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羽林军”倒戈：首都警卫师起义纪实
在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年解放战争中，有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政府要员顺应历史潮流，毅然选择了光明之路。他们追求进步，热爱国家、人民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在众多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中，有不少是长期被国民党中央军嫡系歧视、排挤的杂牌军，他们的起义自然有着许多主客观因素。但就在中央军嫡系部队中，有一支被称为国民党“御林军”的部队，担负警戒南京及附近江防的重任，师长是蒋经国的亲信，也为蒋介石亲自选中。就连这支最受信任的嫡系部队也于1949年3月24日由师长率领在南京近郊起义，这表明蒋家王朝不仅“众叛”，而且“亲离”，对国民党朝野的震动十分强烈。这一支在“天子脚下”倒戈的国民党“御林军”就是国民革命军第45军97师。
国民革命军第45军97师，原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该师第289团，前身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第290团是陈诚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长时的警卫团；第291团是顾祝同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部警卫团。三个团共13000余人，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御林军”。1948年，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下，国民党频频失利，兵源枯竭，首都防守空虚，国防部不得不将97师与102师合编为第45军，名义上是野战部队，实际上仍然负责南京城内的警备任务，归首都卫戌总司令张耀明指挥。45军军长赵霞，97师师长王晏清。
王晏清1910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永兴县，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其后长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第18军中任职。曾参加军阀混战，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和抗日战争中的凇沪、南京、宜昌诸役。1947年任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副师长，驻防北平近郊。1948年，208师改编为第87军，王即升为副军长。国民党军队的副职人员一般不大过问具体工作，趁此机会，王晏清便到各地周游，饱览故都名胜，观赏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以消除心中的无限愁苦。此间，他还经常收听中共广播，得知解放区已实行土改，贫苦农民分了土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已在解放区得到实现。*的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从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到现在，使王晏清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感到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成风，忽视人民群众的利益，已成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因而对国民党产生了怀疑，他认为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朝不保夕；*则旭日东升，前途无量。
