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茵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对此，松室孝良在向关东军述及“中国官民”的状况时，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写道:“帝国可以欣愉者，乃中国官吏普遍的慑于‘恐日病’，而不敢稍行违抗帝国也。”对于华北地区的一般官吏，该情报更是入木三分地分析道:“现在全华北约十分之七不能精诚团结，联合应付。”他们“大都采自卫主义，维护自我之存在，在不违反帝国之原则下，苟延图存。”统治华北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实力派，也“大部采个人或小集团的繁荣主义，缺乏为国民的观念，因此形成独霸一方、独裁、私民之状况。国家之存亡，民族之疾苦，彼等不负任何责任。彼等政治欲、物质欲非常旺盛，故彼等除维持现状以解决其欲望外，殊不愿粉碎其势力也。真能爱国为民者，为数极少，大部为顾己而不顾人之辈。其实力维持现状，镇压反动，尚感不足，遑论抗日？……彼等因欲望极高，故志气多趋于薄弱，而不堪利诱与威胁。吾等由福州事件之已成效果，及此后全华各地当局之一再退让事实，即可证明。”对于中国政府的一般下级官吏，松室孝良更是讥讽道:“大部官民率多利令智昏，顾家忘国，甚至甘心祸国。其目的只求一身一官集团之欲望解决，他若国事民生，则一概不顾。”对于中国的广大民众，松室孝良仍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之特性，爱国不过五分钟，甚且有不知国家为何物者。”而对于那些能识国家民族之大体，持保家卫国之决心的民众，松室孝良则认为他们“均属于被压迫的阶层，无米难炊，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

　　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以及中国社会的这种情形，不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便利，更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壮了胆，打了气。松室孝良最后竟得意忘形地写道:“彼等自私的心理，实予帝国以非常的便利，竟可不战而胜，一言可获。”

　　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承认，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反日力量和情绪，这种力量一旦得到正确的组织与领导，就将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心腹之患。所以松室孝良在情报中又告诫关东军及日本政府:“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历次作战及对中国军之作战，中国军因依赖而行无抵抗主义者，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大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切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正因为如此，所以松室孝良向日本关东军及日本政府建议:日本帝国在侵华过程中，“应采用权贵分子，而镇压有气节之实干分子”;“对华工作，应以击破大的对象，维护小的对象，以分散其实力之集中，增加其彼此之疑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