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四史随想
在近代国家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梁任公发出，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家谱的感慨，而毛先生将之发展为只见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文化。我不否认梁任公的国学水平是我们只能高山仰止的，也不否认毛先生看法的一定道理，但是我想要说的是他们未免误解古人意了。
其实从孔夫子的春秋笔法开始，史学就拜托了其简单的记人、记事职责而多了一些批判性在内。所谓要让乱臣贼子有所忌讳，要让明君贤臣得到颂扬，其本质都是要在礼崩乐坏的时代重塑价值、道德的标准，以及做人的底线。用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而让人们见贤思齐，争做君子。
这同时的话，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等等避讳就出来了，本质上是为人们学习创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版样。而另一方面那些不肖之辈自然就是家破人亡、国灭祀绝的下场，以便警示人们不要为恶，否则必自毙。而以后的太史公曰、臣光曰都是这种褒贬的作用，同时不经意间历史的真实就不那么可靠了。
所以，记录这些帝王将相的行为、事迹正是为了警示后来者、教育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各种民间文艺又以之为样板演绎出红脸、白脸和是非曲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