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闻

译者按: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5期刊登一篇标题为《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的文章。文章的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引文，为俄国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C

日光兰

总之，可以判定，中方从军事上为达曼斯基岛地区可能发生冲突做准备时，曾追求广泛的政治目的。这一点周恩来讲的很明确。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强调说，对苏边防斗争“既要掌握好进行政治斗争的边防政策，又要准备好重点进行自卫反击斗争以为后盾”【注:李可、赫生章著《“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北京1989年版317—321、319页。】。
可见，在三月初发生流血冲突前夕，中方很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意图。这个时期，它试图表明自己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正确，证明苏联对华政策的侵略性质，用事实证明中国不怕苏联的军事压力，不允许像对待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对待中国，试图通过采取强硬而有节制的立场，制止冲突不可预料地升级，向世界说明中苏矛盾的尖锐、严重程度。
至于苏联方面，当然它不能不重视乌苏里江地区紧张局势的急剧升级。据苏联统计，1967年间，发生边境事件两千多起，比1966年多一倍，1967年12月和1968年1月，在乌苏里江上的基尔钦斯基岛（即七里沁岛——译者），1968年1月26日在达曼斯基岛发生了严重冲突。鉴于这种情况，苏方在这个地区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了军事实力和作战准备。然而发生的事件表明，形势发展之快终究还是搞得苏联边防军措手不及。
达曼斯基岛上的第一次流血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2日晨。在这种情况下，敌对双方对事件的说法往往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报道同不久前中国公布的材料作一比较，则可以判定，苏联边防巡逻小分队，执行把中国军人从岛上赶出去的任务时，突然遭到了对方从准备好的阵地上的射击。
这个悲惨的事件，在发生冲突的两个国家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反响。为了证明自己在冲突中的立场的正确，苏联领导人和中国领导人都坚持认为自己在冲突中取得了胜利，并准备为巩固战绩采取进一步的坚决行动。这种加剧紧张局势的做法，是1969年3月15日晨在达曼斯基岛上发生第二次冲突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这次战斗的性质更为严重，双方都动用了常规军，苏方集中使用了现代火箭炮装置。
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说1969年3月2日中方可能设了埋伏，那么3月15日苏方在达曼斯基岛地区组织“报复行动”，则事先在那里集结了大量炮兵力量。【注:T

