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头29年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
三、关于建国头29年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成就 建国头29年不仅国民经济没有“崩溃”，而且还取得了以下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一）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工业经济体系。 29年来工业基建投资3434.4亿元，工业新增固定资产2292.89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66.8%。比改革开放后“八五”时期的62.7%高出4.1个百分点。1979-2003年工业基建总投资达到53701.6亿元，为前29年的15.6倍，其中年平均投资扩大了17.1倍。由于竣工房屋造价由1978年每平方米造价104元（为前29年最高造价）增到2003年1273元，上涨了11.2倍，因而单位投资效率比前期差。前29年仅用后25年6.4%的基本建设投资就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通过大规模工业建设，新增了一大批工业生产能力：铁矿开采能力13928.9万吨，占建国54年来的63.1%；炼铁能力3715.7万吨，占59.5%；炼钢能力3304.6万吨，占55.8%，煤炭开采新增46054万吨，占45.8%；石油开采11116.7万吨，占27.8%；天然气249亿立方米，占55.5%；发电装机容量5128.8万千瓦，占14.9%；化肥1141.8万吨，占42.1%；水泥4931.1万吨，占30.0%；棉纱1054万锭，占61.9%；制糖301万吨，占43.8%；造纸294.9万吨，占31.9%；木材采运量2583.2万立方米，占54年来的82.2%；硫酸657.1万吨，占57.3%；合成氨1162.3万吨，占52.8%；纯碱115.7万吨，占24.9%；烧碱127.5万吨，占56.1%；手表788.2万只，占72.9%；食盐1081万吨，占71.3%；新建铁路23937公里，占51.9%(前29年新修铁路2.99万公里，而后30年只有2.8万公里)；新建公路240565公里，占47%等。还必须指出中国到1978年已经批量生产汽车、现代化万吨轮船、喷气式各种飞机、千万次计算机及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洗衣机等家用电器。还建成工业各行业为建国50年来最大的企业：最大的矿区——山西大同煤矿，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最大的火电厂――江苏谏壁发电厂，最大发电机组――青海龙羊峡水电站，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最大的炼油厂――洛阳炼油厂，最大型轧钢工程――武钢1.7米轧机，特宽特厚大型轧机――河南舞阳钢铁公司，最大铁矿处理工程――攀枝花公司密地选矿厂，最大的铜矿――江西铜业公司，第一条浮法玻璃生产线――洛阳玻璃厂，最大的乙烯工程――大庆乙烯厂、第一个汽车厂――长春一汽，最大的造纸厂——佳木斯造纸厂，最大的盐场——塘沽盐场，最大的甜菜糖厂——黑龙江红光糖厂和吉林新中国糖厂，最大的甘庶糖厂――广西贵溪化工厂等。上述企业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上大企业的生产规模，是中国工业实力的代表。经过29年的努力，中国工业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建立了一大批新的工业行业和现代化工业。包括现代冶金设备制造业、采矿设备制造业、大型电力设备制造业，飞机和汽车制造业、大型及精密机床制造业、高级合金和重要有色金属冶炼业，石油化学工业，有机合成材料制造业、宇航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各种通讯、传输设备及精密仪器仪表制造业等现代工业，都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仅机械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设立了8个机械部。这都标志着，我国工业技术水平已达到当时世界平均先进水平，至少是同步发展的。到1978年，中国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可以装备大型矿山、电站、冶金、石油化工、汽车、造船、纺织等重要工业，不仅填补了许多工业技术的空白，而且使中国工业生产逐步转移到新的技术基础上来。从固定资产装备系数来看，中国不再是敲敲打打、手工作坊式的原始落后状况。国有工业企业人均拥有固定资产已从1952年的2918元增到1978年10501元，增长2.6倍，人均占有资金从2878元增到10763元，增长2.74倍。统配煤矿的机械化采煤程度已达58%。不少工业设备和生产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冶金工业有世界一流的4千多立方米的炼铁高炉，自行设计制造的1.7米轧机已在本钢投入生产;机械工业能自行设计制造60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和150万吨钢铁企业的成套设备;石油工业已打成多口6千米的超深井;建材工业已掌握水泥窑外分解技术;电子工业已研制出每秒运算4万次的大型电子计算机;造船工业已能设计并采用分段焊接法制造2-3万吨货轮;纺织工业已掌握气流纺、喷气织布及新的印染整理等工艺技术。