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神功干戚舞 彪炳盖千秋（下）
古蜀神功干戚舞 彪炳盖千秋（下）
干戚舞为兵舞、武舞、武士舞、祭祀舞，早已在唐中期流失，目前仅存于日本《皇帝破阵乐》中。
作为武舞的干戚舞今天虽然在国内已不复存在，但其对华夏文明却有彪炳千秋贡献。
当古蜀干戚舞在西周时期大摇大摆步入北方宫廷礼乐殿堂时，其南方的故乡古蜀开始将其精髓在其他领域发扬光大出来。
铜鼓音乐方面。
郭沫若就认为今天的维吾尔手鼓舞和朝鲜族腰鼓舞应该是武王伐纣之巴渝舞支脉，娃娃很是认同。而商末周初的巴渝舞正是当年刑天的古蜀干戚舞的延伸。
历史文献记载，鼓早在黄帝灭蚩尤时出现。鼓面用夔牛皮制成，而古蜀恰恰是夔牛出产地。
三星堆出土了一只（玉）石磬，年代属于商周时期。
中国考古界历来以云南考古认定铜鼓源出公元前8世纪春秋西南地区。
而文献记载却要晚些，最早关于铜鼓的文献记载是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
其实娃娃已经发现端倪：
其一，新石器时代晚期，约夏、商之际，古蜀蚕丛氏失国后南迁凉山、云南，不仅在西南、南亚、东南亚散播了石棺文化、筰（索桥）文化，也广布了辉煌的古蜀铜鼓文化，目前仅在此区域发掘出大量的铜鼓。由此娃娃认为，铜鼓的出现，一定早于春秋。
其二，史书记载：蚩尤“铜头啖石”。即蚩尤戴的是铜盔，这和青铜时代划分在商周是矛盾的。
其三，刑天操干戚反黄帝，不可能使用石器。干，盾牌。戚，斧头。其中斧头要么是铜器，要么是铁器。（铁和铜同时在古蜀出现，《山海经》和四川考古发现铁矿为炼铜助燃剂，此下不表。）
从上面分析看来，铜的运用已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早于夏商周青铜时代。铜鼓的最早出现应该在夏商时期。
铜鼓的最早使用也是用于战事，这从蚕丛氏失国后南迁凉山、云南可见一斑。春秋时期古蜀已经达到高度繁荣和社会和谐阶段，所以今天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尚未发掘出用于战争的铜鼓和大量兵器。那么有一点还应该说明，战国初期杜宇氏南迁，不可能只带铜鼓而留下大量财宝在三星堆。
当北方政权还停滞在把干戚舞纳入宫廷作为兵舞、武舞、武士舞、祭祀舞来观赏时，古蜀已经在其基础上添加了铜鼓和铜鼓礼乐元素。
今天我们大家所见的（满族）太平鼓：京西太平鼓、辽西太平鼓、兰州太平鼓；安塞腰鼓、朝鲜族腰鼓、扇形扁鼓、维吾尔手鼓、西南诸多少数民族擂鼓都有可能是从古蜀干戚舞中衍生出来的。
至于古蜀璆冕舞，四川出土的汉晋画像砖中盘舞、巾舞、长袖舞等舞乐百戏则是其衍变。
现代土家族、苗族、壮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羽人舞”、“盾牌舞”、“踏踢舞”、“摆手舞”就是古蜀干戚舞、璆冕舞散落在民间的翻版。而平武白马（氐）人的服饰更是“璆冕”再现。
上述的舞乐，已经超越了战争元素的桎梏，升华到和谐愉悦的艺术领域。
干戚舞对历代宫廷乐赋也做出了不朽贡献。
当蜀王建五担山（今成都军区内）痛悼爱妃时，蜀王采干戚舞舞风、乐风创作出不朽歌赋《东平之歌》、《臾邪歌》、《龙归之曲》、《伊呜六曲》、《幽魂之曲》。
而民间的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更是以以琴代鼓神来之笔技法，创新谱写出化干戚舞为爱情歌赋诗篇。
收入宫廷的干戚舞乐赋还有：汉乐府《巫山高》》、《有所思》(南朝时《蜀国弦》)、《惟庸蜀》、《蜀道难》；曹魏《矛渝新福歌》、《弩渝新福歌》、《安台新福歌曲》和《行辞新福歌曲》（总名“魏俞儿舞歌”）。
唐刘禹锡更是在巴渝舞（干戚舞）的基础上发扬光大，创新出新唐诗风格《竹枝词》。
现代端公舞、傩舞、傩戏、丽江洞经音乐、四川梓潼洞经音乐等也源出干戚舞。东汉道教正是结合古蜀巫教（鬼教）和傩戏创立。
现在四川南部县民间傩戏里还有一出戏《送丝蚕》，情节颇似《仙传拾遗》。古蜀历史传说紧紧与现代戏曲相扣。
清康熙《岷州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