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多佐

　　1909年，对江西宜春来说，春天似乎总是不能到来。这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农业上郡”一直在折腾，到了中秋节之前，甚至成了一锅鼎沸的烂粥，一片肃杀。
　　离中秋节还有十多天，从9月15日（农历八月初二）开始，数千农民便将宜春府城团团围住，抬枪土炮轮番上阵，硝烟弥漫，杀声震天，俨然战场一般。围城的农民们还遍设岗哨，严查行人，尤其是书信文件，一律没收，以防官府向外求援。
　　袁州府知府周邦翰、宜春县代理知县吴德禄焦头烂额，一方面指挥着巡防营加强戒备，另一方面多次发出密信，向上级请求“速调大兵救援”。因邮路完全中断，他们不得不雇请勇猛敢死者，化装出城送信，但送信者走了两拨，都杳无音信。
　　一切都是“新政”摊派惹的祸。一个月前，宜春的乡民们就开始四下堵截大米进城。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因为负责办学的地方绅士、捐有知县功名的卢元弼贪渎，将官方规定的“学米捐”，从每石抽取10文加到50文。这位“劝学总董”拿着“新政”当作敛财捷径，因此引起“乡民恐惧，匪徒趁机鼓动”。
　　根据宜春学界事后的辩护，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知县张善禄正好因丁忧而离职（清代以孝治国，官员父母过世的，必须离职三年在家守孝，此称“丁忧”），代理知县吴德禄新官上任，立功心切，为加紧催收专用于另一“新政”户口统计的捐赋，便派人把2名保长抓来杖责监押，以图逼迫保长们“加强工作力度”。
　　9月10日这天，各乡保长们联名向府县请愿，呼吁减免捐赋。吴德禄答复说，这次的捐赋专供户口统计之用，县里无权变更，要请示上级才能定；府里则答复说，这项工作至少要持续2-3年，等统计结束后才会停止。保长们眼见请愿不成，只好回去告知乡民。而负责办学的绅士们认为这样会激化矛盾，殃及办学，便紧急求见知府，知府却避而不见。学界绅士们后来指控说，正是地方政府在处理保长们上访不当，才造成了9月15日之后的局势失控。
　　根据当时媒体所得到的消息，9月15日这天，农民们一开始并没有采取过激行为。这一天，北乡村民代表进城，在府衙门口跪下，焚香请愿，更多的乡民聚集在城门外。知府周邦翰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不屑于与民众面对面，没有出面接见，也没有派出“能员正绅”接见。
　　而学界绅士后来举报说，当时见乡民们不愿散去，府县官员亲自登到城头，向乡民们说：“此非我官府要钱，乃绅士要钱。”乡民们根本搞不清什么是人口统计，更不知道这与办学毫无关系，就将愤怒都集中到办理新政的绅士们身上，扬言要进城杀绅。府县官员一看，推卸责任并不能令民众解散，便又害怕了，改而下令武力拦截。
　　总之，知府周邦翰在没有弄清任何情况之前，轻率地动员警力，把民众上访当作敌对事件来处理。巡防营管带张国梁奉命带兵出城弹压，同时，官方下令把相关地方的保长们传唤到衙门，责令他们出面立即解散上访人群，并且严拿为首者。
　　两项措施一经实施，令乡民们群情激奋，坚持要进城说理。巡防营执行命令相当坚决，先是朝天开了一排空枪，见人群并未被吓阻，便开始实弹射击，造成严重伤亡。
　　绅士们的举报透露，府县官员一见闯下了大祸，索性便把责任全部推给乡绅，立即提审那两名被拘禁保长，引导他们说“既然绅士们有问题，可以指名举报，政府自然就会处理。”保长们无奈，只好“指名妄控，糊列八条”。
　　但此时，已经被激怒的民意已经不管官绅之间的分歧了，而且当地民风甚为彪悍，次日便开始聚众攻城，巡防营再次开枪。乡民被击退后，聚集在离城十多里的枫林杨家山等村庄，酝酿再度进攻。宜春城进入了紧急状态。
　　根据未经核实的官方报告，这时，府县官员还派人去苦口婆心地劝导乡民们要相信政府，不要聚众，但乡民们不听，坚决要求进城“毁学杀绅”。