1948年8月中旬，87军军部接到南京国防部的一份急电：“令王晏清克日赴京，蒋总统召见。”这使王晏清感到吃惊，又大惑不解。当到达南京的第二天，王晏清应召来到黄埔路总统官邸，但蒋介石的召见，从头到尾不过五分钟，还是蒋经国向他传达了任命为97师师长的命令。在南京期间，王晏清常去城佐营6号舅父邓昊明家中，与邓共话时事。邓昊明曾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专员，早年还参加过“五四”运动和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1947年，曾秘密串连了上层社会的一部分力量，组成“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自任军事部长，进行反蒋活动。邓昊明是一位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他的进步思想对王晏清有着深刻的影响。两人一致认为，当今潮流是向着民主发展，每个国人顺应历史潮流而动势在必行。王晏清深知舅父的为人，当即提出请求，要寻觅一位引路人，以早日摆脱苦境。在邓昊明的引见下，中共地下党员、《大刚报》记者陆平根据南京地下党的指示，来到邓家，同王晏清作正面接触，以试探虚实。在第一次交谈中，陆平和王晏清从个人经历到国内形势，从上层新闻到军中趣事，无所不谈。其间，陆平一再告诫王晏清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王晏清虽对国民党的腐败十分不满，但对蒋介石是很崇拜、很迷信的。他认为蒋介石还是好的，是他左右的人坏。鉴于此，陆平便对蒋介石的本质向他做了分析，经过一番谈论，王晏清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基本有所转变。但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王晏清同意弃暗投明，但只同意只身前往解放区。他认为自己是蒋介石的学生，当上97师师长又是蒋介石亲自点的将。个人与蒋介石政见不合，离他而去，正大光明。但如果带了部队起义，就是对蒋介石忘恩负义，难免会被天下人耻笑。为此，陆平又与他经过了几次长谈，并动员邓昊明夫妇做了不少工作，才打破了他这种“道义”上的障碍。
1948年11月中旬，97师奉命调往沿江一线布防。三个团分别在板桥、江宁和铜井三镇设有团部，师司令部居于三镇之中的江宁，毗邻289团。因此，王晏清同该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建中有比较多的见面机会。从不断的接触中，王晏清发现杨镇洲粗狂豪爽，邓建中沉毅稳健，但都为人正直，思想进步，且负有正义感。一天傍晚，三人在游览南京中山陵无梁殿北伐烈士祠时，王晏清对二人进行了一次试探。杨、邓两位团长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行为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更是义愤填膺。对此，王晏清便将起义的打算透露出来，征求他们的意见。二人不仅完全赞成，还建议歃血为盟，同生共死。杨、邓两位团长的积极态度给了王晏清很大鼓舞。此时的淮海战场上，黄百韬、黄维两大兵团相继被歼。杜聿明集团12万人马兵困陈官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势已成定局，前线的胜利促使王晏清加紧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王晏清先后找了几位老部下：中校参谋黄克栗、赵昌然，政治部主任肖汉杰，警卫营长叶宏昌等人，与他们做了推心置腹的深谈，虽未把话说破，但彼此都心照不宣。当时三个团中，王晏清能够控制的只有289团，至于290团和291团，一则相距较远，二则黄子安和王义鸾这两个团长都比较顽固，所以暂时还没有触动他们。南京地下党也始终关怀着王晏清和他的挚友们。12月下旬，南京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史永同志，在邓昊明家会见了王晏清，对他们的义举表示感谢和肯定，并在一起研究了有关起义的具体事宜。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名为“求和”的新年文告，随即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揭露。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饮马长江，局势发展到这一步，蒋介石也不得不在21日宣布“引退”，是日下午匆匆飞往杭州，后又回到老家奉化溪口。同一天，副总统李宗仁便以代总统身份在南京主政，并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北平与中共进行和谈磋商，同时还加紧战备活动。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几十艘炮舰在长江中下游巡弋。无数的江防工事正在加紧施工，按国民党的意愿，要尽力造成一种划江而治，南北对峙的局面。王晏清等人密切关注着这一动向，不免有些焦虑。南京地下党组织对王晏清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及时派陆平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决定：认清国民党的和谈骗局，起义准备工作照常进行。同时正式同志他们今后的行动归第3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到时候通过电台指示行动方案。陆平与王晏清商定以唐诗里的一句诗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作为电台密码，定下后立即电告3野司令部。陆平还代表党向王晏清提出97师起义的行动计划要点4条：
