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直陈献奇谋 粟裕三谏党中央
斗胆直陈献奇谋 粟裕三谏党中央
在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对上级所下达的命令，同样的内容只能允许提三次异议。
淮海战役是由粟裕建议而发起的，这早已成为不争的历史事实。在战役发展的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南线战略决战的紧要关头，粟裕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对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粟裕给中央送重礼
事情还得从1947年说起。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开始进攻中共首府延安。在蒋军对延安狂轰滥炸整整六天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首脑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从王家坪桃园出发，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并在转战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与敌军在山沟里周旋了8个月，于11月底转移到米脂县的杨家沟，在一个叫“扶风寨”的庄园住了下来。自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获得了一段相对安静的日子。
刚刚安顿好，毛泽东便跟周恩来、任弼时商量：“这里环境好，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会，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拿出一个纲领性文件。”周恩来、任弼时表示同意。这个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会议，就是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著名的“十二月会议。”这次会议极为重要，除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还有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解放区负责同志参加。
中共中央委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于1947年11月8日，离开华野指挥机关去邯郸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后勤供应问题，后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他是在西柏坡接到中央电报要他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参加中央会议并汇报华东战场情况的。华野副司令员粟裕闻知陈毅要去中央开会，特地派了一辆十轮大卡车，装了十八桶汽油，日夜兼程赶到河北平山县，让陈毅带到陕北，作为华野全体官兵送给党中央的礼物。
陈毅后来对粟裕说，当时也有一些地方领导给中央带去礼物，但有的被退回，有的还挨了批评。唯独华野送去的汽油甚得毛泽东欢心，受到中央的赞扬。毛泽东说，粟裕送的不是汽油，而是“及时雨”。周恩来则感慨万千地说，这个粟裕真是心细如发啊！
“子养电”——斗胆直陈，集中兵力中原歼敌
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集结于河南省的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他们将在这里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新式整军，为执行新的作战任务作准备。
此时，中原战场的胜负已成为国共交战双方统帅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他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了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于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毛泽东为实现用五年左右时间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经略中原，并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在这一关键时刻，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时刻在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及其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直下，也可推动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才能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电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这就是华野战史上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令粟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子养电”所提的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几个大歼灭战的战略构想竟与毛泽东分兵渡江南进的战略意图相悖。当“子养电”传到中央军委的时候，毛泽东与陈毅正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激烈地讨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并拟令粟裕率部渡江南进。
中央军委电令粟裕渡江南进，粟裕再陈：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
1948年1月27日，也就是粟裕给中央军委发出“子养电”五天之后，中央军委正式给粟裕下达电报命令，命令的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现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粟裕率领渡江南进，在江南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或从洪湖、沔阳地区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要粟裕“熟筹见复”。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粟裕一方面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立即着手进行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另一方面则反复掂量中央军委的电令。经过三天的缜密思考，写出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在这份电报里，粟裕重申他在“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在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
