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资鉴：陈寿走在暮色苍茫中
历史写作也是一种虚构物，历史学家的虚构物。它的许多原理同文学写作相一致，有作者，有文本，有读者，有传播。不同的仅是写作观念，即历史的虚构声称自己同事实保持同步，所有的文字处理都是为了一个“真”。然而对“真实”的追求又有几分可靠性？
史书自《汉书》尤其是《三国志》始，逐渐表现出一副冰冷的面孔，很少有激情飞扬的文字。我们看到的是对传主家族史与官场史的叙述，是人物事功的堆积。人物个性埋没在冰冷的事实中。实际也不需要他们张扬个性，中国社会中，中庸、循规蹈矩者最为吃香的，深得统治者欢心。这种处世之道浸染了史官的思想。中国史学长久以来是一种官学，随着封建统治者思想专制的强化，正统史学的创作个性必遭到压抑。为了达到安全的写作，史官们能做的就是摒弃情感，甚至不惜违背真情，歪曲历史真相。如此说来，倘若历史写作能做到不偏不倚的“无情”面目，则是一种稳妥的作风。如果专注人物个性的刻划，不可避免会带上自我的褒贬感情。而且表现人物并不必要的，重要的是从中抽取一些经验教训，供后人借鉴，供皇帝从前代兴衰中吸取教训，并获得治人之术。史官如此小心谨慎，史书也只能沉寂在死人事迹的排列组织中。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大开放，各家都有自由阐说的权利。秦汉以后，思想整合，司马迁仍富有之前自由思想时代的浪漫主义气质，《左传》《史记》随之带上丰富的自我色彩。到魏晋时代，又一个思想松动期，《三国志》裴注中各种各样的历史写法即是明证，然而它们都淹没在历史的主流下。如波涛汹涌后的风平浪静，人们几乎忘记了历史也可以这么写，或者说也有人曾对历史进行这样的描绘。
而富有文学性的《左传》，缺乏整一性的《国语》，其中的自由思想总是表现出对约束的抗拒，这是欲迫人接受纪律限制的统治者所害怕的。大一统的汉代仍有《史记》这样充满个人激情的史书横空问世，继承了百家争鸣时代的开放风气。司马迁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无为清静，是对个人意的志尊重，是对自我精神的追寻，这种放朗自我的气质使司马迁挥洒心血投入到一生的寄托中，这是一个人的生命之作。
后期官方史传大都定型成僵化的模式，少有突破。史官将那些富有个人激情的因素毫不怜惜地丢掉了，也丢掉了生命律动，剩下的就是暮年的死气沉沉。从《三国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行将步入暮色苍茫的身影，如同一个看遍人生百态的中年人站在人生的关口上，沉思冥想，所有青春年代的燥动激情早已是遥远的事件了。之后它所代表的正统力量，以成熟稳定压倒了力量薄弱的边缘分子。
陈寿的史书未尝不是尝试，这种尝试首先是时代思潮聚合的产物，为何在那个纷乱又自由的年代，会有这样一部保守的史书出现？细想来，它只是众多写作中的一种，因为代表了官方的意愿，被选作正统，其它史书纷纷败北，我们只能在裴注中看到它们残缺的肢体。这些碎片又是经过挑选剪裁，被纳入另一种官方思想体系中，供后人评阅。它们连保留自身完整性的权利都丧失了，最后得以呈示的只是一些经过加工的残片。这就是异类写作的下场。幸而还有裴松之和那个乐于接受暗流文化的皇帝，那些形态各异、尽情舒展自己生命活力的历史写作得以在历史上保有一丝身影，还能够透过厚重的思想屏障，告知人们自身的存在。那是一个自由的时代，然而毕竟一去难返了。
后代学者处于萎缩的生命状态，我们听不到他们个人的声音。缺失了自我的群体如何能感受到周身生命韵律的悸动？要他们写出澎湃热血的情感，几乎是一种奢望。我们能听到的只是呆板的陈述，事例的罗列。他们费力地将传主的个体生命组织成许多框框条条，以老年人的口吻提供给读史者一些教训，告诫背后是统治者无所不至的威严目光。主动迎合正统的姿态在《汉书》中早已摆出，这种观念直承尊“王道”、重“人事”的《春秋》。陈寿撰史精神与此一脉相承。
时代的选择，是官方意志与文人自由意志的交锋。当统治者心态开明包容时，解脱缰绳的文人任情纵横，文化随之蓬勃旺盛。当统治者自感卑弱时，他们便举起手中的屠刀，杀得空气一片沉默。士人成为统治意志下的傀儡，成为僵化观念的奴隶，谁能够担负起思想革新的重担？陈寿自觉压抑了情感，是否提早感受到屠杀的残酷？
