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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７日在新加坡漳宜海滩，日本军官福莱中将被枪决。福莱曾任马来亚战俘收容所的司令官，也曾参与“检证”的工作。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种种花样令人发指。
多年来，对于日本修改教科书、派兵海外维和以及首相、政界人物频频参拜供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东南亚一些国家和中国、韩国一样，总是予以密切关注乃至谴责。其原因在于，它们都曾经遭受日本的野蛮侵略，对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尤其是新加坡，由于经历过日军的大“检证”、大屠杀，所罹受的伤害更深，反应也更加强烈。
１９４２年２月１５日，日军攻占英属殖民地新加坡。这里华侨人口密集，是南洋华侨抗日运动的中心，陈嘉庚领导的“南侨筹赈总会”仅抗日义捐一项便发动八百万东南亚华侨为祖国筹集了约合４亿余元国币的巨额外汇。此时，落入虎口的新加坡华侨由于先前曾大力援助中国抗日，又刚刚组织义勇军进行过英勇的抵抗，因而遭到日寇的忌恨和疯狂报复。
日军接管新加坡三天后，司令官山下奉文便命令部下“为方便以后的统治，必须尽速肃清抗日华人”，并要求在三天之内完成。按计划，大约有５万名华侨在屠杀之列，这是根据日侨提供的《华侨抗日名册》决定的。“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华侨筹赈会中的活跃分子、捐款给筹赈会的富人、陈嘉庚的追随者、学校校长、教员和律师、海南人、抗战期间来新的华人、文身者、义勇军战士、亲英人士、拥有武器者。
从２月１９日起，日军即下令所有几十万华人分区集中到几百处场所“检证”。华侨通常被要求自带几天干粮前往指定地点等候。他们拥挤在一处睡卧不得，连日饱受日晒风霜之苦。好不容易熬到受检之时，便须连过几关台湾线人和日军官兵的审查和盘问。由于“检证”匆忙，日军并未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计划来，所以实际执行时标准各异，各区军官完全随个人的好恶行事。有的“检证”点专门拘捕有钱人，有的“检证”点则专门拘捕戴眼镜者。不幸被“检证”出来的，即被卡车拉往郊外集中处死；侥幸过关的，则身上盖一“检”字放回。日军屠杀被“指认”的华侨，其手段极其残忍：有将人互相捆绑推入海中用机关枪扫射的，有令其掘坑服毒自尽或用机枪射杀、军刀砍杀的，杀人花样令人发指。据回忆那几天新加坡全城妇孺啼哭，天昏地暗，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的，真是血雨腥风，可能是上天有感应吧！战后调查，日军集中屠杀华侨的地点多达几十处，并有大量遗骸被发掘出来。
关于被日军“检证”杀害的华人数目，多年来因统计上的困难，一直没有确切的数字。１９４６年５月，英殖民政府市民咨询局进行初步的登记，只查出２７２１名遇难者。在１９４７年３月１０日开审的检证案战犯法庭上，控方只能根据登记所得，指控日军屠杀了五千以上的华人。但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上述数目，由于“全家遭难或被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则极力压低杀人数目，掩盖罪行。当时负责检证而被指控的警备司令官河村三郎，供证他所负责的市区内只有四五千人被杀，而其他五位被告不是坚持说不知道，就是矢口否认曾经大规模杀害过华人。１９８３年，日本新版中学历史教材经日本政府审查后，将“检证”被害人数由两万人改为六千人，这跟某些日本右翼分子极力压低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的做法如出一辙。然而，无论侵略者怎样掩盖真相，事实是永远改变不了的。１９４２年出版的日本《朝日东亚年报》早就提到过，当年在新加坡共有七万人被检举；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因“检证”遇难的华人应超过二万五千名；而新加坡华人也一直都相信，被“检证”杀害的华人当在四五万名之间。
无论数字的多寡，都不能减免日军大规模屠杀城市平民的深重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