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一个被梁启超描写出来的英雄
六君子中，最壮烈的应该是御史杨深秀。他是在太后训政并大肆搜捕新党之后，犯颜直谏的。有如现代流行说法顶风作案。如果不出于某种特殊考虑，大书特书的应该是杨深秀，而不是别人。但梁启超偏偏选择了谭嗣同。
谭嗣同在军机章京上行走的职位上，并没有来得及有什么作为。从接谕旨进京屡新，到被捕杀头前后不过20多天。也就是说，仅当了半个月多点的新贵！按常例，初来咋到者，要报到安置衣食，拜会长官同僚，请客作客送客，熟悉环境，剩下几天，能有什么作为？为什么梁启超刻意要描述谭嗣同这样一个匆匆过客呢？
梁启超只能选择谭嗣同。六君子中康广仁是布衣，不足彰显自己。其他四君子，跃居近臣，位虽重要，但都与梁启超没有交情。没有渊源也不便依托彰显自己。而梁谭则有旧谊。当时有“二公子”之谓。“二公子”，谭嗣同与陈三立是也。一位是湖北巡抚公子，一位是湖南巡抚公子，两家原本世交，二位公子鼓吹新政，出入社交名流圈子，诗文酬唱，江南赫赫有名。（也有将陕甘总督和广东水师提督的两位公子也算上，合称“四公子”的。）可见谭嗣同早已跻身绅士贤达之流，声名远播。
早在戊戌变法之前三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已经在湖南全境悄无声息推行新政，卓有成效。谭嗣同与陈三立两人，加上黄遵宪，江标，熊希龄，还有唐才常、蔡锷等，积极襄助湖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梁启超被陈三立邀请到湖南，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有特别叙述。梁启超到长沙后，主持湖南时务学堂和南学会。成了湖南宣传鼓吹新政的一员大将。梁启超与谭嗣同公事交游不少时日。之前，在沪宁等地，梁启超与谭嗣同有过良好的接触记录。有了与谭嗣同往来经历，梁启超就有资格描述谭嗣同，就在情理之中，能被人接受了。
梁启超刻意描述谭嗣同的目的是什么呢？
梁启超《谭嗣同传》:“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梁启超的描述，既是孤证又是自证。梁氏不怕犯史家大忌。
这些文字最少包括这么几层意思:⑴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⑵谭嗣同静静待在家里；⑶梁启超与谭嗣同见过面；⑷是谭嗣同劝梁启超去日本；⑷谭嗣同托遗稿；⑸谭嗣同慷慨陈辞要梁启超活下去。
梁启超用大段文字，谈谭嗣同临别前与自己的对白与嘱托。这些貌似形象逼真的描述，其实对突出谭嗣同烈士形象并无帮助，仅暗含一个信息:梁氏去国，逃到昔日倭寇之邦，并非本意，是被谭嗣同劝去的，是万不得已，梁氏还因为背负了谭嗣同托遗稿的重担！梁启超在替自己开脱呢。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革命要人死，同时也要人生！不仅中国古代如此，日本也是一样。革命嘛，就要有人选择死，有人选择生。谭嗣同选择死，死得其所，梁启超选择生，也有生存下去的充分理由了！不难理解梁启超刻意描述谭嗣同的良苦用心。借古代烈士例子，辩白自己哟。
但这几句话自我粉饰太强，太露痕迹了。《清史纪事本末》和《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引用该材料时，都将“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和“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这两句话删掉了。
与梁启超《谭嗣同传》比较，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和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还有不少地方有改变。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删掉了‘无以酬圣主’这句话。《清史纪事本末》作者撰此书时，清朝已经灭亡，“无以酬圣主”显然不合适宜，改成了“无有招后起。”保留:⑴谭嗣同静静待在家里；⑵梁启超与谭嗣同见过面；⑶是谭嗣同劝梁启超去日本；⑷谭嗣同慷慨陈辞要梁启超活下去。删掉了梁启超躲到日本使馆寻求庇护和谭嗣同托遗稿这样两个意思。
而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有更大改动:
“初，嗣同之未捕也，‘有西人重其人，请与俱奔某使馆避祸，嗣同谢曰: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自古至今，地球万国，为民变法，必先流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
