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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它的难度比我的预想要难得多，于光远说“我写《周扬与我》的目的，与其说我想写周扬，不如说我想写胡乔木，周扬被整得那么狠，我实在是气得不行，感到不平。”有人说过“胡乔木是白衣秀士”，也有人说“周扬是被气死的。”被谁气死的，指的就是胡乔木。有文章对周扬同志的对立面胡乔木同志颇有非议……周扬与胡乔木在对待解放思想的理解与态度上确有不同。

早在三十年代周扬与胡乔木在上海就在一起，左联时期胡乔木在周扬领导下工作。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周扬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时，还在序言中对乔木的出力，表示过感谢。目前关于周扬与胡乔木的文字极少，凭仅存的文献，周扬与胡乔木的分歧大至有三点：

一是对待丁玲作品的态度不同；1948年，丁玲写完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把书稿复写了两份，一份交给周扬，一份交给胡乔木，周扬几个月未作表态，没说好，也没说不好，丁玲找周扬要回了书稿，1948年9月，丁玲在胡乔木的支持下，书稿由新华书店东北分店出版。历史地说，对同一部作品持不同态度，本无可非议，但客观的事实是，由此事丁玲对周扬有了矛盾。

二是对待第二次文代会的报告的态度不同；1952年在筹备第二次文化会过程中，周扬与胡乔木在看待文艺界形势的问题上发生分岐。原本由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负责，由冯雪峰起草大会报告，而周扬正在乡下参加土改，当时胡乔木主张取消文联，而毛泽东一气之下就不让胡乔木再管筹备，打电报让周扬回来主持筹备……，周扬没有接受胡乔木、冯雪峰起草的报告稿，主要是对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工作的观点上绝然不同。同时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对周扬与胡乔木的使用上态度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他的秘书胡乔木是笔杆子，而周扬是贯彻他的思想的最好的执行者。

第三是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不同。

周扬经历了“文革”10年，监禁9年。复出工作后，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百年祭日，3月7日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作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主旨报告，1983年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但风云突变，山雨欲来，周扬与胡乔木之间对待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观点上剑拔弩张，秦川在文章中写到这样的见证文字：“3月21日，胡乔木在中南海中宣部的一间小会议室主持召集会议，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阅读中宣部给中央的报告。当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大家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