通过29年的大规模有计划有目的的工业建设，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技术落后、部门残缺不全、分布畸形的状况。到1978年我国已建立了冶金、电力、煤炭、石油、化工、机械、建材、森工、纺织、轻工和国防等11个工业部门，57个工业产业和500个工业行业的门类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基础雄厚、技术较先进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生产能力大大增强。如冶金工业企业到1978年有4923户，职工人数309.4万人，拥有机床7.93万台，锻压设备12714台，1978年工业产值368.9亿元，1953—78年增速平均为12.75%;电力工业有企业8286户，职工76.4万人，拥有机床l.54万台，锻压设备2382台，1978年工业产值161.4亿元，26年增速15.2%；煤炭工业有9827户，职工378.5万人，机床3.7万台，设备8045台，1978年产值116.9亿元，年增速度9.25%;石油工业有企业250户，职工49.5万人，机床1.59万台，设备1574台，产值233.3亿元，年增20.9%;机械工业有10.3753万户，职工941万人，机床191.6万台，设备43.9621万台，1978年产值1155.5亿元，年增l6.2%；森林工业有12128户，职工119.6万人，机床2.5万台，设备4456台，1978年产值77.4亿元，年增4.4%;建材工业有44118户，职工182万人，机床5.24万台，设备9130台，产值153.9亿元，年增11.3%；纺织工业有35474户，270.1万职工，机床6.4万台，设备6472台，产值529.1亿元，年增6.85%;国防工业有52808户，职工188.2万人，机床7.39万台，设备23635台，产值384.1亿元，年增9.95%；造纸工业有13553户，40.l万名职工，机床3.26万台，9791台设备，产值53.8亿元，年增8.15%；食品工业有40953户，203.9万名职工，拥有机床3.89万台和3826台设备，产值471.7亿元，年增6.25%。这些工业部门、工业产业和行业及工业产品都是29年来一个厂一个厂建设起来的，决不是资改分子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了的。针对旧中国只有落后的纺织业和原始的采矿业和手工敲敲打打的修理行业的状况，新中国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或生产资料生产优先的原则，走“重化工”的工业发展道路，才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才能提高国防防卫力量，才能用机械制造业武装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才能不断实现工业现代化。靠轻纺工业既实现不了工业现代化，更实现不了国防现代化。那种攻击过去29年走重化工道路的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改革开放以后一些人看到的是外国家用电器如何普及，对比中国“老四件”确实落后了，但让港澳台和外国人看到中国重工业设备，他们都十分惊讶，靠进口设备生产轻纺电子产品，永远跟在别人后面爬行，没有重工业特别是没有机械工业的优先发展，就永远成不了大国、强国。这就是历史史实。上述事实说明，我国国有工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都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拥有先进的设备、技术，高有机构成、高素质人才和熟练工人，又有品牌和信誉。如将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私有化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状况将名存实亡；等到全部私有化了，社会主义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我国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业企业单位数，由1949年15.6万多户增到1978年34.84万户。其中国有工业企业由3326户增到8.37万户，集体工业由193户增到26.4万户；工人人数由612万人增到6091万人，其中国有工人由306万增到3139万人，集体工人由9万人增到1215万人。29年中，我国工业经济有了飞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增长了42.5倍，年增长13.9%，比改革开放后30年（1979-2008年）年增11.55%高出2.35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增长39.6倍，年增长13.6%，其中轻工业增长19.8倍，年增长11.05%，重工业增长90.8倍，年增长16.8%；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增长88.4倍，年增长16.7%；集体工业产值增长1618倍，年增长29%。