失声哭着。她俩守着战友坐了一夜，哭了一夜。窑洞外呼呼的北风，为李开英抚慰伤痕累累的人生，为她笑出一滴滴血声，为她呢喃着春天。
李开英，四川通江人，妇女工兵营指导员。红军到她家乡前，她们那一带男人绝大多数抽大烟。红军来后各地办起戒烟所，她带头送丈夫戒掉了烟。扩红中，她先动员丈夫参军，自己也以30出头的年纪带着12岁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已牺牲，不过儿子的死她并不知道，她在伤痕累累的拼搏中，始终思念牵挂着儿子。
何福祥和李文英出去，想找把铁锹把战友埋掉。等她们回来，老乡把李开英的衣服、绑腿全剥去了。当地乡长找来一张席子，帮她们把李开英埋在坡上，说：“你们走吧！马家军搜山的多，这里不能久住！”乡长的老婆给了她俩几个青稞面馍。她俩远远望着祁连山；祁连山留下红军的伤痕，红军的悲愤。
天麻麻黑，两人遇着一帮人，说：“你们快进窑洞，快进，韩旅长的队伍来了！”她俩跟着进去，里边大洞套小洞，小洞里边还有个大坑。两人觉得不对，想回头出去。那帮人已把何福祥绑住，一脚踢倒，用刀背乱砍。
李文英说：“走，去见你们韩旅长，是韩旅长把我们放出来的！我把你们一个个认下，等我们大部队来了，到时饶不了你们！”
民团小头头嘻嘻地笑了笑，对李文英说：“到里边窑洞谝一谝，我就放了你们！”
李文英走了出来，可眼泪正涓涓地流回心底。小头目跟出来，下令给何福祥松绑。
李文英，四川阆中人，13岁给人当童养媳，受尽了苦。1933年2月，红军来到她的家乡。她参加了游击队，给红军送柴送信，站岗放哨，第二年正式参加部队，分配到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工兵营，后升任班长。
她俩一路乞讨，向东而行，又碰上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而行，当走到武威、永昌、民勤交界的三岔口公鸡堡时，被民团的马队抓获。
马家兵把她们的手反捆起来，一路走，一路打；把她们的衣服脱掉，逼着从结冰的河里趟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割得尽是血口子。沿途的老百姓实在看不过眼，有的跪下为她们求情。有位老太太拉住马家兵的马缰绳，说：“老爷，饶了吧！这些女娃真可怜，你们也是有儿女的，积点阴德吧！”
她们被抓进武威临时设置在一所旧式大院中的监狱。何福祥、李文英在这里遇见了许多战友，曾广澜、李开芬、吴先璧、吴兰英、杜新兰、沈秀英等。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何福祥、李文英虽然身陷囹圄，这时心中却相对地踏实了，因为和这么多的战友在一起。敌人把监狱里先去的女红军编成九个班，何福祥是10班长，班里有李开芬、李文英等。
夏天就要来了，阳光对于心灵凄苦的人来说过于明亮了。敌人押她们到海藏寺洗澡，已是6月天还有人穿着毡衣。马家兵骑在马上向两边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她们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被关了几个月，一个个蓬头垢面，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但没有人低头，个个昂首挺胸。老百姓看到她们如此坚强，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敌人把狗推到河里，让狗和她们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大伙气极了，厉声向马匪呵斥道：“你们如果不把狗拉出去，我们就和你们拼了！”敌人怕把事情闹大了，不好收场，把狗拉了出去。洗澡回来，李文英气愤不过，对王泉媛团长说：“他们为什么这样欺负我们？”说着，就骂了几句。特务团团长马阁麟知道后，亲自领着爪牙把李文英狠狠地打了一顿。他们打，她就骂，还说：“死就死，我根本不怕……”
8月的一天早上，敌人把100多名女红军押到师部大院，排成一列长队。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大家“自由”，接着就宣布了第一批获释的名单。大家高兴极了，甚至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兴奋惊疑之时，突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嬉皮笑脸地来到女红军身边拉扯。大家明白了马步青的所谓“获释”原来是把女红军分配给他的部下当老婆。战友们气坏了，和敌人扭打起来，高声叫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要命有一条，宁死不受辱！”“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你们当老婆的！”她们势单力薄，有30多个姐妹被抢走了。李文英被分配给一个县参议，她又喊又打又骂。特务团团长马阁麟挨过她的骂，知道厉害，说：“那个日奶奶的，太野，不能要！”县参议不敢要她了。后来，她和一个汉人结了婚，就在武威定居下来。
何福祥被分给一个排长，至死不从。有位看守悄悄地对她说：“我乡下有个种地的亲戚，你愿不愿意跟？若愿意，我就想办法！”她想，跟劳动人总比跟马家军官强，就答应了。不久，那人的嫂子进城来，偷偷领着她跑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她在这里隐姓埋名10多年，在不停歇的劳作中千百次地咀嚼永远难以下咽的苦味。
何福祥终于盼到了胜利的一天。她万分兴奋，浑身是劲，率先在张义堡投入反霸建政，土地改革。她又像陀螺似的“嗡嗡”旋转起来，成了这一带有名的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
1949年冬天，有股100多人的“反共救国军”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探听到消息，背着五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做好准备，粉碎了土匪的围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意外地收到一封寄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的。杨文局是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离虎口。她现在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书记，来信问她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何福祥打点行李，带着孩子，来到酒泉。
新中国成立以后，何福祥一直向组织申请，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但因种种原因长期得不到解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她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造反派反而给她定了“大叛徒”，将她关进了牛棚……
乌云终于过去，何福祥鼓起了新的勇气和信心。她把申请恢复党籍的报告写给中央组织部，写给省委，写给地委，写给厂党委。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同意恢复她的党籍。
老人用颤抖的双手轻轻打开红布包。啊，是一包钱！有1角2角的，1元2元的，更多的是5分、2分、1分的硬币。总在一起，200多元。这些钱，是老人许多年来1分2分、1角2角积攒起来的。老人又把落实政策补发的头两个月工资放进了红布包，一共460元。460元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一般人的月工资不过四五十元。这是她恢复党籍补交的党费，蕴含着一片心和渴盼已久的希望。当她把这些钱最终交给党组织时，苦苦期待的心终于感到一丝轻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