陈寿写三国时的心态如何呢？《三国志》中的隐含作者似乎不是陈寿的真面目。他一直因偏激的言行受人排斥，也擅写一手漂亮文字。但《三国志》的“高简有法”几乎简省了任何感情。《史记》里的热血澎湃化为淡淡的怜悯之心，俯看芸芸众生劳碌奔波。他不愿成为激进正直的牺牲品，一方面将有违官方意愿的真相隐藏在扭曲的文字下，一方面又将不甘愿的心态表白在扑朔迷离的文字中，供后人猜解。这是否代表自由文人向精神奴隶的转化？
陈寿早已体验到主流力量的强悍无理，即使在完成《三国志》后，他仍不被世容。。从小受到的儒家教育使这个遭受诸多打击而避却的弱势者有了情感的信托。他写史就是为了映证自己困苦生命历程中的启示。退却收敛的态度在《三国志》中有了明确展示。
黑暗时代的思想者总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痛楚。比如阮籍，告诫儿子不准学他以酒醉心。这是一个故作放荡者内心痛苦的真言流露，他知道故作的痛苦，不愿后人背负起思想的重担。然而他选择了这种痛苦，只因心灵矛盾的创伤远远大于装扮的苦楚，无奈的选择。陈寿呢？他一生伤痕累累，只缘于偏傲执拗不愿妥协的个性。他的才气、傲气不容于世，而过多的打击又极大挫伤了他脆弱的心志。他矛盾地遥望茫茫的远方，道路越走越狭窄。然而他是否有勇气冲破荆棘，闯出自己的天地？内敛的陈寿是不惯于大声呼喊，他无法如司马迁挥写沸腾热血，将内心的不平抒发无余。司马迁终是个乐观积极的人，如武帝时期开明的时代胸襟。武帝对司马迁不公正的惩罚只是出于个人的喜怒无常，统治的压迫尚未达到后世的强度。魏晋人置身的则是一个黑暗得如深渊般不透光日的时代，他们更深刻感觉到个人生命的短暂和世事的无常，也更容易滋生悲观的情绪。陈寿深知对抗的沉重代价，这是文人自由精神被磨合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创伤。为了避开外界残酷压迫，他们不得以将一身锋芒翻转向内，将自我扎得千疮百孔，鲜血直流。哀莫大于心死。陈寿的史书里满是沉重的生命体验。
痛苦的陈寿，有着深厚的儒家素养，它们告诉他应该如何收敛自己。而魏晋时的玄学风气，一种乱世里常会兴起的消极虚无的思想也带了一股悲观的气息。所有悲观内敛的情绪突出表现在他在《三国志》中对清静自守者的赞赏里。他一再告诫人们要谨慎自律。史书中因多言狂妄招至灾祸的例子屡屡皆是。这是他对自己生命历程的回顾，一种沉重悲哀的体会。他太过痛苦，不愿看到后人再次经历同样的痛苦。接踵而至的挫折打击了他积极有为的思想，他的史著也呈现出与之前锐意进取的建安时代精神不合的苍桑感。
内心的痛苦是需要寄托的,支持陈寿笔耕不倦的是什么样的力量？陈寿此前曾专注于诸葛亮作品的整理。诸葛亮本身恭谨高洁的气质深深影响了陈寿的思想情质。也许这种相通源于两者根本气质的契合？诸葛亮正代表了陈寿高傲敏感外表下的另一个内敛的自我？他将全部的依赖投入到这个高大纯净的形象中。从《三国志》中对具有诸葛亮气质的谦逊人物的称道中，可以看出作者心宜的个性气质。连他“高简有法”的行文都流露出同样的情调。
不管我们相信与否，他本人是没能实践他赞赏的谦虚谨慎者的处世哲学。陈寿终生不曾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然而我们不应怀疑作者的真诚。此后官方史书的编写往往仿得了《三国志》的形式，却很少学到它深遂的洞察力。一个阅尽百态仍不改真诚的清高文人，他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样的？他是否想说，在这样残酷的世间，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连尊贵的皇位也不过是众家争夺的道具，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可以信奉？这样一个无常的世道，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一个鬼魅横行的年月，还有什么可以作为准则？