所有的工业产品产量都有成倍增长，而且绝大多数年增速都比改革开放30年来要高，如化纤从1957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1422倍，年增42%，后30年年增15.95%，高出26.05个百分点；纱增长6.3倍，年增7.1%，比后30年年增7.6%，只低0.5个百分点；布增长4.84倍，年增长6.25%，比后30年年增6%，只低0.15个百分点；纸张增长38.9倍，年增13.55%，比后30年年增10.35%，高出3.2个百分点；食糖增长10.4倍，年增8.75%，比后30年年增6.35%，高出2.4个百分点；原盐增长5.5倍，年增6.7%，比后30年年增3.8%，高出2.9个百分点；卷烟增长6.4倍，年增7.15%，比后30年年增10.3%，低了3.15个百分点；能源总量增长25.4倍，年增11.95%，比后30年年增4.85%，高出7.1个百分点；原煤增长18.3倍，年增10.75%，比后30年年增5.15%，高出5.6个百分点；原油增长866.1倍，年增26.2%，比后30年年增2%，高出24.2个百分点；天然气增长1960.4倍，年增29.9%，比后30年年增5.85%，高出24.05个百分点；发电量增长58.7倍，年增15.1%，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6.05个百分点；生铁增长138.2倍，年增18.55%，比后30年年增9.05%，高出9.5个百分点；粗钢增长197.6倍，年增20.5%，比后30年年增9.65%，高出10.85个百分点；钢材增长168.8倍，年增19.5%，比后30年年增11.55%，高出7.95个百分点；水泥增长97.8倍，年增17.15%，比后30年年增10.75%，高出6.4个百分点；木材增长7.3倍，年增7.9%，比后30年年增1.5%，高出6.4个百分点，而在2003年以前是负增长；硫酸增长164.3倍，年增19.25%，比后30年年增7.1%高出12.15个百分点；纯碱年增长14.1倍，年增9.8%，比后30年年增9.25%，高出0.55个百分点；烧碱增长108.3倍，年增17.6%，比后30年年增8.4%，高出9.2个百分点；乙烯从1960年批量生产以来增长542.3倍，年增34.95%，比后30年年增11.5%，高出23.45个百分点；化肥增长1447.8倍，年增28.5%，比后30年年增6.65%高出21.85个百分点；发电设备增长2418倍，年增长30.5%，比后30年年增3.45%高出27.05个百分点；汽车从1955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489倍，年增长38.55%，比后30年增14.75%，高出23.8个百分点；大中型拖拉机增长112.5倍（从1958年试生产），年增长26.7%，比后30年年增2.2%高出24.5个百分点；金属切削机床增长113.5倍，年增17.75%，比后30年年增4.15%，高出13.6个百分点；农药增长532倍，年增25.15%，比后30年年增4.35%，高出20.8个百分点；化学药品增长469倍，年增长26.6%，比后30年年增14.4%，高出12.2个百分点；塑料增长678倍，年增26.2%，比后30年年增13.55%，高出12.65个百分点；铁路客车增长33.1倍，年增12.95%，比后30年年增4.6%，高出8.35个百分点；铁路货车增长11.1倍，年增9%，比后30年年增4.15%，高出4.85个百分点。焦炭增长85.9倍，年增长16.8%，比后30年年增6.7%，高出10.1个百分点；自行车增长609倍，年增长24.95%，比后30年年增6.5%；高出18.45个百分点；照相机从1956年试生产以来增长177.9倍，年增长28%，比后30年年增23%，高出5个百分点；平板玻璃增长21倍，年增长11.25%，比后30年年增12.1%，低了0.85个百分点。从上述36种传统工业产品产量增速来看，除平板玻璃、卷烟、纱、布等4种产品，略低于改革开放30年外，其他32种全部超过，差距在0.55（纯碱9.8：9.25%）－27.05（发电设备3.45：30.5%）之间。其中拖拉机到2004年（-0.55%）为负增长，拖拉机2004年产量不及1977年的产量，倒退27年；木材2005年产量刚刚达到1978年产量，倒退26年；工业中的动力母机金属切削机床仅年增4.45%，比前期低了13.6个百分点；现代化动力源泉－发电量也相差6.05个百分点（15.1%：9.05%）。改革开放以后，不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基本国情，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去交换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典型的例证是用8亿件衬衣换购美国一架波音客机）的所谓出口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出口依存度（出口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6%上升到2008年33.4%（世贸组织统计为32.6%），超过同年美国的9.1%、日本的15.9%、英国的17.1%、法国的21.2%、意大利的23.3%、加拿大的30.2%、澳大利亚的18.5%和俄罗斯的28.1%、印度的14.8%，仅比德国39.9%略低。2008年中国有贸易顺差2981.3亿美元，但外商在华企业占57.4%。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成就，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对外需、外资、外商、外企及设备、技术和资源的过度依赖。以石油为例，中国截止1992年为止，石油产需不仅能自给自足外，还有大量出口。1990年出口石油2925万吨，纯出口2317万吨，赚取外汇32.5亿美元。而到2008年，进口原油17888万吨，成品油3885万吨，共计进口石油23430.7万吨，超过国内原有产量的23.1%。中国经济对进口石油的依存度早在2007年已高达57.8%，2008年预计将在60%左右。1993年到2008年累计进口石油159803万吨，纯进口石油133267万吨，花外汇4776.51亿美元，15年年平均进口石油8884.5万吨，花外汇318.43亿美元。2008年进口铁矿石44356万吨，进口锰、铜、铬矿石1960万吨，花外汇166.24亿美元；进口机床88623台，花外汇75.87亿美元；进口自动数据处理设备54279万台，花外汇254亿美元；进口飞机308架，花外汇87.65亿美元等。