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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重远:西安事变“幕后推手”

杜重远:西安事变“幕后推手”

  1936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令张学良和杨虎城闻名于世,可时至今日却鲜有人知,当年对张学良痛陈利害,劝他联杨、联共、一致抗日,并最终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初推动者,正是东北实业家、爱国主义者杜重远。

  由于种种原因,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竟被民众甚至学界淡忘。昨天,杜重远重返人们的视野,更首次成为学术研讨会的焦点话题人物。

  多位两岸三地和国际重量级专家学者(分别来自上海复旦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玄奘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大学等)8日聚首香港中文大学,围绕这位民国时代活跃于国共两党的人物,举行国际研讨会,探讨其事迹、缅怀其精神。

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的民主斗士杜重远。(资料图片)

  一、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

  杜重远是何许人?一位实业家又如何介入政治军事乱局,成了西安事变的幕后推手?

  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实业。“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通过参与新闻工作和创办《新生》周刊,鼓动民众抗日救国。后因“侮辱”日本天皇的《闲话皇帝》一文,使他身陷囹圄1年2个月,这就是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的“《新生》周刊案”。
  杜重远并未虚度狱中的日子。他写信给张学良,力劝张停止“剿共”,转而联杨、联共,一致抗日;又给杨虎城写信,盼东北、西北两军解除误会,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刑满出狱后,杜重远涉险赴西安面见张学良,反覆劝说。可以说,杜重远是促进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最初推动者。以致后来国民党以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人”为由,再次逮捕了杜重远。

  史料中可以找到有关记载。复旦大学资深历史教授吴景平告诉中评社记者:中共秘密工作者潘汉年当年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到,中共特别委托杜重远去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而杜重远对张学良的影响的确很大。

  杜重远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21世纪回首这段历史,仍有其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原校长王生洪接受中评社采访时表示:“杜重远的思想很丰富,他除了鼓动全民抗日、拯救民族之外,还有很多属于他那个时代的精神追求,比如对民主、公平、繁荣、社会进步的追求。其实,他一生追求的愿望,也恰恰是海峡两岸共同追求的目标。两岸能够找到这个共同点,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全国政协委员、台湾问题专家乐美真认为:“杜重远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尤其是对港澳台地区有其现实意义。”

 二、杜重远两位千金 香港圆梦

  在为时一天的研讨会上,两位着装靓丽的人物,始终备受瞩目。她们正是杜重远的两位千金--杜毅和杜颖。

  这姐妹俩从衣着发型到皮鞋手袋,全部一模一样。在过去6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们互相扶持,姐妹情深,至今皆为单身。她们形影不离,走到哪里都挽手而行,不时有默契地交换一下眼神,一切尽在不言中。

  这场研讨会,圆了姐妹俩的一个梦。

  近年来二人健康欠佳,特别是妹妹杜颖肾脏衰竭已到终末期,洗肾和换肾又都没有条件进行。“再为爸爸召开一次较全面,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让他的爱国深情,救国事迹,留存后世,”就是她们的迫切愿望。而此次由牛津大学Rana Mitter教授发起、香港中文大学联合组织的研讨会,让她们如愿。

  姐姐杜毅在研讨会上介绍了其父感人事迹的点点滴滴:“即使订婚之日,他买的家具也是黑色的,以志国难当头……爸爸离开我们时,我刚会走路,弟弟还不会说话,妹妹尚在妈妈腹中。我对爸爸的记忆:一天,爸爸抱我出门,天正下雨,他撑开一把伞时对我说:‘祖国就像这把伞,它能为你挡风遮雨,但你也要好好爱护它’。”

  杜重远一生短暂艰难,历经坎坷磨难,15岁就开始忧国忧民,虽有锦衣玉食,却未有一日安心,后来在新疆遭军阀盛世才杀害,殉难前夕,他勉励爱妻说:“离散了一家,团圆了万家。”

  三、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经历之前,杜重远其实是“实业救国”的实践者。

  斯坦福大学胡佛中心的郭岱君教授和台湾传记作家王丰,各自针对杜重远的这一段经历,在此次研讨会上提交了文章。据介绍,杜重远在留学日本期间,亲眼目睹了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展现的各种社会改革成果,认为这些长处颇值得中国借镜学习。回国后,他首先在沈阳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制陶工厂。1927年,他又把砖厂改建为瓷器厂,逐渐发展成中国民族资本经营规模最大的一家窑业工厂。年轻的杜重远成为东北工商界领袖之一。

