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咖啡

（转贴，有删节）

金庸，姓查，名良镛，浙江省海宁县人。公元一九二五年生。纵观其人一生，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一、参政无门，退而候机、决裂旧巢。二、异军突起，堪称猛将， 以文议政。三、政治情怀，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密西西比河

二、异军突起，堪称猛将，以文议政
金庸脱离了大公报，和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沈宝新先生，合创明报。明报在香港，销量不是第一，但是在知识分子的心目之中，它是第一大报，在国际地位上，是第 一大报。连美国国务院，都会三番四次，请金庸去商议国家大事，中华民国总统，也曾数次召见金庸。
明报不但使金庸的地位提高了，也使金庸的收入大大增加。可是明报在出版的初期，却是一份小型报，销数最差时，不过五六千份，工作人员不超过十人，全是凭藉 金庸的才能和努力，合伙人沈宝新的才干，初创时期的工作人员如潘粤先生、戴茂生先生、雪坡先生等等的努力，才逐步创出了日后的天下，同时它能成为中文报纸 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的其中因素之一，是不做大陆zg的应声虫，见解犀利、新颖而嬴得人们的青睐。
　　
明报草创之初，金庸在明报上撰写“神雕侠侣”，接下来，大部分小说，也全在明报上发表，一直到“鹿鼎记”。在“鹿鼎记”之后，就未曾再撰写小说，而专注于 明报的社评。
明报社评，绝大多数由金庸亲自执笔，在当时它以见解之精辟，文字之生动，深入浅出，坚守原则，人人称颂。就算意见完全和他相反的人，也不能不佩服他的社评 写得好，这是金庸在写小说才能之外的另一种才华的表现。
想当初，对大陆当局试制原子弹，金庸的《明报》持强烈反对态度。陈毅针对苏联和赫鲁晓夫的制裁，撤走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 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金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的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
他的言论受到香港左翼报纸的猛烈抨击，《明报》便与《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展开了一系列笔战。此为金庸与左翼阵营“决裂”之 始。强国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那时金庸的这一思想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治国理念。《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由金庸执笔的明报社评，其影响已可与当年的大公报相埒。由于坚持民主、自由的思想原则，后来金庸还曾和大公报发生过一次极为剧烈的笔战，这次笔战，金庸所 写的几篇文字之精彩，真令人叹为观止，只可惜这些文字，竟未曾结集出书。
这时期的金庸，可以说完全是一个侠义肝胆、为民请命的角色，没有一点后来“老而糊涂”的影子，这期间他还用那支生花妙笔，借助武侠小说大量地讽喻大陆现 实。
1、丁春秋、任我行
用武侠小说中的人物来隐喻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始于《天龙八部》。“星宿派”是在隐喻什么组织，明眼人一看便知， “千秋万载”的丁春秋老怪与某人互相辉映，明白了之后，读者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同样性质的隐喻，在《笑傲江湖》任我行身上又出现了 一次。
《笑傲江湖》中写了极权令人腐化的过程。任我行对属下本来是兄弟相称的，可是在听到了“千秋万载，一统江湖”之后，在得到了教众的拜见之后，想要阻止，一 转念间，觉得高高在上，也没有什么不好。先是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继而觉得简直好得很，再继而觉得非这样不可，这就给现实版的任我行作了注脚:权 力使人腐化的过程。如果当时金庸回大陆参政成功，身处政治旋涡，老舍的跳水自尽，他非羡慕死不可，因为“任我行”一定会专门为他制造出一种政治夺命三尸脑神丸 来让他吞下不可，从而让他住手不再写，这绝不是什么假设，最起码牛棚猪窝是看好让他住定了。
任我行最后在仙人掌峰的顶上，直摔了下来，自此与世长辞，象征了一个在权力顶峰的人摔下来之后的下场，很有讽世意味。所以，如果将这些小说创作的年代，和 当时在中国大陆上发生的事结合起来看，更加有趣，《鹿鼎记》中“神龙教”是“星宿派”的进一步，是“朝阳神教”的进一步。隐喻 文学到这一地步，已是登峰造极。
2、教主夫人与江青
1967年11月5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到“要吸收新血液，要吐故纳新”。此后又多次提及。1968年10月《红旗》第四期社论引毛泽东进一步阐发的话： “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 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随后，全国开始了以“吐故纳新”为方针的整党运动。（《毛 泽东大辞典》第1233、844、123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2年版）只是除了毛泽东之外，当时人们弄不清楚谁是新血 液，谁是废料！
　　　　
《明报》、《明报月刊》以报道、分析形势而著称，金庸自然对此倍加关注，时评政论之外，竟也落墨于不期而然之间。就在《红旗》社论发表和转载期间举行 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吐故纳新，开除出党了。半年后“九大”召开，林彪、江青的亲信大量进入中共中央。
1970年初，金庸小 说与大陆时局竟又惊人地同步起来，同时大陆局变也给金庸的创作提供了灵感，1969年10月23日开始写起的《鹿鼎记》中，神龙教教徒为糊弄教主而伪造的 天书中就有一句“吐故纳新”。接下来的场面就更具历史内涵了：教主在夫人的操纵下大力发展少年教众，迫害黑龙使等老一辈教众。“黑龙使叹了口气，颤巍巍的 站起身来，说道：‘吐故纳新，我们老人，原该死了”。这句话，正是那时期在权斗时败下阵来的人的心声，而教主夫人与少年教众，从头到脚都闪烁着江青和红卫兵们的影子。
金庸曾说：“影射性的小说并无多大意义，政治情况很快就会改变，只有刻划人性，才有较长期的价值。”（《笑傲江湖》后记）但如果影射的内容拆射了人性呢？ “吐故纳新”就是这样人性地记录了历史，稍一深究，历史的真实便迎面扑来，让你禁不住往现实中看齐。