中国目前对石油、铜、铁、氧化铝等原料的依存度已达60%左右，成了石油、铁矿石、钾肥、飞机、机床、医疗器械等进口大国。还出现“中国进口什么，什么都涨价”的怪现象。中国现今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两头在外，两头受制于人”，在去年下半年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下，已走进了死胡同而不能自拔。上述史实说明，新中国头29年工业发展速度快于改革开放后30年，工业现代化进程、工业投资效率、工业经济效益及工业化带来的污染损失和工业生产力布局等方面都优于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工业化水平（指工业与农业的增加值和工农业人数比较之和），由1949年的11%提高到1952年的25%和1978年的62%。前29年工业化水平提高了51个百分点，而后30年仅提高22.1个百分点。工业占GDP比重由1949年的12.4%上升到1978年44.1%，下降到1990年36.7%，2008年为42.9%，比1978年降低1.2个百分点。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49年的12.6%上升到1978年46.8%，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上升到72.2%，按李富春在“一五”计划中提出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70%以上的工业化标准，中国也早在1959年就实现了工业化。税利占财政收入的比重由1952年的30.2%上升到75.4%；工业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9.9%上升到72.9%。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技术装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如果说，前29年工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后30年比那时速度还低，出口外向型经济已走进死胡同，工业经济又到了什么“边缘”了呢？！ 29年的史实证明，中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工业革命，不仅现代工业逐步建立起来，而且为工业现代化奠定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也为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前提条件。那种把工业化等同资本主义化、私有化，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就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新中国29年的历史史实证明，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着力发展国有经济，采用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用集体联合劳动代替个体私有劳动方式，不仅可以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矛盾和体现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对立及单个私人企业的有计划生产经营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避免周期性生产过剩发生经济危机，而且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完全可以而且能够完成工业和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对此，美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评价为:在毛泽东时代，正是工业现代革命，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以工业为主的国家。他评价说，中国工业化与德国、日本、俄国等后起之秀相比毫不逊色，其实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通传闻中的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现代化的时代!这才是客观、公正的评价。（二）科技创新路子已找出，建立了能进行自卫反击的强大国防力量。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并且利用公有制的优越条件组织联合攻关，不仅把苏联撤退专家留下的建设项目攻关后上了马，而且在国防、尖端等科研领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成果。中国早在1956年就试制成功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1959年试制成功国产超音速战斗机。到1978年已能批量生产20多个机型的各类飞机的生产体系。在建国十周年的1959年的国庆阅兵中，中国已展示自主制造的主战坦克、各种先进的火炮、自动机枪、装甲车、鱼雷舰艇、喷气式战斗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为支持科研发展，国家财政对科研支出从1953年0.56亿元增到1978年52.89亿元，增长93.4倍，年增长15.9%，科研经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比重为4.7%、改革开放后既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也没有一年达到这个比重。