一、 解放军开始渡江时，97师开放江防正面60华里，迎接解放军渡江。
二、 以一个团占领下关，阻止浦口的第28军向江南撤退，以便在江北歼灭该军。
三、 以一个团占领飞机场，截断国民党的空运，相机捕捉一些战犯。
四、 师直属部队和另一个团开进南京城维持治安，并保护重要仓库和军需物资，以免被焚毁。
王晏清接受了党交给了任务，并在师部与部分起义骨干做了仔细研究。也许是出于激动，也许是出于急切，王晏清接连办了三件欠虑之事：
第一件事：在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为了给起义打一点思想基础，王晏清说了几句真心话：“抗战打了八年，接着又打内战，真实毫无意义，老百姓不愿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把握。”哪知道就因为这几句话，有人竟向首都卫戍司令部密告王晏清煽动叛乱。
第二件事：起义骨干、参谋长赵昌然，自告奋勇去做守卫机场宪兵队的工作。王晏清考虑到机场的重要价值，表示同意。
第三件事：在与陆平确定了3野同师部的电台联系方法后，王晏清返回师部后才发觉自己还不知道向3野呼叫的信号，于是便直接打电话用明语询问陆平询问3野的电台呼叫信号是什么，机警的陆平随即就挂断了电话。他知道师部对外电话是通过军部总机转接的，随时有人接听。王晏清对此却忽略了某些细节问题，差一点让起义功败垂成。
1949年3月23日，事态发生了急剧变化。上午，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召集45军营长以上军官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一开始，张耀明就突然宣布撤消军长赵霞的职务，遗缺由副司令陈沛兼任。在会上张耀明不点名地对王晏清进行了指责。当时王晏清的心一下子缩紧了，他已经意识到张耀明话中之所指。散会时，张耀明还请王晏清当晚去他家与之谈话，事情来得如此突然，究竟意味着什么，让王晏清始料不及，百思不解。中午利用与赵霞同桌吃饭的机会，他终于打听到一个消息：原来有人告密说参谋长赵昌然在做机场宪兵队工作时，意外地将部分起义的绝密计划透露了出去，引起了上边的注意。王晏清心里这时才总算有了一点底，回想张耀明所说的“谈话”二字，以及谈话的地点是在他家里，王晏清觉得事情尚未发展到最坏的地步。谁知下午他又接到张耀明的通知，原本约定晚上的“谈话”，改在24日上午8时在卫戍司令部进行。这时的王晏清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原本想当万让家属转移，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和杨、邓二位团长见面，商量对策，但又担心有特务跟踪，亦不敢贸然行事。
24日上午8时，王晏清按时来到长江路上的首都卫戍司令部，只见门口卫兵荷枪实弹，戒备森严。时至今日，走回头路已是不可能了。在办公室，张耀明一见到王晏清就骂他“不是人”，并把一张纸条拿给他看，纸条上写道：“王匪晏清被共匪用金条收买，拉拢部下，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长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欲占领机场，拦捕我高级将领。”纸条上的内容大都是事实。王晏清此时心里明白，眼下需的沉着、冷静，稍有不测，必将招至大祸。突然间他情急智生，以强硬的语气要求张耀明拿出他密谋“叛乱”的证据。张耀明便让他打电话给赵昌然，让其速来司令部，明知张耀明要对质，王晏清索性坦然地打了个电话。张耀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问王晏清是不是在连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过“打仗无意义”之类的话。王晏清对此并没有否认，但说是那天喝醉了酒，事感郁闷，随便对部下胡说了几句而已，事后自己也感到懊悔。面对王晏清的“以攻为守”，张耀明一时无言以对，为了以防万一，他将王晏清软禁在了司令部办公室里，派专人看守，自己则离开了。就在王晏清苦于摆脱困境的时候，首都卫戍副司令覃异之突然来了。覃异之曾在青年军24师任过师长，为人持重。王晏清便抓紧机会向他述说苦衷，以求尽早脱身。覃异之听后和颜悦色，似有同情之感，但却笑而不语。正在这时，赵昌然也来了，王晏清对他以目示意，暗示自己已不自由，情况十分严重。在一旁的覃异之似乎也领会到了其中的意思，他立即领着赵昌然到隔室询问（事后赵昌然未能随王晏清起义离开南京，而被军统关押到羊皮巷看守所，南京解放时获释）。