　　宜春城此时已经成了孤城，被农民们团团包围，与外界音讯隔绝。知府周邦翰汇集文武官员商议，大家都是一筹莫展。城内警备力量单薄，根本无力出城搜捕，更为可忧的是，城内存粮很少，有粮的商户们也因为接到了乡民们的传单，尽管官府拍胸脯说将对他们予以保护，但粮商们根本就不相信，拒绝开仓卖粮。官府又只好开会商议打开官仓接济，但大家都深知道官仓平时因为贪渎过度，实际上存粮并不丰裕，一开仓，平时的猫腻便都见光，因此，谁都不敢作主开仓。
　　到了9月19日这天，政府继续开会商议，并派人再度与乡民们谈判，乡民们提出两项条件：一是要求豁免各项捐赋，二是对为首者决不能秋后算账。按官方说法，官员们还没开始研究讨论，城外就已经“旗帜张天，炮声震地”。会议自然是开不成了，官员们只好披挂上阵。双方对峙到中午，乡民们开始攻击西、北两门。西门被土炮轰开后，10多人冲进月城，被卫队击毙，还缴获了多门土炮。北门虽然没有被攻破，守军也开枪击退了乡民。至此，官方认为这已经形同叛逆，其中必定有敌对势力作祟。而实际上，根据学界绅士们的举报，当时是因为巡防营从萍乡调来了援兵，激怒了民众，而爆发激烈冲突。
　　当时的媒体指出，地方官们推断这次群体性事件背后有“会匪”，纯粹是无中生有。就在宜春城外的河北地区，就设有统税分局，商户也很多，却没有受到这些“乡蛮”的丝毫骚扰。媒体认为，这足以说明乡民们的怨愤集中于城内，集中于一事，根本没有“会匪”挑唆。事态的发展其实也证明了这一事件的幕后相当单纯：9月23日，见僵局难以化解，加上上级也有了明确指示，地方政府只好表示将坚决严查学堂苛捐，详细列条说明，并刻在石碑上禁止苛捐。消息宣布后，乡民们欢声雷动，人潮随即散去，市面迅速地恢复了宁静。
　　媒体报道认为，这次事件起因就在于官绅勾结，“敛无名之费，填无底之洞，剥削小民之膏血，以肥官绅之身家，则昭昭然无可掩矣。”等到出事后，官绅双方互相指责， “有利则相助，有祸则相诿”。
　　尽管把主要责任继续归咎于绅士一方，并下令通缉卢元弼，江西巡抚冯汝骙在呈交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了府县官员们“颟顸庸懦”：知府周邦翰先是对劣绅苛捐聚敛不加阻止，随后在乱象初起时又不加重视，“迁延两旬，无只字禀报”，“事前既控制无方，临事复张皇失措”；代理知县吴德禄，虽然接印不久，但措置乖方，才短识谬；而前任知县张善禄虽然丁忧在家，但平时对劣绅苛捐“毫无防范”。冯汝骙请旨：将周邦翰、吴德禄、张善禄三人一并革职，同时开展“清乡缉匪”。
　　令乡民们欣慰的是，政府宣布“所有杂捐，查明停办”。但宜春的办学事业却因此遭到灭顶之灾：所有乡学堂或被焚毁、或摘牌停办，一无所存，甚至连官小学堂的董事也被绑架，学生穿制服上街也会被人殴打。
　　绅士们在后来的公开举报信中抱屈道：办学7年来，捐赋只在税契项下每两银子抽取5文，分文未加收，也从未出过问题，乡民们从无意见，在保长们最初向政府提交的联名信中，也根本就没涉及到绅士，问题只出在政府主导收取的人口统计捐税上。至于卢元弼，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过耿直，得罪人了。举报信痛责地方官员：“始则规利，痛责图保；继则畏祸，诬及绅界；终则贪功，妄言有匪。其自为计则得矣，独不虑长奸邪之焰，扩乱民之权，不惟学界人人自危，即将来为官长者，办理新政，又何以措手乎？”
　　户口调查这一宪政之基础工作和中央的改革大计，就在地方官绅的折腾之中彻底走样，因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蔓延广达12省份，成为政治上的“慢性疾病”，透支着宣统朝所剩无几的免疫力……

日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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