1960年9月10日，用国产燃料发射了第一枚P－2导弹，11月5日自制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第一枚核导弹发射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1970年12月26日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11月28日第一次回收发射地球卫星成功。在毛泽东时代，人们发挥了极大的聪明才智，喜事连绵不断。50年代飞机、汽车、拖拉机和核装置试制成功;60年代除了“两弹”(导弹、原子弹)外，还有牛胰岛素人工合成和断肢再植、治疗大面织烧伤技术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70年代人造卫星、核潜艇、氢弹和中子弹试制成功。这些都不可能靠引进或搞私有制就能在短期内搞出来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不在60-70年代弄出“两弹一星”，就没有中国的大国地位；*说，如果不是勒紧裤带搞出“两弹一星”，中国早就挨打了。美国和后来变修的苏联在前20多年里，前后计划7次对新中国进行核打击。我认为，在头29年由于中国加强了重工业的发展，发展了国防军事工业和加强了战备，大搞三线建设，民兵训练和全民皆兵，才阻止了敌人发动对华战争，才“有备无患”，根本不存在什么“对战争估计过于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国防具有自卫反击的能力。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又一宝贵遗产。（三）改变了旧中国留下的畸形生产力的地区布局。新中国从1953年起，开始了大规模经济建设，从“一五”到“五五”有计划的发展，特别是工业建设，将新建项目安排在靠近能源和原材料产地，增加了对内地的投资，包括“三线”建设，在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工业基地和新兴的工业城市，使辽阔内地的资源得到利用，工业布局趋向合理，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生产力布局。这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又一伟大成就。在1953-1978年26年中，国家对内地总投资3417.68亿元，占地区总投资60.5%，占全国基建总投资54.9%。“一五”共安排694个大中型项目，其中472个安排在内地，占68%;“三线”总投资1000多亿元，形成了武钢、包钢、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洛阳、哈尔滨、长春、吉林、成都等新的工业基地，在三线地区相继建成了近2000多个大中型企业，形成了45个大型科研基地和30个新兴工业城市。最为突出的是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自力更生开发出大庆油田；在崇山峻岭中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和九盘山煤炭基地；在黄河、长江上兴建了包括南京长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等数座横跨两岸的大桥和龙羊峡水电站、葛州坝水利枢纽等宏伟工程；过去交通闭塞的西北、西南地区相继修建了宝成、湘黔、襄渝、川黔、成渝、贵昆、成昆及包兰、天兰、兰新、兰青等数十条铁路。公路建设除西藏的墨脱县外，已县县通了公路。在1950-1978年，29年中投入5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建投资527.17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8.4%，建立了包头工业基地；在新疆建立了克拉玛依油田和一批有色金属基地;宁夏开发了贺兰山煤田；在西藏，这个昔日无现代工业的空白地区，建起了一批发电厂、毛纺厂、皮革厂和建筑材料工业。由于加大了对内地投资，使生产力布局趋向均衡化，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如工业地区布局分布，由解放初沿海与内地大体为7：3，到1978年变为6：4；而到2008年又倒退到7：3；工业企业数，内地由1952年占49.7%上升到1978年56.4%，2008年退为27%；工业总产值由30.6%上升到39.1%，2008年下降到25.3%；工业固定资产占有量由28%上升到56.1%，2008年下降到38.9%，总资产只占35.8%。轻工业产值由28.5%上升到35.5%，机械工业产值由24.1%上升到37.8%。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提升，如化肥从0上升到51.4%，机床从8%上升到35.3%，2008年下降到17.2%，布从18.4%上升到40.7%，2008年下降到18.7%，纸张从30.2%上升到43.2%，2008年下降到28.9%。