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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文字狱:许多不是反清而是马屁拍错地方

清代的文字狱:许多不是反清而是马屁拍错地方

核心提示:翻翻《清代文字狱档》,所有的案例,除了少数是皇帝偶然发现,或得力鹰犬的卖力诛求外,绝大多数都是自投罗网的。这些人怀着卑微的目的,希望凭借诗文得到皇上赏识,最终撞在刀口上。

本文摘自:《广州日报》2010年10月7日A9版,作者:王佩,原题:《清代的文字狱》
关于清代文字狱的书籍很多,首推黄裳写的《笔祸史谈丛》和金性尧写的《清代笔祸》,两本书都是小册子,要言不烦,提纲挈领,有述有评,见解独到。其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纂的《清代文字狱档》,贵在资料一手,亲历感强。如果喜欢看故事的话,史景迁所写《皇帝与秀才》不容错过,该书是通俗历史读物,长度相当于一个中篇,详细讲述了雍正王朝著名的文字狱“曾静遣张倬投书案”。
以言获罪历代都有,以清代为盛,尤其是乾隆在位的60年,文网之密,文祸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甚为罕见。
通过研究清代文字狱和《大清律例》,我发现,文字狱不过是大清王朝控制社会诸种残酷手段的一鳞半爪而已,只是因为得罪了读书人,以及后来革命派打倒满清政权的需要,才被后世放到很重要的位置进行讨论。其实,根子不在以言获罪上,而在于封建集权司法体系上。
我以前不知道,文字狱其实是有法可依的。《大清律例》有“大逆”罪,居“十恶”之列,草民妄议朝政、上书不知忌讳,就会触犯这条罪名。
关于文字狱的起因,鲁迅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学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鲁迅的意思是,双方信息不对称,读书人热脸凑到统治者冷屁股上,非但未得功名,结果挨了刀斧。黄裳说,翻翻《清代文字狱档》,所有的案例,除了少数是皇帝偶然发现,或得力鹰犬的卖力诛求外,绝大多数都是自投罗网的。这些人怀着卑微的目的,希望凭借诗文得到皇上赏识,最终撞在刀口上。
文字狱害死不少书呆子。直隶人王肇基写了一些文理不通的诗,要献给乾隆,被陕西巡抚查出问题。事发后,他说“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乾隆御批“竟是疯人而已”,最终立毙杖下。
不过大部分文字狱的罪名其实是无中生有的罗织。胡中藻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御批胡中藻的《坚磨生诗抄》,极尽上纲上线之能事。“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乾隆认为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朝门闻说不开开”,被乾隆解读为讽刺他不上朝。难怪黄裳说乾隆的这些推论是“神经衰弱者的梦呓”。
文字狱闹得人心惶惶,竟有自愿上钩的。蔡显《闲渔闲闲录》,是自己到府衙门自首的。在蔡看来,书中没有任何犯忌的词句,但畏惧他人罗织举报,才自首。两江总督可不这么认为,“罪该万死”是逃不掉的,乾隆御批“从宽改为斩立决”。
不过文字狱中,也有一些无罪开释的例子。在杭州吴山的城隍庙上,曾进行过一次文字狱庭审。何毅庵与人出了一本《越州三子》,被查抄。杭绍会审于城隍庙。何不但拒绝认罪,而且当庭反控会审官员才大逆不道。奇迹是,何等人竟被无罪开释。
自古及今,文字狱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散去,靠写文章求得功名的固然有,因为言论而招来无妄之灾、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的也不少。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上一代人,有很多希望自己的子女读理科,而不是文科,就是这种噩梦不散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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