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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将许光达 首任解放军第三军军长

大将许光达 首任解放军第三军军长

大将许光达首任解放军第三军军长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造就的36位军事家中,有一位出自首任军长行列,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首任军长许光达。那么,作为军事家,许光达的生活与其他首任军长有什么不同呢?      


许光达的学习生活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东山罗卜冲的一户普通农家。南昌起义失败后,从事兵运工作时,为了活动方便,改名为许光达。其含意是“只要不懈地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自此,许光达这个名字跟随他一辈子。   

许光达是如何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军事家的呢?这与他的少年生活密切相关。   

许光达3岁的时候失去了母亲。随后,他的父亲许子贵又娶了后妻。后妻带来3个孩子,原本就十分贫穷的家,负担更重了。这样一来,许光达到了上学的时候,便没了学上。   

许光达9岁那年,大伯许长龄出资,动员许子贵让儿子许光达上学。许子贵开始不同意,说:“乡下人,读书有什么用?”   

许长龄说:“伢子去读书,不是败家。你不愿出钱,我给,我送伢子去上学。”   

就这样,许光达在大伯许长龄的资助下,终于上了学。开始上的是凤凰庙小学,课余时间还得回家放牛、打柴。1921年秋,13岁的许光达考入长沙师范学校。   

长沙师范学校为许光达打开了一片新天地,这里有学识渊博的老师,有血气方刚的同学。但1921年是个动荡的年代,那时发生的许多事情令许光达震惊。1925年5月,在学生运动中,17岁的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9月转为中国*党员。   

1925年底,许长龄按惯例到长沙接许光达回家过春节。然而,当他到了长沙师范传达室时,却没有接到许光达,只见到许光达留下的一张纸条。许长龄不识字,让传达室的老哥帮忙念念。纸条上只有7个字:“外出求学,请勿念!”   

“老哥,还说些什么?”许长龄听完,急切地问。他想,侄儿不会只写这么几个字吧!“没有啦。”传达室的老哥如实说。   

许长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他哪里知道,此时许光达正向广州黄埔军校而去。   

原来,许光达去黄埔军校学习是很匆忙的。临近年底,长沙师范学校的曹老师问许光达:“广州有个黄埔军校,你知道吧?”   

许光达点点头,表示知道。   

曹老师郑重地说:“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决定派你去。组织上让我通知你。”这时,许光达才知道曹老师也是*员,便问:“什么时候走?”曹老师说:“明天上午就坐火车去。”   

许光达离开长沙师范时,才想起大伯会来接自己,匆忙中只好在传达室临时写下了“外出求学,请勿念”7个字。   

1926年春,许光达到达广州,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学习,后转到武汉中央军校炮科学习。1927年7月,许光达从军校毕业,按照党的指示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炮兵营任见习排长。南昌起义后,许光达被编入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五团任排长。      

许光达的婚姻生活      

提及许光达的婚姻生活,也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   

许光达7岁时,本应该上学堂读书,然而,由于家庭贫穷,他成了一个放牛娃。   

距罗卜冲1公里远的地方有个村子叫棣塘,棣塘有位教书先生叫邹希鲁。邹希鲁是清末的举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到长沙棣塘办起了私立学校。   

许光达非常羡慕小伙伴在学堂里念书,但他知道自己的处境,根本不敢对父亲和后母提及读书的事。读书成了许光达十分奢望的事儿。因此,许光达每次放牛,都把牛牵到棣塘来放,让黄牛自由吃草,自己则悄悄地站在邹希鲁的学堂窗外看学生们跟着老师念书,有时自己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念起来。   

1916年冬天,许光达又站到了邹希鲁学堂窗外跟着念书。念着念着,许光达竟然晕倒在窗下。邹希鲁立即把许光达抱进屋里,给他灌下一些姜汤。待许光达苏醒过来后,邹希鲁问他:“你这样爱读书,为什么不进学堂呢?”   

许光达怯生生地看着邹希鲁,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家没钱……”邹希鲁听后说:“孩子,别哭了,你如果愿意念书,以后就来吧!”   