不一会儿，覃异之回到办公室，他让王晏清回家待命，随传随到。王晏清怀着如释负重的心情离开了卫戍司令部。这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时间紧迫，事不宜迟，他匆匆回家停留了五分钟，安慰了夫人曹恬后，接着就飞车驶往江宁镇师部驻地，几十分钟后，就在张耀明责怪覃异之不该“放虎归山”的时候，王晏清已经在召集骨干力量，商量起义的事情了。他们知道，在这紧迫的形势下，同地下党联系或等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时再开放江面迎接大军都是不可能了，这等于俯首待毙。与其如此，不如孤注一掷。但在起义的行动方案上，大家为之提出了异议。警卫营长叶宏昌认为江防控制严密，不宜过江，我们仓促举事，即使到达解放区*也不一定会相信我们，他提议把部队带到太湖一带去打游击，创建一个“独立的局面”。参谋主任黄克栗觉得所有大船均已强行集中在下关，几叶扁舟根本无法抵挡封江的第2舰队。而且总部早有名文：凡未经批准夜间过江的船只，一律击沉勿论。军需官王道一主张等明天（25日）部队领取到薪饷和调拨了粮食后再行渡江。而政治部主任肖汉杰一听说要起义，吓得面无人色，手足无措，一再劝告他们要郑重考虑，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王晏清和肖汉杰是军校同学，深知他的为人，肖一向胆小怕事，但对起义之事也并无大碍。
由此可看出，大家对起义是表面赞成，内心犹豫。王晏清在最后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目前情势极为紧迫，必须立即渡江，多拖一分就多一分钟的危险，希望大家抛弃犹豫和幻想，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立即渡江起义，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至此，大家的思想在表面上取得了一致。王晏清随即命令各自分工行动起来：杨镇洲回团部掌握部队；邓建中负责搜集江边渔民隐蔽的船只；自己则与其他人员在作战地图前冷清地分析了形势，根据他们所知道的国民党沿江兵力部署情况，在芜湖以东丹阳以西沿江地区，国民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抽调一个师以上的兵力来进攻起义部队，即使勉强纠集一些部队，最快也要在明天（25日）拂晓以后才能到达97师防区。因此只要今晚渡江，形势对起义部队是最有力的。而这一切部署，实际上只解决了289团和师直属部队的起义问题，其余两个团又该如何办？王晏清不能不做一番缜密的思索。290团一个营驻在江北七坝，离起义渡江的地方较近，部队过江之后，立即让这个营随师部行动。该团团长黄子安，率另两个营和团直属部队在江南板桥镇，若说明渡江起义，他必不从。王晏清决定以“扫荡”为名，亲自打电话给黄子安，命令他立即率部渡江到七坝与主力会合，逼迫其就范。至于291团，一来距离师部较远，二来团长王义鸾政治上保守，即使把他骗过江，也不易取得一致行动，反而可能招来一些麻烦，所以决定对该团先放一放，等渡江后再看情况。为了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王晏清让肖汉杰先回南京，通知参加起义的各位军官的家属尽快转移，这对肖也算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1949年3月24日晚上8点30分，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司令部的沉静。电话是45军军长陈沛打来的，陈沛向王晏清转达了第二天请他吃早餐的“邀请”。对于这个绝妙的“邀请”，王晏清自然心中有数，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向陈沛敷衍了一番，表示明天早上一定去。放下话筒后，王晏清在心里说道：“再见吧1南京！我投奔*去了！”晚上9点30分，王晏清率师部起义人员和师直属部队抵达江宁镇河口。邓建中这时已找到20多条渔船集结在江边待命。王晏清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立即命令起义部队以井然的秩序，肃静而迅速的上船。每条船坐30人，船一离岸，就拉起风帆，凭借着东南风向江北开航。在渡江过程中，船只曾一度被在江上巡弋的第2舰队用探照灯发现，但军舰上的舰炮始终没有“发言”。就这样，25日凌晨2时，王晏清率97师（欠291团）起义部队顺利到达江北。在桥林镇集结完毕后，王晏清派出副官主任李南先及四个联络组直奔新店庙方向寻找解放军。凌晨4时许，起义部队继续北进，规定行军序列为：289团——师部和师直属部队——290团。部队离开桥林镇走出几里路，天已微明。这时，几架美式战斗机在部队上空盘旋扫射，散发传单。部队见状就地隐蔽，虽无伤亡，但传单上的话却让人触目惊心：“九十七师官兵们：你们师长王晏清勾结共匪，背叛党国。该师官兵在我军中有悠久之历史，一向深明大义，盼即携械归来，决予重赏。