小七哥

就是上面从纯军事角度对形势作出的很肤浅的分析，也表明当时的形势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也给双方的实际步骤造成了明显的矛盾。
实际上，1969年春夏，美中最高领导人对业已形成的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显然在下面一点上是一致的:在最近的将来，潜在的敌人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发动全面的进攻行动。这种估计，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提供了一种保证。即局部冲突不一定能导致冲突的迅速升级。因此，双方在达曼斯基岛事件后，仍容许武装冲突几乎沿边界全线发生，以试验对方的反应，捍卫自己在边界争论中的权利，追求更广泛的全球目标。另一方面，两国领导人都有真正的理由，担心双方采取可能造成很严重后果的、为始料所不及的行动。莫斯科最怕中国首都的争权斗争突然发生转折，可能促使中国领导人使用武力。北京也真的怕苏联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在双方肆无忌惮地互授绰号和当地居民到驻北京或驻莫斯科使馆举行抗议游行的背景下，两国领导同时都采取一些旨在制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力求不堵死政治对话渠道。
在上面指出的发展趋势中，第一个给局部冲突造成一定条件的发展趋势，表现在1969年4月23日在卡利诺夫卡居民点附近的阿穆尔河，6月10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的塔斯特河地区和7月8日在阿穆尔河中的戈尔金斯基岛发生的冲突上，以及8月11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州扎兰阿什居民点附近进行的特别激烈的战斗上。1969年夏季形势的可悲特点是，流血事件扩展到西部边界地段，从而覆盖了整个边界线，这无疑给双方都不希望和不准备进行的大规模冲突的突然爆发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也存在限制冲突规模和支持独特对话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在1969年3月即两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表现出来了。
埃利扎韦京在回忆录中指出，3月15日达曼斯基岛冲突发生后，苏联外交官真的担心可能爆发新一轮实际上围着使馆进行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然而，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传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毛泽东的第一接班人林彪元帅视察了边界，在了解情况后，作出决定:“不必再试验俄国人的忍耐力”。此后好象毛泽东作出了不再进行示威游行的决定。
1969年3月21日，柯西金用交频通讯机给使馆打电话，他同埃利扎韦京交谈时说:“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亲自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谈判。我试图用交频通讯机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给我接线，使馆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吗？”由于谈话是公开进行的，自然中国人录了音，把谈话内容上报领导。同一天夜里，苏联驻华使馆得到通知，23点45分苏欧代司长李连庆要召见埃利扎韦京。中国外交官肯定已经了解柯西金的电话内容，他声称，根本不能进行电话交谈，一切通报均需通过外交渠道转达。
埃利扎韦京通过电话做汇报时，知道中国人在偷听。他强调说，在中国，人们对苏中关系现状的态度是不负责任的。他着重强调并请求向使馆集体转告以下内容:“莫斯科密切注视着使馆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会让你们受欺负，我们有办法保护你们，……”据埃利扎韦京认为，这个声明肯定中方知道，对使馆周围情况的正常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3月20日，莫斯科给使馆发来指示，要把所有妇女和儿童撤回国内。我们的外交官商量后得出结论，这个时候应表现出克制和忍耐，暂时不要急于撤退。同时以防万一，使馆要求中国外交部发给妇女和儿童出境签证。埃利扎韦京注意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人明显对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感到不安，冥思苦想苏联外交官家属撤离北京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几天后，使馆收到莫斯科发来由葛罗米柯签署的“建议”撤退的电报。使馆回电说:不要急于这样做。最后，中央赞成这个方针。1969年5月，葛罗米柯发来电报，以命令形式宣布，部长感谢使馆一些工作人员“模范地履行工作职责和在中国的复杂工作条件下表现出英勇和克制精神”。
双方的这些谈话和行动，实质上是把自己不愿意使冲突发展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想法通知给对方的间接渠道。此外，还有通过外交渠道提出的调解局势的直接倡议。
如3月21日通过电话谈判的尝试失败后，苏联政府于1969年3月29日就达曼斯基岛事件发表正式声明。这个语气强硬的文件，详细阐述了苏联在边界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并建议“在最近”恢复1964年8月中断的边界谈判。其中有一句话意味深长，这就是:苏联“坚决拒绝任何人对苏联的土地要求，试图用武器的语言同苏联、同苏联人民讲话，必将受到坚决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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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中共九大上的报告（1969年4月1日）多次号召“同苏联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对莫斯科作出了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在这里中国领导人认为有必要指出，他们准备答复苏联3月29日声明。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给中国同事发去照会，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第二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声明说:“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
这个答复是以中国政府1969年5月24日声明的形式作出的。这个声明措辞强硬，其中的一个重要新内容是:“中国人建议双方就维持边界现状问题达成协议，说他们不越过实际控制线（他们建议以通航河道的主航道中心线、非通航河道的水流中心线为实际控制线），还说，在任何情况下，边防军都不向另一方开火。中方建议约定将来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且强调中国人民不会被“核讹诈政策”吓倒。尽管双方用词具有对抗性，但是这些声明是在通向政治对话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作者指出，苏联3月29日声明和中国5月24日声明表明，双方都试图不使冲突升级。这些声明是柯西金——周恩来会谈达成一些协议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对中国这个声明的第一个正式反应，是1969年7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国际*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苏共总书记尖锐地批评了北京在国际共运中推行的“分裂主义方针”，指责中国领导人实行备战方针。他通报说，苏联收到了中国5月24日声明，苏联领导总的来说是积极对待声明中提出的在边界上停火、避免冲突和进行谈判的建议的。同时他还说，总的来看，中国的这个文件不能说是建设性的，因为它充满“对历史的篡改”和对苏联的领土要求。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5月24日声明作出正式答复，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
对方未立即对苏联的这个建议作出积极的答复，因为这样做，可能显得是中方对在军事实力上占据优势的对手作出了让步。
不过中国人还在5月份就表示同意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译者）举行苏中通航混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6月18日至8月8日）。举行这次会议的建议是5月3日由苏方提出的。如果考虑到1967年的类似会议被中断，1968年中方拒绝参加会议，那么这次同意赴会就显得特别引人注目。正如可以预料到的，会间，中方要求承认其在阿穆尔河上和从上斯罗帕斯料耶和卡扎克维切瓦居民点到哈巴夫斯克的阿穆尔河支流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还要求承认中国对大乌苏里岛和哈巴罗夫附近的塔拉巴罗夫岛的主权。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其他问题上有很尖锐的争论，8月8日，双方终究还能就航行秩序问题达成协议。
所有这些接触，虽然都很重要，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消除军事冲突的问题。如前所述，6至8月间，冲突仍在发生。冲突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次数的日益增多，最终有可能使冲突转入不同质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苏方采取了一些旨在开始政治对话的新步骤，同时力求掌握外交主动权。
7月10日，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了莫斯科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1969年7月26日，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中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后来，在同柯西金会谈时，周恩来指出:“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的信。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这句话证明，苏方的信不是未被注意到，中方原则上对举行高级会晤是感兴趣的，但在6月底认为，会晤的迫切必要性还不成熟，立即同意苏联的建议，会使中方处于弱谈判对手的地位。1969年夏末秋初，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沿边界全线规模比较小的纯军事方面的流血冲突的继续，显然对中方更有利。在这种战争中，苏联常规武器的优势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中方则可以利用自己的人力优势。此外，边界冲突不会造成很大物质损失，可以有效地用来动员和联合居民，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情况下，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种冲突容易策划，需要控制它们的水平、发生时间和地点，使之成为内部斗争和对外策略中的有用工具。
这种局面对苏方是很不利的，为了结束这种局面，苏方打出王牌，以小规模武装冲突的继续会导致动用核武器的全面冲突相威胁。扎兰阿什湖附近发生冲突后不久，苏方通过许多渠道广泛宣布了这个论点，并且随着9月13日的临近，逐步加强了这种宣传。9月13日即是6月13日提出的同中国人开始谈判的三个月最大期限的结束日期。
《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社论是施加这种压力的一个例子，社论批评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其中说:“如果战争在目前条件下爆发，使用现有技术、毁灭性武器和现代发射工具，那么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几天后，《消息报》发表扎哈罗夫元帅的一篇文章。扎哈罗夫在对日战争时期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这篇文篇详细分析了红军在满洲成功作战的经验，结尾是这样一句话:“粉碎关东军的历史经验，令人信服地和明显地证明，任何侵犯苏联远东边界和损害它的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的企图，无论来自哪一方面，都必定遭到可耻的失败。”

日光兰

亨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