但是,许光达还是未能成为邹希鲁的免费学生,因为许光达的父亲每天还需要许光达去放牛。尽管邹希鲁没能圆许光达的上学梦,但后来却把自己的女儿邹靖华许配给了许光达。   

邹希鲁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由他的大哥当家。有一年长沙大旱,大哥见收成无望,地主又逼租逼得紧,狠了狠心,上吊辞世了。邹希鲁的大哥去世后,按辈分应由邹希鲁当家,可是邹希鲁不肯放弃教育,便由他的堂弟来当家。由于邹家家境日益穷困,堂弟以家长的威势逼邹希鲁的妻子卖掉女儿桃妹子(后改名邹靖华)和杏妹子。邹妻保不住自己的女儿,又拗不过堂弟,只好托人把邹希鲁叫了回来。   

面对如此处境,邹希鲁决定把杏妹子送到自己姐姐家去抚养,另外抓紧给邹靖华找个婆家,以便减轻家庭负担。堂弟提了几户人家,邹希鲁都不同意。最后,邹希鲁想到了喜欢读书的许光达,便在1922年春托人到许光达家去给9岁的邹靖华和14岁的许光达提亲。   

对于这桩亲事,许光达的父亲许子贵真是求之不得,自然满口答应了下来。当时,许光达还小,根本不懂婚姻之事,只能遵从父命,他俩的婚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8月,南昌起义一年后,许光达回了一趟家。恰在此时,邹希鲁被派到清河县去当县长。邹希鲁对许子贵说,他背井离乡,远出谋生,家是顾不上了,也不能带女儿走;再说女儿已经长大,正好许光达也回家了,就让他们完婚吧!   

许子贵也为儿子许光达四处奔波担忧,也想通过完婚来拴住这匹脱缰的“野马”。   

于是,在长辈们的安排下,许光达与邹靖华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就在他们婚后不久,一封从武汉特务机关发来的加急电报到了长沙警备司令部,电报称:“顷获匪犯供称,长沙东乡许光达系共党分子,速缉拿归案。”邹靖华的姐夫得知这一情况后吓得心惊肉跳,立即托人赶到许光达家,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邹靖华。   

这一消息,把邹靖华给震呆了。邹靖华惊恐地问许光达:“你真的是*员?”   

许光达淡淡一笑,平静地说:“无须解释,我确实是中共党员!”   

邹靖华默默地为许光达打点了一个小包袱,泪流满面地催他赶快逃命。许光达望着新婚的妻子,心里一阵酸楚。   

就这样,许光达告别了新婚妻子,而且一别就是10年。   

1938年5月,许光达当上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的婚事是同事和学员们私下里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在当时的延安,结婚的条件是“二八五七团”,即28岁,5年干龄,7年军龄,团职干部。像许光达这样身居高位而又单身的人是很少的。不少年轻姑娘或自己或委托别人向许光达求婚,但都被许光达婉言谢绝了。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以为这位教育长在选择爱人的问题上过于挑剔。当然,也有一些同事是了解内情的。有人便劝他说:“光达,恕我说句不吉利的话,你妻子同你离散了10年,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倘若她不在人世了,你不是就白等了吗?”   

听了这些善意的劝告,许光达总是这样说:“我要等,万一她没有死,我另娶了别人,她会伤透心的。我怎能让她失望啊!”   

真是天感地应。秋天,有一批新学员千里迢迢来到了延安。在这批学员中,就有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和妹妹许启亮。   

原来,这件事是徐特立安排的。徐特立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长沙组建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领导湖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一次,他到老朋友邹希鲁家串门,恰巧遇到了邹靖华。邹希鲁告诉徐特立:女婿离开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可女儿铁了心地等他。劝她改嫁,但她死活不依。现在她失学在家,也没有工作,真是没有办法。      

徐特立见邹靖华聪明伶俐,就对她说:“你如果想继续念书的话,我可以介绍你去延安抗大。”   

邹靖华一听说是去延安,高兴极了。她在报纸上看到过一些文章,知道延安是*的天下。这些年来,她也偷偷地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对共产主义有了一些了解,她知道延安一定是好人呆的地方。到那里,说不定还能找到自己离散多年的丈夫。于是,她坚定地对徐特立说:“延安抗大,我去!”   

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得知嫂子要去延安,表示愿意一同前往。就这样,她们带着徐特立开的介绍信,按照他告诉的路线,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行程。几经周折,邹靖华、许启亮终于到了延安。   

接待办的人把她们安排到了延安大旅社。刚刚进屋安顿下来,突然一个穿着军装的小战士进屋大声问道:“请问哪位是邹靖华?”许启亮听到问话,立即拉着邹靖华走过来,说:“她就是!”邹靖华没有想到,在延安还有人知道自己的名字,不解地问:“是谁找我?”小战士回答:“是我们的教育长!”   