这种投资的转变，不仅缩小了地区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布局，而且发展了内地经济，初步建设了战略后方，增强了反侵略战争的防卫力量，也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而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在让对外开放的东南沿海地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各种优惠政策和外资、投资等资源都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使东部地区与内地、特别是与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贫富差距也达到极限，生产力布局又倒退到旧中国畸形状态。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四）基本解决了近10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总人口从1949年54167万人增到1978年96259万人，再到2008年132802万人，前后增加4.2和3.65亿人口。分别年增2%和1.1%。前29年城镇人口年增3.85%，后30年增4.3%，因此城镇化水平从1949年10.6%上升到1978年17.9%和2008年达45.7%。人均GDP从1949年75元增到1978年381元和2008年22698元，前29年增长3.5倍，年增5.3%，后30年增10.9倍，年增8.6%。按现价现汇测算，从1949年35.7美元增到1978年226.3美元和3268.2美元，按此测算，前29年均增长5.3倍，年增6.55%，后30年增长13.4倍，年增8.45%，差距不是很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从43.8元增到1978年133.6元和2008年4760元，改革前后分别增长3.9%和7.15%；市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81元增到343.4元和15780.8元，分别增长4.85%和7.25%。职工平均工资从262元增到615元和2008年29228元，实际年增长分别为2.2%和7.05%。居民储蓄存款1949年1.32亿元增到1978年210.6亿元和2008年217885.4亿元，按现价计算,分别年增长20%和26%；人均储蓄从0.24元增到21.9元和16407元，分别增长16.8%和24.65%。零售物价改革前后分别年增1.1%和4.7%，消费物价分别年增1.3%和5.65%。城市贫困人口从解放前4612万人减到1978年为零，2004年低于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人口在5444.6万人（低收入户）及2008年城镇5%的困难户年收入只有3137元，而按1.25美元国际贫困线测算，以三年平均汇率折合成3425元人民币；且收入与消费相比，支大于收725.72元。因此，这5%的困难户应是绝对贫困人口，按城镇总人口推算城市贫困人口为3033.4万人（其中得到政府救助的低保人数就达2334万人），贫困率从80%降为0和10%或5%；农村贫困人口从4.3亿人减少到1978年2.5亿和2008年近4.34亿人（按联合国世界银行提出的每人每天消费1.25美元的贫困线测算)，贫困发生率从90%减为1978年31.6%和2008年60%。将城乡贫困人口相加（城市3033.4－5444.6万人，农村1.7-4.34亿人），全国贫困人口约在2.03亿－4.88亿人左右，贫困率在15.3%－36.7%左右。反映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公开承认的数据是：1978年为0.31，社会分配比较公平；在当政者大力发展中外私有等非公有制经济的既定方针下，贫富差距急剧拉开，到2000年基尼系数已突破了0.4这个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到2008年已高达0.466，比美欧日等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要高。据“纽约时报”2006年2月26日一文指出：“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超过美国（2003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0.408，美国在西方国家最高）、日本的0.249、韩国的0.318及印度的0.325。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中国至今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构架已荡然无存。”虽然我国迎来60周年国庆，社会矛盾尖锐，群体事件频发，其深层原因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达到极限。因为2004年500元人民币只能兑换60.4美元，1980年100元可兑换67美元；按消费物价测算，2008年522.7元只相当于1978年的100元。那时城市居民因多种原因发生生活困难，有集体单位和各级政府保障；农村居民生活困难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社队组织和国家扶持，也基本能保证，特别是“五保户”改革开放后有的农村已自生自灭。毛泽东时代，机关、学校、公有制单位实行公费治疗，生老病死都有医疗卫生保障；农村实行合作医疗，推行“赤脚医生”，近乎免费治疗、惠及亿万农民家庭，该制度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扬和大力提倡。毛泽东时代，全国有85%的人有医疗保障，而改革开放后却有80%的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近年来在城镇推行基本医疗和在农村推行合作医疗，但是是低水平的，离广大劳苦大众的迫切需要还相差很远。