  此后,杜重远结识了张学良。有一次,张学良到杜重远开办的工厂参观,发现他很有有西方的创新意识,工厂也有许多革新措施,对杜重远的抱负见识备加赏识,故结为知交。

  在此期间,杜重远继续参与抗日爱国运动,宣导用国货,抵制日货,不遗余力。“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杜重远参加了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发起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后来,他更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各地宣传抗日救亡,公开讲演凡六十余次。他还在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发表多篇爱国文章,唤醒民众,积极抗日。在上海,杜重远与邹韬奋、沈钧儒、胡愈之等人,认真商讨推动救亡运动事宜,主持上海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提倡发展国货工业,从经济上实际抗日。

  他的抗日爱国事迹,繁此种种,难以备述。

  时间跳到西安事变之后。1939年,杜重远任新疆学院院长,他聘请茅盾,萨空了、张仲实等人任教,还延请赵丹、高滔、于村、王为一等人从事文艺宣传活动,并在内地购买了被称为“文化列车”的3卡车书籍。

  1944年6月,杜重远遭盛世才杀害。据说盛世才派人在食物中放毒,使他肠肺烂穿,大量呕血便血,然后又令人给他注射两支烈性毒针,将其运至东花园数丈高墙上,再从墙头推下杀害,并毁尸灭迹。杜重远的遗骨至今没有找到。

  杜重远的事迹感动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他的牺牲也令人扼腕。乐美真把杜重远短暂的一生,概括为五个阶段:为国学习、为国创业、为国救亡、为国育人、为国捐躯。
 “他的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具有现实意义: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他提倡办实业救国,在继承传统文化之余,也要学习国外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先进管理经验,同时也不忘记我们的文化传统。”乐美真认为,杜重远这种“兼收并蓄”的爱国精神,应该被继承和发扬。

  四、“知耻方可以言勇,明耻方可以教战”

  杜重远一生最辉煌的时刻,是与“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自己创办的《新生》周刊上,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文章,这些文章热情洋溢、短小锋利,影响颇大。他的名字也曾于3、40年代在中国风靡一时。

  在一篇题为《明耻》的文章中,杜重远这样写道:

  “常见许多名流要人,天天谈话,教训别人应知羞耻。他们以为穷人做小偷儿,是可耻的,而卖国分赃却不可耻。妓女接客是可耻的,而达官贵人,暮夜夤缘,却不可耻。在马路旁高喊老爷小姐,向人求乞是可耻的,而在租界里,洋房汽车,娇妻美妾,拿老百姓汗血,任情享用,却不算耻。

  “这就是因为各人身份不同,时代不同,所以以无耻为有耻,以有耻为无耻。只有大家认清楚了:出卖大众利益的,高官厚禄,以剥削民脂民膏为生的,方是人世间的奇耻大辱。靠自己的汗血,过清苦廉洁的生活的,却是世间唯一知有羞耻的人。这样时代方能有进步。知耻方可以言勇,明耻方可以教战。所以知耻明耻最要紧。”

  这种深刻犀利的文字,放在当下,难道不一样是刺向社会弊端的一把利剑?

  正因此,杜毅才会有这样的感概:“将爸爸的遗事放在国际论坛研讨,更具有广阔而深远的意义。希望爸爸‘大公无我’的爱国情操,对当前“物欲横流”的遏止,能起到一点良好的作用。”
  五、杜重远秘闻 将陆续曝光

  杜重远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的民主斗士。可惜,这位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物,现在却几乎被人们淡忘。

  近20年来,大陆方面涉及杜重远的研究专文只有15、6篇,台湾的相关研究甚至接近空白。有关杜重远的资料,目前仍然分散在不同地方,包括上海和日本的档案馆。

  这次研讨会将成为一次契机,使杜重远重新进入历史学者和普罗大众的视野,令那段风尘的故事重见天日。据了解,复旦大学即将成立一个杜重远文献资料研究室,对这位“反帝制、反独裁、反侵略、争民主、重人权”的人物,展开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关杜重远的更多秘闻,有望陆续曝光。

  此举将为抗日战争史和国共合作史,补上重要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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