小战士的话音未落,身后便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军人挑帘走了进来。邹靖华抬眼一看,这不正是自己10年未见、朝思暮想的丈夫吗?她忘情地扑进许光达的怀里,呜呜地哭了起来。许光达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无声地流下了眼泪。   

原来,邹靖华她们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林伯渠曾向许光达打听过。林伯渠认识许光达,知道他是抗大的教育长,但他不知道许光达是否又成了家,对邹靖华是什么态度,因此,林伯渠便提前给许光达拍了电报,说了情况。许光达立即给林伯渠回电:欢迎邹靖华来延安!但电报晚到了,邹靖华已经出发了。   

一天,应毛泽东之邀,许光达带着邹靖华到毛泽东住处作客。一见面,毛泽东握着邹靖华的手,高兴地说:“祝贺你们夫妻团聚!欢迎你到抗大读书!”   

十年生死两茫茫。许光达与新婚妻子邹靖华10年别离,面对许多年轻、漂亮女性的追求,他不为所动。如今,患难夫妻在延安相逢,一时传为美谈。      

许光达的军事生活      

回顾许光达的军事生活,就从他们夫妻分别之后的瓦庙集血战说起吧。   

1932年3月底,国民党军4个旅向湖北省襄河以北地区进攻,先头部队抵至京山县瓦庙集时,与湘鄂西红三军侦察警戒分队遭遇。谁都没有想到,这一遭遇,红三军与国民党军竟激战了七天七夜。这是湘鄂西苏区历史上最辉煌也是最惨烈的一仗。   

当时,除了打仗外,红军队伍还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着,上层领导在反“围剿”中大力推行“不许部队后退半步”的“新战术”,并且大搞“火线肃反”,滥杀无辜,致使红三军内外交困。事实上,时任红二十五团团长的许光达,也上了“肃反委员会”的黑名单。在瓦庙集战斗中,保卫局的干部到红二十五团抓许光达时,许光达说:“着什么急!打完这一仗我就跟你们走,顶多个把钟头!”说着,许光达冲进了火海。   

战斗中,许光达身负重伤,昏迷不醒,被直接送到了设在洪湖瞿家湾的红军医院。师长段德昌一身炮火硝烟骑马赶来,向医院余学艺院长恳求:“许光达不可多得呀,你们一定要救活他,一定要救活他……”   经初步检查确认,许光达体内的弹头离心脏只有10厘米左右,手术分秒不能耽误!余学艺和医生杨鼎成说干就干。手术整整折腾了3个钟头,然而,由于子弹进得太深,仍然没有成功。   

此时,贺龙赶到了。在了解详细情况后,他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的一家医院治疗。历尽千难万险,伤势严重的许光达终于被送到了上海的那家医院,但想不到的是医院已遭受国民党的破坏。后来,经地下组织安排,只好将许光达辗转送到苏联去治疗。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那颗距心脏只有10厘米的子弹头才被取出来。   

就这样,许光达因祸得福,躲过了一劫。1937年,许光达从苏联回国后见到贺龙,贺龙感慨地说:“国民党打了你一枪,却救了你一条命。别人挨一枪是祸,你挨一枪是福。”如果许光达不是因为负伤到苏联治病,极有可能也和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红九师师长段德昌一样被“肃反”杀掉。   

躲过一劫的许光达,回国后在延安抗大当教育长;从1942年春开始,担任八路军一二○师独立二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的1946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晋绥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1947年8月4日,许光达奉命率三纵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指挥,参加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点进攻。这是保卫红色首府延安的光荣任务。许光达立即率三纵两个旅起程,一路拼杀。当见到彭德怀时,他递上了“见面礼”:高家堡战斗中歼敌200多人,俘国民党军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英、二五六团团长李含芳以下1400多人。   

彭德怀高兴地说,这样的礼物“越多越好”。许光达确也没有让彭德怀失望,后面的“礼物”真的越来越多:打清涧,许光达率三纵活捉了国民党军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攻宜川,许光达率三纵消灭了守城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四旅,外加旅长张汉初;克兰州,许光达率三纵展开了一场大追击,歼国民党军第六十一旅一八二团、四十八旅一四四团、十七师师部等3000多人。   

194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统一编制,西北野战军改称为第一野战军,各纵队分别改称军。第三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朱明任副政治委员(不久后任政治委员)。许光达成了人民解放军第三军首任军长。第三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师,归第二兵团建制。不久,许光达升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并率兵团所辖的第三、第四、第六军进军新疆,最终迫使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光达跟随彭德怀到北京,协助彭起草给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住在中南海。   

期间,中央领导人在商讨建国大计时,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了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的意向。许光达懂外语,在外国学习生活过,与外国人打过交道,有外事经验,应当说是个合适人选。   