家穷人丑

三、政治情怀，原路返回，重敲政鼓
不能忘情于政治，是金庸贯穿一生的信念，1950年金庸曾赴京求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次求职的失败，意味着他当时直接参与政治的 破灭，回港后，痛定思痛，才把一腔热忱倾注于即将开始的武侠创作中，福耶祸耶？也幸亏如此，才成就了十年后他在武侠小说的创作地位。
　　
其后，金庸的政治情怀就迸发在社评与小说之间。他以文人论政的姿态接续了旧《大公报》的传统，体现其立场的，是《明报》及其社评。社评的影响是在政治范围 之内的，由于所处环境使然，他思想里那部分民本思想便凸显出来。他的小说大多是反映了对理想政治的追求、对政治异化人性的厌恶、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 现实的失望。他甚至明确地将《笑傲江湖》标为“刻画政治生活”（《笑傲江湖》第1590页），注明《鹿鼎记》构思与“文*革”、文字狱的密切关系（《鹿鼎 记》第42页，宝文堂书店1990年版）。陈平原先生曾将金庸定位为“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载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是真正了解和读懂金庸的知人之评。
在金庸的世界里，小说与社评以时政为桥梁，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一方面社评的写作给小说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进一步加深了对政治、人性的认识；一方面小说成为 社评之外金庸的另一个倾诉空间。在特定的条件下，二者又与金庸个人的处境纠缠在一起。1967年金庸因在社评中抨击极左人士，触怒了暗中操纵左粪们的香港的地下组织，扬言买通香港黑社会准备对金庸实施暗杀，这时候生命受到威胁的金庸没有畏惧，他引以为榜样的，即是自己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然而，曾几何时，英雄不再往昔，随着岁月的流失，金庸人生中的棱角被消磨殆尽，连他在小说中描写的那些金盆洗手的江湖人物甚至都超过了他自已！晚年的金 庸，政治对他的诱惑力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削减，终于有机会直接参于政治了。1981年夏，金庸应邀到了北京，与邓小平长谈。在香港人的眼里，这是他对 “左翼”的“回归”开始。
他奔走于台湾和内地之间，殷殷于国事，参加香港基本法草委会，以及后来的香港特区预委会，在这场关乎港人切身利益大是大非的“激进”与“保守”争论中，保 守的金庸屡被指为政治投机，出卖港人利益而饱受炮轰。然而金庸似乎不在乎这些，他的保守言论不由自主让人想起了一句话：“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他的参政热 情之高，以至别人惊诧之余还以为他仍有更大的政治野心，图谋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一职呢！如果说这些我们还彼能理解，可以在他的政治情怀中找到答案的话。而人 们不敢恭维他的，是往后他与当年痛视的政府穿连裆裤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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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忧情

后记：
也有人声称通过研究金庸所有作品之后得出一个结论，金庸即是一个晓大义，急民生的通达人物，实质上也是一个“正邪”不分的混合体，几年前曾有网友在“聚贤 庄中的酒杯”一文中写道：在《神雕侠侣》与《笑傲江湖》之间，金庸创造了一系列超越一般意义的“正邪”的人物。杨过曾叛出全真教，一度不顾民族大义，投到 蒙古南征军中效力，还图谋刺杀“侠之大者”郭靖，已很难以一般意义上的正派人物去界定。《笑傲江湖》则以令狐冲、刘正风、岳不群等人为代表，更猛烈地冲击 了一般意义的正邪之分。在《神雕》、《笑傲》之间，还有在正邪间“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张无忌，遭受命运捉弄被正派人士逼得走投无路的萧峰等形象。那么，金 庸为什么会对“正邪”这一主题投入如此之多的思考？为什么会一再重现这个主题？
将这几部小说创作的时间段内金庸的经历对照来看，就会发现它们处在一种彼此呼应的状态之中。金庸因不满于左翼阵营内部教条主义的束缚而自立门户，创办《明 报》，《神雕》就开始连载于《明报》创刊之日；《倚天》开始写作不久，《明报》经历1962年逃亡潮报道事件，与左翼阵营显示了差异；《天龙八部》写作期 间，《明报》又经历了1964年因核爆问题与左翼报纸的笔战，完全走到了旧日阵营的对立面；《笑傲江湖》写于“文*革”之初，《明报》已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 对 “文*革”的立场。这个过程，正是金庸生命中一段极其重要的心路历程。他是以个人的经历为切入点，与时代背景融合在一起，坚持独立思考，将所思所感自 然流露在小说创作之中。他在描写个人心理时，无所归依的边缘感、孤臣孽子的悲怆感、天地一人的孤独感，都是相当逼真、深刻的，因为这都是作者亲身的感受。 他在写这些人物、这些情感的同时，也寄托了欲说还休的潜在期望：有解释，有呼唤，有自勉……尚在左翼阵营的梁羽生作为一位深知内情者也感受到了，因此在 1966年写的《金庸梁羽生合论》（载《金庸茶馆》第五册第202-232页）中不仅敏锐地觉察到了金庸小说向“正邪不分”方向的转变，还特地谈到《天龙八部》里萧峰在聚贤庄与往日兄弟干杯断义、展开生死搏杀一节，并站在当时的立场上说：“读者甚至会有这样的疑问：‘作者是否要借聚贤庄中的酒杯，以浇自己 胸中的块垒？’”
这心中的块垒是什么？有人解释今日金庸的“入协”已浇释了自己胸中的块垒，是否是这样只有金庸自已知道了。但有一点我们肯定，今日的金庸再也写不出 当年那些神采激昂的文字了，他与ZG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也随着互相伸出弯曲的小指头拉勾一笑，而划上了一个使人叹息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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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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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也形成三步曲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