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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骚怪论:“公务110”意义有多大?

牢骚怪论:“公务110”意义有多大?

据《新华社》报道,山西省政协委员王万杰提出建议,设立一个类似“110”的通用电话,让广大人民群众都来监督政府、监督公务员。王万杰认为:“设立通用监督电话,便于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民族信仰、不同人群记忆使用;便于随时随地举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督。如果政府工作人员的公务行为,时时都能纳入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中,能够促进政府工作人员自律、自爱、自强;能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管理创新;能够促进政府认真履行职责,为民办事;能够进一步树立政府威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王万杰提出建议被形容为“公务110”,无疑,在当今政府行政信誉屡遭“质疑”的情况下,王万杰委员的这一建议也许有其“无奈期盼”之合理性。不过,只要理性分析行政体制改革的滞后性与权力观念的道德性后,就不难发现“公务110”的良好愿望,也许意义并不太大。

首先,行政体制改革的改革和创新已经进行了几年,不论是行政许可、行政监督,还是政务公开,既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又有组织的规章约束,不可谓不全面,不可谓不细致。然而,事实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政行为,仍就非常普遍。而不断发生的“群体滥权”想象和“群蛀腐败”现象,更让社会普遍感到不满和愤怒,进而造成了社会对政府行政信誉的“质疑”现象。究其原因,除了行政许可、行政监督和政务公开等行政行为始终是“自己给自己授权”外,“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督”的机制和渠道几乎不存在,或者就是虚设,类似作秀的监督电话在各级政府机构还少吗?而过去发生的类似监督而遭到打击报复的现象还少吗?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督”政府和公务员的愿望,事实上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一种理想的说法而已。

其次,“政府工作人员自律、自爱、自强”,这些都是道德层面的问题,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处在转型期的复杂社会,私欲的张扬和道德的混乱,成了社会的显性问题,传统的道德教育已经难以适应当今的利益博弈时代,而对“政府工作人员自律、自爱、自强”的道德要求,就显得有些过于理性化而不切实际,尽管道德要求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但却在“利益至上”的今天却意义不大,唯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法制社会建设,才是办法。

其三,由于法制建设的努力滞后和依法行政的观念薄弱,权力来源的“神秘化”和权力运行的“封闭化”始终都没有从传统的社会意识中消除,权力高高在上难以监督也是一种社会的“潜认识”,再加上“熟人社会”的“行政潜规则”根深蒂固原因,最终造成了“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督”政府和公务员的愿望,几乎难以实现。即便是“公务110”的建立,也未必会对“熟人社会”的“行政潜规则”产生多大的作用。相信“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千古世俗处事原则,很难调动起“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民族信仰、不同人群”对“公务110”的兴趣,也许会让一厢情愿的“公务110”,最终变得非常尴尬,意义不大。

有好的愿望和办法,有时候未必会取得好的效果,尤其是不适时机的愿望和办法,更是如此。实行了多年的电话号码“110”,既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快捷方式,更是一个正义的符号,早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不过,愚下认为,把“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监督”政府和公务员的愿望寄托在“公务110”上,美好的愿望和办法无疑是值得关注的,但由于上述的原因,这种关注也仅仅是一种关注而已,相信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也不会对“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多大的意义。
很好,有新意!已有的监督,形同虚设!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关键是政府对公务10的态度!
虽有新意,作用为零!好像在哗众取宠!
形式主义,什么都急,结果是,什么都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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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工作人员自律、自爱、自强”的道德要求,就显得有些过于理性化而不切实际,尽管道德要求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但却在“利益至上”的今天却意义不大,唯有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法制社会建设,才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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