有击毙王匪者赏银五万元，击毙次要匪首着赏银一万元，并连升三级。”国民党这一手果然击中了起义部队的要害。紧接着，一阵混乱首先在后面的290团出现了。该团团长黄子安是被王晏清逼迫过江的，根本没有起义的打算，他趁飞机在290团上空盘旋扫射，散发传单之际，乘机煽动士兵叛逃，顿时全团大乱，大部分人跟着黄子安往回跑，其余的丢下枪支四处落荒而去。王晏清用望远镜看去，焦急万分，种种疑虑一齐涌上心头。他担心289团难保不发生哗变，但令他更焦虑是还是先前派出的副官主任李南先及其联络组，至今竟无一人回报。是没有执行命令？还是没有找到解放军？大家此时不得而知。在此十分紧迫的情况下，王晏清又同杨镇洲、邓建中等骨干商量，要大家研究现在是否可以不顾一切到将部队开进解放区？但都认为在没有取得联系的情况下，这样做势必会与解放军发生误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应竭力避免这种可以预见的无意义的损失，否则我们在政治上或道义上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在将各方的利害得失作过仔细权衡之后，认为情况紧急，绝不能在原地久等，随即王晏清作出决定：由杨镇洲严密掌握289团；由叶宏昌掌握师直属部队，原地待命，自己和邓建中带领参谋人员、警卫人员及289团一个排，共100多人，先行一步，由参谋主任黄克栗打头站同解放军取得联系。小部队轻装前进，直奔新店庙而去。可是就在王晏清他们离开后不久，留在桥林镇的部队中就出现了“师长不管我们了，后边部队追上来了”的谣言。士兵开始三三两两地往南跑，到后来就成群结队开始溃散，终于形成了一支无法控制的乱军。杨镇洲拼命阻拦，但无济于事，有人甚至把他绑架回逃，他用力挣脱了绑架后，只身赶往新店庙与主力会合。而叶宏昌则早已不去向。25日中午，黄克栗已在新店庙与解放军第3野战军第8军团第25军取得了联系。随后解放军代表接见了王晏清等人一行，高度赞扬了他们的起义行动。97师官兵随王晏清到达解放区的有：289团团长杨镇洲、副团长邓建中；参谋主任黄克栗、副官主任李南先；副官王缉之；军需官王道一。加上师部警卫人员和289团一部分官兵，共约100余人。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副官主任李南先，他在过江后被王晏清派到新店庙联系解放军。关于李南先的去向，王晏清到解放区后才了解到原来他已于25日上午7时与解放区取得了联系，因第一线部队不便处理这样的大问题，就层层转呈上级，故未能及时赶回师部。
王晏清率部起义的消息是由291团团长王义鸾向45军军部报告的。军部立即报告了首都卫戍司令部。张耀明得知97师“叛变”，不禁大惊失色，又连夜报告了在溪口的蒋介石和在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一时间，首都卫戍司令部如临大敌，南京全市宣布戒严。军统特务奉命出动捉拿王晏清家属（其妻子、儿女一直被关押到4月22日，南京解放后与王晏清团聚）。“引退”溪口的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张耀明，命令他连夜赶印传单，悬赏通缉王晏清及其他起义人员，天亮后派飞机跟踪散发。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为安定人心，不得不在3月28日公开承认南京近郊某部队“不稳”，但捏造说：“该师长已由卫戍司令部拿获审讯”，并将王晏清的名字改为“王彦昌”，以隐瞒“不稳”的部队就是原来首都警卫师这一严酷的事实。4月出刊的南京《新闻天地》，又以《江宁镇兵变》为题，对97师起义作了耸人听闻的详细报道，并将此事与重庆号军舰起义相比。
“御林军”首都警卫97师的起义，是国民党时期行将全面崩溃的明显标志。97师起义是从国民党心脏里杀出来的，是对蒋介石众叛亲离中的“亲离”。因此对国民党朝野上下的震动十分强烈，对国民党军关并心理上的影响更为深刻。同时，这次起义也为一个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顺利发起渡江战役，成功解放南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起义后的97师余部被编入到了第3野战军第8兵团直属部队。起义军官于1949年7月被送往南京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建国后，王晏清任华东军政大学战术研究室主任、南京军事学院情报处副主任、教授会副主任、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和二级解放勋章。八十年代离休后担任南京政协委员、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江苏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现仍健在，居住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