而这个时候，唯一能够顾得上的便是自我的生存了，如果你能存活在世上一天，你也该为之庆祝了。陈寿的悲观中有一种仍有对生命的渴望。他想说，你没有必要与时代抗争，因为没有意义，谁也不知前途是什么，意义在何方，那么你也有选择自我生存方式的权利。如果你想做个英雄，就去发挥自己才华吧。如果你想得到皇位，就去施展自己的手腕吧。但是，陈寿指出，仍有个遥遥的天道在观望你的作为。你固然不必受到谎言教条的束缚，但个人的基本道德是必备的。这是一种对自我和对他人的尊重。你可以为了自我的生存而放弃某些框条规矩，但是践踏他人的生命的行径必然遭到惩罚。对个体生命的推崇代表魏晋时代个人意识的觉醒。陈寿在《三国志》中强烈批判了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恶行，对董卓之流的厌恶态度溢于言表。而对于爱民如子者，他则着力讴歌。
对世道的失望，说明一种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思想的崩裂。因其来得突然，那些信奉它的人们一下子无所适从，不知该靠什么组织起对新时代的信任。信仰的丧失使人如临深渊，特别当这种信仰你曾真诚的信任过，却发现它背叛了你的信任时。失落过后的人们解脱了先前的信仰依赖，有了怀疑的热切和勇气。身处乱世的陈寿对个体生命的珍贵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对战争并无兴趣，书中没有一处对战争现场精彩生动的描写。他只是对人感兴趣，他着迷于一个人如何在乱世中生存，如何凸显自己的智慧、勇力、人格。而最易受到伦理约束的个人道德此时也淡褪了道貌岸然的虚伪色彩。所有的一切着眼于对个人生命的珍视上。不管高贵为皇亲国戚、公侯将相或卑微为缺失名姓的百姓戍卒，在这场战乱中，他们的生命随时都可能受到威胁。所有的生命是平等的。陈寿不可能将目光过多放在百姓身上，他的史书不能摆脱阶级地位的缰索，只有于历史有功有名者方有权利正式进驻。然而在《三国志》的边边角角，我们仍能看到百姓模糊的身影在历史的波涛中沉浮。比起历史中的权势者来说，他们生命的脉息微弱轻渺。然而陈寿广阔的视野没有遗漏这个弱势群体。他常常将同情的目光停驻在遭战乱摧残的人们身上，思考着统治者该如何尊重这些生命。作者多次借臣子的谏说或天道的报应表达对统治者随意屠杀或驱使百姓的行径的谴责。在对一些官吏事迹的记载中，陈寿也附带讲述了某些小人物的故事，他们在富有同情心和智慧的官吏的帮助下，避免了不幸的命运。在险恶的浪波中，小人物的力量如此微薄，甚至一个浪头都足以令其覆身鱼腹，这怎不叫饱经世事无常的陈寿感慨万千。
不管怎么说，陈寿摒弃强烈个人色彩的平实撰述是自觉自愿的个人行为，他本身也热衷于此。在晋代魏自立后，如何为三国作史,这是史无前例的尝试，陈寿为三国各立一书，《魏书》居前，各帝王加以帝号，并称“纪”；蜀吴皇帝只称“主”，“纪”称“传”，但纪事方式与本纪相同。这实际将三国置于同等地位，又不触犯晋代魏而立的政治现实。陈寿精心的安排表述对历史局势的看法。他也选择了他认为合适的风格进行写作。严谨简洁的叙事源于沉淀内心的更为质朴的感情。他不愿以任何轻佻的笔墨破坏历史的严肃性。还原历史真相是他心中相当切实的目标。因此他严格克制自己，防止自己华美的文风、恣意渲染的感情、尖利刻薄的脾性渗入到严肃的历史中。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历史，陈寿自认为是历史的代笔者。天道赋予他一个神圣的使命，这也是他另一种生命能量的倾泄。陈寿对使命的确认没有辜负他在《三国志》中倾注的心血。他的史书,这个心灵深处意志情感升华的结晶,使他在历史长河中烙下自己鲜明的足印。而其它作品都如泡沫般闪光一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他这部作品能保存下来,自有主流文化意志力的作用。然而陈寿自身的投入也是功不可没的,否则当后来二十史如同空洞的躯壳，面目不清时,陈寿的《三国志》却以深沉的内涵和高简有法的笔力赢得了自己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