毛泽东接到粟裕的电报，特意把原定2月1日动身去前线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认为从调动中原的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最有效的。2月1日午夜，毛泽东起草给粟裕的复电，指令粟部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后来因情况发生变化，渡江时间由3月下旬推迟到5月15日以后。
第三次直陈：建议第一兵团暂不过江
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3个纵队编组为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第一兵团于2月下旬集结濮阳地区休整，同时派侦察科长率领一个加强营，运用各种手段侦察敌军动态，派原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带百余名干部到皖江地区加强工作，派原新四军第七师参谋长孙仲德带领一批干部到长江北岸积极开展渡江的准备工作。
在准备期间，粟裕并未停止思考和研究，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从当时情况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日趋成熟。在中原战场上，我军有10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兵力，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我中原新解放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持，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相反，偏师南下，三个纵队，10万大军，渡江以后完全没有了后方，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补给困难。部队在一无后方二无外援的情况下，也无法打大仗，无法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尽管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可以调动江北部分蒋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这四个军（整编师）战斗力较强，是中原蒋军骨干。其中第五军、第十八军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到江南作战难以发挥其机械化装备的优势，蒋介石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而第七军和第四军是桂系部队，蒋介石从政治上考虑，也不会“纵虎归山”，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又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四个主力军，则势必分散我军兵力，我军在中原战场势难打大的歼灭战。如果三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则可歼敌三至五个军（整编师）。两者对比，三个纵队还是留在中原作战更为有利。
粟裕思来想去，觉得渡江南进不如留在中原。向不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见？粟裕这个时候是心存顾虑的。在战争年代，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下级对上级所下达的命令，同样的内容只能允许提三次异议。粟裕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是仅从中原战场一地出发，是“一孔之见”，有局限性，没有中央统筹全局、运筹帷幄的远见卓识，因而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给中央造成不应有的麻烦，况且部队厉兵秣马，已到“万事俱备，只待渡江”的程度。
经过两个月从全局的权衡利弊，反复认真地深思熟虑，粟裕肯定地认为，南进方案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目的。可是，当他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和建议向刚从华北返回华野驻地濮阳的司令员陈毅作详细汇报后，使得本来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陈毅大感意外。陈毅迟疑地说了一句：“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这就更让粟裕感到压力沉重。但是陈毅同意粟裕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
于是粟裕以个人的名义，于4月18日，将他本人的意见正式电告中央军委，第三次斗胆直陈：建议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暂不过江，集中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之主力，力争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于3月下旬离开陕甘宁边区，经长途跋涉，于4月11日傍晚抵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接到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善于思考又善于统兵的粟裕的意见还是极为重视的，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开会，“商量行动问题”。陈毅、粟裕于4月25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昼夜兼程，赶到西柏坡已是4月29日，第二天就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一起去毛泽东住地。
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闻报粟裕到来，亲自出门迎接。只见魁伟的毛泽东放下手中的笔，走出房门，然后大步地穿过庭院，伸出大手紧紧握住身材瘦小的湖南小同乡的手，用浑厚的湖南乡音亲切而热烈地说道：“啊，十七年了！粟裕同志，你还记得吗？我们分别已经整整十七年了！”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粟裕只有二十出头，先后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三次反“围剿”，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17年后，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成为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在解放战争中打了许多著名的大歼灭战。抚今忆昔，领袖和麾将都很感动。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你们打了那么多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地听你的意见哩！”毛泽东的话，令粟裕很不安，眼睛有些湿润，忙恳切地说：“主席千万别这么说，打胜仗，上靠主席和中央英明决策，下靠指战员们英勇奋战，我们只不过是把从主席、总司令那里学来的本领，用在实践中去，出了一分力罢了。”这时周恩来走到毛泽东身边，说：“请主席带领大家到屋里来谈吧。”于是毛泽东跟几位领导人一同走进一间宽敞的会议室。
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于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在城南庄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人。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4月30日会议这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地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