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呢?”许光达朝着周恩来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我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些。”   

说话间,毛泽东走了进来,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我倒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军队好。”   

原来,毛泽东早有计划,他是想让许光达组建装甲兵部队。1950年6月,毛泽东任命许光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组建装甲兵,需要人手。经过请示批准,许光达从二兵团调来了22人,组成了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装甲兵筹备办就这样开张了。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自此,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崭新兵种装甲兵,诞生了。   

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是靠“小米加步枪”起家的,现在要搞装甲兵,难度可想而知。许光达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也离不开坦克。许光达反复告诫他的同事们:“整个人民解放军的发展方向是向机械化前进。我们要树立永远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   

许光达边调查边研究,很快形成了装甲兵建设的具体方针。经过短短4个月的努力,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训练基地、修理厂、坦克学校。之后,又组建了华东、东北地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中国装甲兵已具雏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59式中型坦克“横空出世”,不仅彻底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坦克的历史,而且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这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国庆大阅兵。当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许光达,看到由59式中型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心里充满了无限自豪。         

许光达的淡泊生活      

1955年7月底,在国防部举行的“八一”招待会上,许光达从贺龙那里知道了自己将要被授予的军衔:大将,十大将之一。

当时,贺龙把许光达拉到一边,说:“给你透个气,军委给你定了四颗豆。”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创始人之一,许光达是红二方面军的一员战将,老领导自然会把好消息告诉自己的老部下。   

“大将?”许光达惊愕地望着贺老总:“授我大将?高了,太高了!”   “高啥子嘛!这是根据你对革命贡献大小作出的决定。依我看,不低也不高。”   

许光达虽然不吱声了,但心里一直放不下来。   

宴会结束时,许光达主动找到贺龙:“老总,我正式向组织和你请求,降低我的衔级,这样我才能心安一些。组织上也该考虑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嘛!”   

“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带上去,但你要听从军委的决定!”   

“老总,我是认真的、诚恳的。”   

“你呀!”贺龙赞许地笑了笑,在许光达的手臂上深情地拍了一下,转身上了车。   

从宴会回到家,许光达就军衔的事对妻子邹靖华说:“太高了!”   

邹靖华说:“风风雨雨几十年,国家和人民给你这份荣誉,也算是一份鼓励嘛!”   

许光达还是那句话:“太高了!这几十年来,有多少优秀的同志都在我身边牺牲了。没有他们的流血流汗,哪有我许光达的今天。想想他们,什么都没有,有的同志连一堆土包包也找不到,我却领受这么重的荣誉,心里实在愧得慌!”   

邹靖华劝道:“就算是替他们戴这块牌牌吧!”   

“我戴不动啊!”许光达固执地说,“不行,我得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打份报告!”   

不久,许光达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领导郑重地递上了一份《降衔申请书》。这份申请书是这样写的: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在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十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这是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中央政治局审议时,彭德怀一字一句地宣读了这份申请书。   

毛泽东说:“这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   

说完,毛泽东起身离开座位,边走边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耀,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大步走到窗前,双手用力将窗户推开。他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泽东、中央军委最终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仍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1955年9月27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在中南海举行十大元帅和十大将的军衔授衔仪式。许光达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八位元帅(刘伯承和林彪在外地养病,未能参加中南海授衔)、九位大将上台,分别从毛泽东和周恩来手中接过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光达没有像1932年那样有幸逃过劫难。他被安上了两条罪状:一是“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二是贺案中的二号人物。   

1967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刚从医院回到办公室,^造**派就抄了他的家,揪斗他,勒令他交代搞“二月兵变”、篡权反党的罪行。   

许光达扫视着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许光达话音刚落,^造**派中就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打倒许光达!”“老实交代你搞政变准备当参谋长的阴谋!”   

待到会场安静了些,许光达还是不紧不慢地说:“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会干。”   

尽管许光达说得诙谐、在理,但他从此失去了自由,之后,遭到无休止的批斗和审讯。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已出现了痰中见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仍在频繁审讯中逼他写材料。   

惨遭迫害的许光达,表现出少有的“顽固”,他拒绝回答问题。   

1969年6月3日晚,战功卓著、淡泊名利的许光达大将不明不白地惨死在医院的马桶上。当时没有一个人在场。6月4日,专案组在没有家属参加的情况下,强行将他的遗体火化,死因至今未明。   

周恩来看到许光达去世的报告后十分难过,很快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泽东。面对如何安置许光达的骨灰,毛泽东明确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在它应该放的地方。”   

有了毛泽东的话,许光达的骨灰盒终于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1976年6月3日,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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