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瓜叶

首先我们来看看gcd的表现：由苏联第三国际指导成立的gcd，其根本的主张是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本质上，是与日本右翼反gcd的军国主义， 站在不共戴天的地位。何况当时中国gcd还要保卫苏联的利益，因此更是要在抗日的问题上，采取与苏联绝对一致的立场。所以gcd从头到尾，都是“主张抗 日”，但是在实际的执行上，却又有极大的差异，抗日成为gcd生存与发展的最佳手段与工具。国共两党的合作，固然促成了中国团结抗日的形象，但是国共两党 仍然各自留有对付对方的策略，以致在抗日的同时，仍然有着相互斗争的地方，也分散了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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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的发展而言，在共产主义开始发展的时候，不是中国选择gcd，而是gcd选择了中国。因为在苏联成为共产主义国家之时，中国只是一个封闭与落后的农业国家，她根本就没有工业化的社会结构，也没有资本家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矛盾存在，因此起初中国人对于共产主义的兴趣，多数来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极其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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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苏联政权，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若要生存发展，最佳的战略布署，就是设法让中国与印度赤化。以这两国土广民众的国家，作为颠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最佳桥头堡，列宁的名言：“从莫斯科经北京、加尔各答，是到巴黎最近的道路”，正是这个战略的生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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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苏联早已是食髓知味，它继承了帝俄侵略中国的大东北与大西北的基业，建立了西伯利亚的战略空间，更想进一步的控制中国的蒙古、新疆与东北。苏联当然不会忘记，它与日本有着不共戴天的历史仇恨，以及为争夺东北亚战略地位的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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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联政权，就在表面上，一再主动地对中国示好，列宁居然慷慨地表示，要考虑归还帝俄时代对中国所侵略的土地，以及自动撤销帝俄时代，对中国所取得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苏联一方面在当时中国分裂的势力之中，寻找利益代理人，曾经支持过西北军的冯玉祥，也设法与广州的国民政府建立关系，更重要的是，苏联一方面也决定全力辅导成立中国*，以在中国推动“无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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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cd在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于上海（这一年正是苏联正式并吞外蒙古，准备建立傀儡政权“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正式的党员只有五十三人，参与开会的代表也只有十三人，是由苏联的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主控会议，推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国gcd成立时所主要关心的议题，是如何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以与苏联共创一个全球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社会，而非从复兴中华民族与其历史之观点，进行建设富强之中国的历史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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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震惊了整个中国，当时控制苏维埃区的中国gcd，发表了非常清楚的抗日立场。但是当时gcd抗日的基本论点是，为了维护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以及捍卫苏联，因此要求中国人民起来抗日，而其具体的行动内容是，要求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样才能进行抗日。其后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gcd更是号召军人与群众，进行反国民政府的斗争，只有推翻国民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府，同时与苏联的力量结合，才能消灭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这是gcd独立要推动抗日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