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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西北大开发计划:蒋介石曾计划迁都西安

国民党的西北大开发计划:蒋介石曾计划迁都西安

开发大西北,早在七十多年前也曾被提上议事日程,但那时政客与军阀当道,加上战争的压力,致使开发计划纷纷流产。回顾当年的历史,更使我们对今天与明天充满信心。
    七十年前的西北开发
    1932年1月,日军在上海燃起战火,南京受到了震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度迁到洛阳办公。当时国民党中央曾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并以洛阳为行都。同时成立西京筹备委员会,以期引起国人对西北建设的关注。
    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边疆建设决议案》,决定设立西北拓植委员会,西北诸雄如杨虎城、傅作义、马麟、马鸿逵等人忝列委员。1934年6月,全国经济委员会也通过了《西北建设实施计划及进行程序》,内容洋洋洒洒,对西北的水利、公路、畜牧、农村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作了一番筹划。
    当时,社会上谈论西北问题盛极一时,不少人认为,西北是中国未来生命之所系,纷纷呼吁开发边疆,用西北作长期抵抗的根据地。关注西北的社会人士纷纷成立团体,全国有37家之多,如开发西北协会、中国边疆协会、中国边疆建设协进会、西北问题研究会、新西北社等等。一批关注西北的刊物,如《开发西北》、《西北研究》、《新西北》、《西北问题》等相继创刊出版。各种资源、实业、水利、交通、教育考察团纷纷到西北去考察。
    1934年4月,蒋介石先派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到西北,名义上是视察交通、水利、农业和教育,为开发、建设西北作准备,而实际上是为了安慰和笼络西北诸马。戴季陶在西宁各界数万人的欢迎大会上发表讲话:"到了西北,认得是我们的老房兄弟,老房的亲戚,要知道应该帮助老家,发展家务。"
    1934年5月,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视察西北,宋子文还送给西北诸马一笔开发经费,以增强国民党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的影响和作用。
    1934年10月,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西北,在兰州单独召见了马麟和马步芳,再由甘肃飞赴宁夏,安抚马鸿逵。
    西北诸雄口头上也附和着要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而开发西北,心里面却打着自己的算盘,惟恐蒋介石打着西北开发的旗号,向他们割据的地盘里渗透,彼此都心照不宣。于是,西北开发在虚虚实实、推推搡搡中时断时续。
    到抗战前夕,西北开发成果寥寥。约略算来,陇海铁路从潼关艰难地延伸到了宝鸡,西北总算是有了一小截铁路;从西宁到兰州的公路建成了,无奈路况太差,被戏称为"稀烂公路";上海到迪化的空中航线沪新线一度也开通了,但盛世才上台后,一意阻挠,使之只能飞到兰州。
    对于西北诸雄割据一方、各自为政的局面,蒋介石无可奈何。他派出嫡系将领胡宗南率中央军精锐部队"天下第一师"进驻甘肃天水,震慑西北诸雄,以图将来。
    抗战中建起玉门油矿
    当年的西北开发被丑陋的政客和军阀们当成了一场政治游戏,倒是有一群务实的科学家踏进了大西北,给这片古老的土地带来了一丝现代工业的气息。
    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组建国防设计委员会,自任委员长,网罗了一批社会名流、实业家和科学家列名委员,对西北的边情、矿产、交通、水力和森林资源进行了调查。
    1933年,地质学家孙越崎奉派到陕北一带调查油矿资源分布情况。抗日战争期间,孙越崎又转战开发甘肃玉门油矿。油矿位于甘肃祁连山北麓的戈壁滩上,原本向美国订购了一套炼油设备,由于中国港口被日军封锁,钻机只能从缅甸仰光转运,千里迢迢抢运到玉门后,只拼凑成了三套。炼油设备没能运到,由自己设计制造,只能从原油中炼出16%汽油。就连一些普通的车床、水泵、油泵、炼油釜、闸门等设备配件,也要从重庆订购,经2500公里的长途汽车运到矿区。国民党政府把酒泉、玉门、金塔三县每年征兵名额拨给油矿,充作工人,有铁匠、木匠、泥瓦匠、裁缝等,这些人正好是孤悬在戈壁滩上的油矿所需要的,后来不少人成为油矿的技工,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大庆油田会战,铁人王进喜就是来自玉门油矿的技工。
    1942年8月,蒋介石在胡宗南的陪同下,来到玉门油矿视察,看到昔日荒凉的戈壁滩上建成了一座万人规模的大油矿,连声说:"不容易!不容易!"蒋介石的这次西北之行,并不完全是为了巡视西北开发寥寥无几的成果,着力点仍在收服西北诸雄。
    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蒋介石将关注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大西北,计划"从事于西北之建设,并将新疆与青海之全部铁路一气呵成。盖战后20年内,如有外患,则我必取守势,仍欲引敌至我内地决战"。他甚至有迁都西安的打算,认为"南京与北平皆近海,最初30年必不能建立强大之海军为之掩护,故首都地点不能不在西安,以其地位适中,介于东北与西北之间,足以控制全国"。
   移民计划不了了之
    蒋介石十分推崇清末陕甘总督左宗棠,曾发专电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委托薛在长沙买几部《左文襄公全集》,分寄给朱绍良、谷正伦、胡宗南等驻扎西北的嫡系大将,要他们效法左宗棠,学会剿抚并用,收服西北诸雄。西北地区的中央军达13个军之多,收服西北诸雄的时机渐已成熟。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从重庆启程,飞赴兰州,开始了对西北的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省历时一个月之久的巡视。