毛泽东和中央其他几位书记都认真地听取粟裕的汇报，有的还在小本子上记点什么，不时地插话询问一些细节。有的领导同志发问，中原黄淮地区地形开阔，交通比较发达，你包围敌人一个军，敌人会利用公路、铁路、水路，甚至飞机，迅速调动5个军、6个军进行反包围，所以，在中原地区大量歼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粟裕笑道：“我说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不是指一次歼敌一个军或两个军，而是以华北、西北两大解放区为依靠，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次歼敌10万、20万，甚至更多。这样，敌人欲进行反包围，就必须要在短期内迅速调集50万、60万甚至更多的军队。如果蒋介石把五六十万精锐部队集中在中原黄淮地区，那么我们不但可以把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而且还可以把敌人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歼灭在长江以北。”
粟裕气势磅礴，语出惊人，句句风雷，又奇峰突起，会议室内一片寂静。显然，与会者都沉浸在思索、咀嚼粟裕刚才讲的“一次歼敌10万、20万，甚至更多”那一番未来情景中去了。
毛泽东点了一支烟，猛吸了几口，突然站起来，盯着粟裕问：“你是想把蒋介石450万正规军全部歼灭在长江以北吗？是这样想的吗？”说这话的时候，毛泽东眼里闪烁着奇异的光。
“不！”粟裕坦率地回答，“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只是想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歼敌，一次歼灭蒋军50至60万精锐之师，尽可能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这不仅更有利于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个战略目标，而且使我军今后渡江南进，在苏、浙、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遭受战争的更大破坏，在我军解放后容易得到恢复。”
毛泽东发出一声爽朗的大笑，只见他绕桌子走了一圈，然后连续说了三声“好！好！好！”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当即进行研究，最后一致赞同粟裕的意见，并作出决定：华野应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会同中野作战；同意一兵团在整训结束以后，4至8个月内，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加上其他3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当时，国民党军一个旅相当于整编前的一个师，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就是近10万人，相当于粟裕当时所能直接指挥的部队总数。由此可见，中央军委给粟裕下达的作战任务是相当重的。就在同一日，党中央把这一重要决定电告刘、邓和华东局。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将粟裕留下，告诉他：中央已决定，陈毅和邓子恢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大战在即，这个消息让粟裕太感意外了，粟裕非常着急，恳切地向毛泽东请求道：“陈司令员在华野的威望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华野。”毛泽东沉思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兼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但那边工作很重要，现在必须马上去！”“一定把仗打好，用战场上的胜利来回答中央、主席的信任和期望！”粟裕严肃地向毛泽东敬礼，表示决心。从此以后，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职务，担负起领导和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重任。
豫东、济南大捷后，粟裕适时地建议中央军委组织淮海战役
粟裕于5月8日离开城南庄，取道石家庄，于5月中旬回到华野驻地濮阳。一个月后，即于6月17日，发起豫东战役（豫东战役包括开封和睢杞两个战役，也分别称为“开封战役”和“睢杞战役”）。首战开封，只用五个昼夜，歼敌3万余人，并在阻援方向歼敌一万余人，共歼敌4万余人。这是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我军首次攻克并占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省会城市。接着，又于7月6日取得了睢杞战役的胜利。
在睢杞战役中，蒋介石为解区寿年兵团被我围歼的危机，竟先后调动了32个正规旅及1个快速纵队、1个交警总队，共出动兵力27万。为挽回不利战局，蒋介石竟亲自赴前线指挥和督战，但最终也未能挽回败局。整个战役，我军既打援，又攻坚，灵活机动。经过6天激战，我华野歼灭区寿年兵团团部、整编七十五师师部和第六旅一个团，接着又给增援的黄伯韬兵团以歼灭性打击，计歼敌5万余人，活捉敌兵团司令区寿年和整编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年。
睢杞战役，是战略决战的转折。周恩来亲自挥毫为党中央起草了贺电：“这一辉煌的胜利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正使我军更有利地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东野战军特种兵司令员陈锐霆和晋察冀军区炮兵旅旅长高存信时，用手比划着兴奋地说：“现在解放战争已经过了山坳了。”此后不久，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军事形势重大变化时，又特别指出了睢杞战役和随后取胜的济南战役，以及东北战场上其他几个战役的历史作用。
豫东作战，打乱了敌人在华东、中原战场上的防御体系，有效地调动了敌人。最直接的战果之一是粟裕指挥在津浦线上配合作战的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利用黄伯韬兵团回援豫东战场之机，举行了兖州战役，乘机歼灭了敌十二军等部2.7万人，一举解放了兖州，斩断了津浦路，使济南守敌陷入了完全孤立的境地。
粟裕审进度势抢抓战机，率华野主力暂别中原，返回山东，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八、九两月攻克济南”的指示，及时组织济南战役。9月16日晚，我华野对济南守敌发起攻击。经八昼夜连续攻击，于9月24日全部歼灭守敌十余万之（内有一个军起义），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以下国民党军将领23名，并且迫使临沂、烟台等地蒋军弃城而逃，山东全境除青岛等少数据点外都获得解放。
由粟裕所指挥的济南战役最重要的意义是不仅使华东、华北两大战略区联成一片，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并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加快了整个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历史进程。
