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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时间紧促，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就党中央总的负责人的更换问题进行讨论。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由遵义出发向云南扎西行进。途中，军委纵队(黎平会议后，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宿营，中央政治局进行常委分工。鉴于博古的精神状态，准备更换总负责。本来顺理成章应由毛泽东担任，毛泽东推辞，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

　　 毛泽东让张闻天出任总负责，同样出于一种策略上的考虑。

　　 他至少考虑了两层关系：一层是中国*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现在虽然中断了联系，日后总要再恢复联系。我党更换主要领导人，按规定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张闻天留过苏，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共产国际了解他，容易通得过。而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共产国际与他没有直接接触，王明也不会在那里替毛泽东说好话，而且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只是排名最末位的政治局委员，如果马上一跃担任“总负责”，不但不易为共产国际通过，还可能惹出麻烦。另一层是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立了大功”，他原来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总负责”名正言顺，变动幅度不大，易于为人接受；而张闻天“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个“明君”，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又开明谦逊，有民主作风，能保证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尊重和实行。总的来说，张闻天当“总负责”，一可以向共产国际交代，二便于团结莫斯科回来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一举两得”。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周恩来把建议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职务的消息告诉博古后，博古心情坦然地说：“我已经想通啦，我知道我领导下去，没有人再听我的了。明天叫小康把挑子送过去。今后有事，尽管分派我秦博古干。”就这样，博古心甘情愿地把象征最高权力的一副党中央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自己留任中央常委。进村时这副挑子还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由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了。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的交接。张闻天从此开始了在党内“负总的责任”的重要活动时期。至于为什么叫“负总的责任”而不叫“总书记”，是因为自1931年6月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位，所以博古也好，张闻天也好，他们在党内负总责期间的正式名义是党中央“书记”。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周恩来后来这样描述这戏剧性的一幕：“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军事上没有立即获得最高指挥权，政治上也没有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但正像哈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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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引导下，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去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对于减少阻力，保证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虽然没有批判“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错误，但后来毛泽东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流毒仍然存在”。——本书作者注)。对此，张闻天深有体会地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作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遵义会议是毛泽东正确解决党内矛盾的一次光辉实践。会议一改过去“左”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政策，实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会议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但没有搞过火斗争，没有搞惩办主义。对于博古，因为他不懂军事，纵容李德搞瞎指挥，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会议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仍然让他参加中央的集体领导，没有把他排斥在外，而且仍然让他有职有权地开展工作。对于持保留意见的凯丰，没有歧视打击，而是让他继续工作，等待觉悟。对于曾经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并已觉悟的同志，会议未予以批评，而且委以重任。如王稼祥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成为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张闻天在会上不但未受批评，在会后还让他取代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对于李德，会议批评了他的错误，取消了他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但对他仍然尊重，会后毛泽东经常征求他的意见，他提出的有益建议仍然被采纳，对他的生活照顾一如往常。遵义会议由于采取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因而达到了总结经验教训，拨正航向，团结起来，一致对敌的目的。

　　遵义会议，又是中国*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开始。中国*自成立时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共产国际的指导，“先生讲，学生听，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这是党处在幼年时期的特征。召开遵义会议时，我党失去与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最紧迫的问题。这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走向了成熟。

　　 遵义会议不愧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根本转折点，不愧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伟大意义的转折点。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也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毛泽东在逆境中重新崛起，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开始被全党所接受，这表明他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已开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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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派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到各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在遵义红军总政治部驻地杨柳街天主教堂召开的驻遵义红军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亲自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尖锐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当他激昂慷慨地说到我们再也不能像长征开始那样“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了”时，台下的那些从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时期就跟随毛泽东战斗的干部们热泪盈眶，高呼“红军万岁”。萧华在《长征组歌》中描述的“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正是当时部队这种情绪的真实写照。

　　 遵义会议结束后的一天，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向被“左”倾领导者撤职审查并关押在保卫局“招待所”的同志，也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这些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更是异常喜悦和激动。第二天，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又来看望大家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前一段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仗打得很好，很勇敢。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不仅给革命、给红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也给你们这些同志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痛苦。党马上就要给你们分配新的工作，到了新的岗位，要更加努力，相信你们一定会作出好的成绩。”随后，原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被分配到军委干部团任总支书记，其他同志也先后分配了工作。一些被错误开除党籍的同志，经过审查，也恢复了党籍。被诬为“罗明路线”代表的罗明，被任命为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被诬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的邓小平，在遵义会议前已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对被诬为“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被开除党籍判刑5年的萧劲光，遵义会议刚开完，周恩来就宣布恢复他的党籍、军籍，由中央重新安排他的工作。遵义会议的阳光雨露注入这些同志的心田，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焕发了他们战火中的青春。

　　 在北线松坎警惕地保卫遵义会议召开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收到了军团发来的一份非常简短的电文：中央胜利地召开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和周恩来副主席、朱总司令等指挥红军。这一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团。收到这一电报的团长杨成武回忆说：“我们四团进驻松坎，对川敌进行警戒，就是掩护这次会议的。同志们为能执行这样的任务而骄傲!我拿着电文纸的手，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同志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我不禁想起了从这次战略转移以来，一路上，指战员们一直盼望着毛主席来指挥的那种急切心情；想起了湘江之滨的血与火；想起了五次反‘围剿’中的一场场恶战，啊，那么多的好战友，血染江流，横尸沙场，他们要是能看到今天的伟大变化，该多么高兴啊!今天，终于云消雾散了，红军危难之际，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还给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以及留在江西坚持斗争的中央苏区领导，发去了有关遵义会议精神和决议的电报，同样受到热烈的拥护和响应。

　　 总之，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重掌兵权，顺军心、合党意，全党全军拍手称快。为此，朱德赋诗一首道出大家共同心愿：

　　 群龙得首自腾翔，

　　 路线精通走一行。

　　 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

klyxb

毛主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