    8月28日,蒋介石飞抵嘉峪关,拟亲往迪化屈尊面晤盛世才,得知新疆机场有苏军把守,一时未敢成行。他要求盛世才到兰州来会面,盛世才一向多疑,以边情复杂、不便分身为由,怎么也不肯应命。次日,宋美龄在朱绍良的陪同下,携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往迪化,抚慰盛世才。经过宋美龄的一番游说,盛世才最终决定投向蒋介石,同意国民党派遣党务人员和中央军部队进入新疆。
    9月3日,蒋介石在视察了宁夏马鸿逵部队后,由宁夏飞抵西安,召集长江以北各战区高级将领,一连开了五天的会议。蒋介石先听取各军师长的汇报,然后自己作了两天的讲评。驻扎西北的军事将领普遍向蒋介石反映人马补充困难,士兵吃不饱肚子,部队药品缺乏,疾病流行,要求中央解决。蒋介石对此十分恼怒,批评各级将领不要事事依赖中央,要西北驻军体谅中央的困难,力行勤劳俭约,凡事自动自理,来解决一切补给困难。他指示西北驻军除了军事训练以外,更重要的是建设西北,即屯垦、畜牧、兴办水利、植树造林、发展交通运输五大任务。他告诫胡宗南等人,必须认清西北目前的形势与其在国际上的重要性,一致努力来建设西北,巩固西北,不可视为边疆而言辛苦。
    西北巡视归来,蒋介石针对西北人口稀少,地利废弃,提出要奖励移民,所有不必留在内地之机关,可迁往西北以充实边地社会活力。他为此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参谋总长何应钦写了一道手令。但是,行政院秘书处在接奉他的手令后,很快就拟出了一份签呈,提出:"关于裁减人员部分,党政军机关所担负工作之性质不一,员额亦各不同,公务人员在年龄、经验二方面究有几分之几宜于开发边疆,凡此皆应详加考虑。"对公务人员移民西北的可行性提出了疑虑。
    对于"移民西北"手令的执行情况,蒋介石并未深究。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现实问题,仍然是国民党党务人员与中央军部队如何顺利进驻新疆,以控制盛世才的问题。1942年年底,国民党党务机构开始选拔、培训党务人员,蒋介石亲自对赴新党务人员训话。行政院颁布了《赴新工作人员登记办法》和《待遇办法》,对赴新疆人员予以保留原薪的待遇,以示优待。
    蒋介石初步收服了西北诸雄,可是,移民与开发的设想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于右任的桑梓情
    在国民党中央要员中,对大西北最有感情的当数出生于陕西三原县的于右任。他位至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德高望重,在西北民众中深孚众望。较之于蒋介石复杂的西北梦,于右任的桑梓情显然要真切得多。在他离开家乡刚到上海滩站住脚跟之际,就听说西北发生了大旱,以致人相食。于右任利用他所创立的《民呼日报》大声疾呼,要以"人饥己饥"为宗旨,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一时间,关于西北灾情的报道连篇累牍,篇篇催人泪下,感动了十里洋场,纷纷向灾民捐款。这些善款对灾区百姓而言,不啻是雪中送炭。中国媒体参与社会赈济就是由《民呼日报》开始的。
    赈济只是治标。要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在于右任看来,出路只有两条:一为兴修水利,二为培育人才。
    在他的主持下,着手成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请来了水利专家李仪址,制定了开发泾河的规划,修成了灌溉三原、泾阳、高陵、礼泉、临潼五县的泾惠渠。
    在兴办水利的同时,于右任还致力于民智开发,其家乡三原民治小学,就是由他一手创办的。
    1931年,于右任回陕西视察,与担任省主席的杨虎城谈起了一件往事。那是在靖国军时代,于右任和杨虎城驻节陕西武功,戎马之余,两人畅想未来。于右任熟稔家乡的人文掌故,对杨虎城说:武功是周武王伐纣用武成功而命名的,土地肥沃。周的先人后稷,就在这个地方教民稼穑,武功原有后稷庙,纪念这位农业的创始人。只要局势平稳,我们在这里创办一所农学院,以纪念这位农学专家,就更有意义了。十几年过去了,于右任往事重提,杨虎城听罢,当即表示:"现在咱给人民还愿去。"说罢两人一同前往武功考察,选择校址。于右任回到南京后,向国民党中央会议提出成立"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获得通过,后来改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由于右任亲自担任校长。1939年4月,改为国立西北农学院。


    1941年10月,时年63岁的于右任又一次回西北视察,经西安、兰州,到达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四顾瀚海茫茫,古寺寂然,另一个美髯翁张大千正在洞里临摹壁画。中秋之夜,在张大千的住处,于右任邀众把酒赏月,谈到外人窃夺,洞窟濒于坍塌,有些壁画大块脱落,而官方漠不关心,座中人无不痛惜。
    于右任完成了西北考察,返回重庆,当即向国民政府呈上建议书,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收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1943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战争年代,于右任为西北文化建设办成了一件大事,殊为不易。
    于右任的桑梓之情延续了他的终身。晚年,他身处台湾,仍念念不忘西北家乡,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化作了一首《无题悲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望!.
转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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