把与梁启超自我彰显有关文字尽行删去，只留下突出谭嗣同烈士形象的文字；将“无有招后起”变成了“谁鼓士气？”；将谭嗣同慷慨陈辞的对象由梁启超变成了“西人”，将“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与“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两句合并，变成一句话！而且在这一句话中，还插入了一个时间状语“二百年来”。自商鞅变法至张居正，历朝历代，变法无数，也流血无数。此为历史常识。梁启超写成“我国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当然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失误。改成“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算是补漏吧。反过来，可以想象当年梁启超写作《谭嗣同传》是何等激动，发表之心又是何等急切。
《清史纪事本末》、《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很平静地对《戊戌政变记》中《谭嗣同传》做了增删。三者材料上的渊源链接关系没有中断，[1]描述谭嗣同慷慨等死之处没有减弱，更加突显了。
中国文化重义。既受遗托，就算普通未亡人，也当义不容辞，全力以赴完成亡人遗留之事。更何况双方都是自视要担纲救国救民大业的风云人物？
谭嗣同托交的最重要的书稿应该是《仁学》。完成死者遗愿，就是尽快将《仁学》正式出版。且看梁启超怎样做了。
逃亡日本后不久，梁启超在日本横滨的居留地，靠华侨捐款和逃跑带出来的赤金200两，办《清议报》。继续宣传维新党人的主张，鼓吹改良。攻击漫骂慈禧荣禄刚毅等。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就出版了第一册。第一到第十册刊登了《戊戌政变记》。谭嗣同的《仁学》从第二册开始刊登，至第十四册，连载一半。《清议报》每月出三册，每册有40页之多。每册卖1角5分。可是，从十五册起，就不再刊登了。也就是说四个月之后，就停止了履行对死者的诺言。到了一年以后，《清议报》第四十四册竟然又开始刊登。登到第四十六册止，再次中断刊登。这次中断延续了一年半。直到《清议报》出到第一百册，方才将余下部分一古脑挤在一起登出。而《清议报》出满一百期，便寿终正寝。
如此发表方式十分奇怪！在第一次刊登谭氏《仁学》时，梁启超以谭嗣同生死之交的骄傲口吻说“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三年后，《清议报》合编本，梁启超又改口说“君死后皆散逸”。
这样断断续续刊登烈士遗著，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能推测，出于形势需要，梁启超迫不急待出版《仁学》。一旦有其他政治或功利上的考虑，梁启超便抛义字于脑后，置遗稿不顾。按常理，既肩负了烈士重大的托付，只要所办报纸未歇业，就应该排除万难，一口气刊登下去。如此奇异编排，表示梁启超并不真的尊重作品，而是根据自己需要，决定什么时候该出，什么时候不该出。
梁氏这样做法，与梁氏自己弟子的做法大相径庭。吴其昌替梁启超作传，一气呵成，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君子一诺，重于千金。“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日日扶病搜集资料虽发烧吐血，亦几未间断……”吴其昌替梁氏作传，竟作到吐血而不辍笔！吴其昌替乃师作传，乃师替乃友传文，区别大矣。从态度上来讲，吴其昌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正常义气和责任感。
梁启超在处理谭嗣同《仁学》书稿上，有令人迷惑之处，那么在描述当时发生的事件上，有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呢？
王照戊戌政变时也逃到日本。事隔多年后著文称，梁启超曾急急劝阻打算公开向世人承认围园杀禄阴谋的康有为，还说亲眼见梁启超等伪造谭嗣同的绝命书。[34]。日本政府公布封存多年的外交档案，内中有早年康有为给日本外交部的求救函件《钦差督办报事工部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有七个附件。包括有两个诏书、两份谭嗣同的狱中绝笔、一份皇帝的对变法的检讨文字，还有一封《文宗显皇帝遗慈安书》。七个附件就有五个与谭嗣同有关，都是伪造。[2]
康氏这份求救信是日本驻上海代总领事小田切当年给日本政府的。收藏在日本政府中的这些文件，应该是当年原件无疑。看来，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为了某种利益，不仅置烈士托遗于脑后，甚至不惜作假，伪造烈士绝笔，实在不光明磊落。
据此，可以怀疑梁启超当年写作时的诚信了。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迷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