不少公有制企事业单位为职工修建了住宅和福利性食堂、浴室、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职工疗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以2008年与1978年比较，反映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衰退情况：近30年来，中国总人口纯增3.65亿人，2008年底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的54.3%，但中国医院、卫生院总数却从1978年的64311座减少到2008年的59572座，纯减少了4739座，下降了7.4%。农村医疗卫生更有大幅度减少：其中乡镇卫生院2008年只剩下了3.9万个，比1978年减少了1.6688万个，下降了30%；床位数只剩下了82万张，减少了32万张，下降了28.1%；卫生技术人员只剩下了87.4万人，减少了44.7万人，下降了33.8%。这就是医疗改革的后果。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全民医保，才是中国医改的正确方向。许多经营较好的企事业单位，职工从集体福利中得到的实惠，甚至接近了名义工资，1978年仅全民单位支付的劳保福利费达66.9亿元，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14.3%，比1952年支付的劳保、福利费增长6.042倍。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总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经济是为全体人民特别是为广大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以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的的，而不是私有制社会为资本家、官僚买办、贪官污吏谋取最大的私利。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国家采用陈云提出的关系人民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供应”的办法，用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糖票和日用品“购物券”等，虽然受到“资改派”的恶毒攻击和丑化，但是这种票证供应方法确保了亿万人民的基本生活消费的需要，保证了社会安定团结。而且在严重灾荒、地震、战争、社会动乱等非常时期，要想保持社会稳定，都必须采用这种“计划供应”的办法。即使当今各级政府，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对粮食、食油和煤、电、水、汽的供应也必须保证需求，而且一天也不能断档。对各种突发事件也应有预谋对策。这都说明“预测、计划”的重要性。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全国居民每人每年消费水平从1949年62元增到1978年184元，增长1.97倍，年平均增长3.8%，抛除消费物价年均增长1.3%因素，实际增长1.3倍，年均增长2.9%；其中农民从54元增到138元，市民从83元增到405元。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生活消费量到1978年是：粮食390.92斤，虽低于1952年4.42斤，但高于1986年以后的水平；食用植物油消费3.19斤，低于1952年1斤，但基本保护了炒菜做饭的需要；除上述两种消费品消费略有下降后，其他消费品都有增加：猪牛羊肉消费16.84斤比1952年增加3.18斤，家禽消费增加0.01斤，为0.87斤；鲜蛋3.94斤，增加1.9斤；水产品7斤，增1.66斤；食糖6.84斤，增5.02斤，卷烟30.8盒，增19.9盒；酒5.14斤，增2.86斤；茶叶0.27斤，增0.12斤；各种布匹24.08尺，增6.96尺；毛线0.06斤，增0.05斤；鞋0.91双增0.73双；消耗煤炭210.31斤，增127.12斤；1978年每百人拥有耐用消费品量也有较大增长：拥有自行车7.7辆、手表8.5只、缝纫机3.5架、电视机0.3台、收音机7.8台、照相机0.5架、录音机0.2台、电风扇1台等，而在旧中国普通百姓连幻想也想不到的。每人每天有报纸3.2份，每人每年有图书、杂志4.8册。1978年在农村人均住房面积8.1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达到6.7平方米。上述数字说明，毛泽东时代基本上解决了近10亿中国人的吃穿用住行“五个字”，即近10亿人的生存温饱需要。特别是解决了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占中国总人口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温饱问题，是从古至今历届中国社会、包括一切私有制剥削社会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一切私有制社会离开了对广大工人、农民的剥削，剥削者就无法存在，正是工人、农民的贫困才养肥了少数财主、资本家等剥削者、统治者。在苏东国家演变、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今世界，毛泽东时代让工农劳苦大众当家作主，解决了近十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仍然具有开创新世界的典范作用，更是了不起的伟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