就在9月24日凌晨，当“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在前线视察战场的粟裕在指挥所里向中央军委提出他在济南战役前就考虑了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建议即举行淮海战役，该战役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须加一个纵队）攻占两淮（淮安、淮阴），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华野）全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至扬州北援，则我军于两淮作战结束后，即举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尔后全军转入休整。”
粟裕建议的第二天，军委和毛泽东便答复：“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同时指出：“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伯韬）兵团将回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伯韬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
10月11日，毛泽东亲自写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当时粟裕从华野角度提出的淮海战役的意图，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两淮（淮安、淮阴）、海州、连云港一带，实际上还只限于华东战场。毛泽东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所规划的淮海战役，其规模要比半月前粟裕的设想大一些，但它的范围仍然在鲁南、苏北之间，还不是从华东到中原的伟大决战。这就是为史家所称的“小淮海”。但作为一次改变中国历史的战略决战——淮海战役毕竟在隆隆炮声中诞生了，而且被毛泽东、中央军委敏锐地捉住而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随着形势的发展，粟裕的思路越来越开阔。他想到，华野第一个作战围歼黄伯韬兵团于新安镇、运河一线，那么邱（清泉）、李（弥）兵团必定大举东援，若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集中兵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蒋军主力，是完全有可能的。于是粟裕于10月31日报告毛泽东、中央军委，建议由陈军长和邓政委统一指挥淮海战役。毛泽东、中央军委完全同意粟裕这一建议，于次日（11月1日）即电告中野、华野“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并且强调，“中野在徐州以南的行动“由陈邓临时决定”。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开始。一天之后，即11月7日晚上，粟裕与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彻夜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敌人可能采取的方针，权衡各种方案的利弊得失，认为必须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使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他们认为，很有必要把他们的判断和建议立即报告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和华东局、中原局。于是，粟裕亲自执笔，起草电报，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完稿时已是旭日临窗。他和张震郑重签名，注明发报时间：齐辰（齐辰即8日7时到9时）。很快，中央军委复电：
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 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军委
佳亥（9月21～23时）
这份电报表明，中央军委已完全采纳粟裕和张震的建议，下定决心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歼灭长江以北的蒋军主力于徐州及其周围地区。
当华野将黄伯韬兵团铁桶似也包围在徐州以东、新安镇以西碾庄圩并对其痛歼时，毛泽东于11日，信心百倍地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提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英明预见。当中原野战军于11月16日凌晨攻克宿县，全歼守敌，截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包围的捷报飞到西柏坡时，毛泽东、中央军委立即发电指示：“此战（指淮海战役）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这样，淮海战役便由“小淮海”演变为“大淮海”了。它不仅在兵力、指挥关系上发展到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而且在地域范围方面，也已拓宽到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薛诚）、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毫无疑问，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淮海战役五人总前委，是在采纳粟裕半个月前的建议（由陈、邓统一指挥淮海战役）的基础上形成的。
淮海一粟 奇功卓著
从中共中央决定采纳粟裕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提出用4至8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师）到淮海战役结束，正好是8个月。粟裕所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62个旅（师），是中央军委提出的最高指标（即12个旅）的五倍多，实现了粟裕当初关于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尽可能多地消灭在长江以北的战略构想。
淮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一个“剿总”司令部、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共55.5万人，而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4个兵团、18个军共44.3万人，占淮海战役我军歼敌总数的80%。淮海战役于1949年1月10日结束，1月21日，蒋介石即宣告“引退”，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从此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淮海战役成了蒋家王朝最终灭亡的一道“催命符”。
如果当年没有粟裕将军卓越的胆识，勇于承担风险，不唯上，一切从战局的实际出发，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及时地向中央力陈自己独到见解；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胸怀宽阔、虚怀纳言、从善如流，不失时机地采纳粟裕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那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也许就不会有浓墨重彩、极其辉煌的淮海战役的伟大篇章。
对粟裕的功绩，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