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阎红彦上将
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阎红彦上将
在57位开国上将中，阎红彦在军队中的职务并不是很高，而且授衔时已在地方工作，按照中央的规定，已在地方工作的同志不再授衔，如邓小平、谭震林等许多同志。但阎红彦作为陕北红军的杰出代表，被授予上将军衔。阎红彦，1909年10月26日生于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是西北工农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阎红彦16岁就加入中国*，历任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陕甘游击队大队长、总指挥，红30军军长，警备第1旅政治委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2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行署主任，川东军区副政委，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部队第一政委，党的八届候补中央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阎红彦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做法极为反感。1957年1月8日凌晨，阎红彦在昆明饮恨自杀。阎红彦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第一位被迫害致死的省委第一书记，也是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开国上将。
赴莫斯科学习军事，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系的密码安全送达陕北；东渡黄河，阎红彦将渡船问题顺利解决，受到毛泽东盛赞
阎红彦出生在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1927年10月参加清涧暴动，失败后在陕北、晋西一带进行兵运工作。1930年后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的指示，率领一部分武装在汾阳、孝义、中阳地区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春与吴岱峰等人创建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任副大队长，与吴岱峰率部西渡黄河来到陕甘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副总指挥。阎红彦是陕甘晋红军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1932年底受“左”倾路线排挤离开游击队赴上海学习。1934年7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阎红彦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华北和西北的情况。接到命令后，阎红彦从上海出发，闯过几十道封锁线，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0月份到达了苏联莫斯科。在苏联，阎红彦先后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和苏联红军陆军大学附设的共产国际军事研究班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由于上海中央局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联系。1935~4月，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尽快恢复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地了解和指导中国革命，特派阎红彦带着密电码回国。密电码由英文字母编排，阎红彦不懂英语。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废寝忘食，用极大的力气，背熟组编的电码。由于提前回国，阎红彦未能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4月下旬，阎红彦从苏联起程，进入我国新疆后，又乔装打扮成富商，骑着骆驼，载运着毛毯和灯心绒，经伊犁、迪化(乌鲁木齐)辗转来到兰州、宁夏、绥远。但因国民党封锁严密，阎红彦不知道中央红军的确切地点，不得不到北平打探消息，后又到洛阳、西安。最后终于在西安听到一些陕北红军的消息，于是想方设法来到陕北根据地。这时，中央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北。阎红彦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1935年12月25日，阎红彦在瓦窑堡见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带回来的密电码。
1936年2月，党中央决定组织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抗日前线。渡河以前，党中央派阎红彦组建黄河游击师，并任司令。黄河游击师任务艰巨，担负着警戒黄河沿岸清涧、延川、延长一线的任务，保卫驻在瓦窑堡的党中央和陕北省委。党中央还命令阎红彦协助周恩来为红军东征抗日准备渡河船只。由于地方军阀长期搜刮掠夺，陕北百姓非常穷苦，后勤准备工作的难度很大。尤其是阎锡山害怕红军渡河侵犯自己的地盘，把全部船只拖到了黄河以东，因此，解决渡船成了头号难题。阎红彦与清涧等地方党的负责同志组织和动员群众日夜造船，成立了水手工会，对船夫进行思想教育和训练。同时，阎红彦还领导游击师协助地方筹粮、筹款，发动群众做军鞋等。经过阎红彦等人的努力，渡船问题顺利解决。
毛泽东后来曾谈道：“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东渡黄河的时候，渡船的解决，主要是靠他。阎红彦同志主动承担这个任务，他解决得很好，解决得很快，因此，红军能够顺利地完成东征抗日的任务。”
1936年2月21日，阎红彦奉命率黄河游击师从河口东渡，先后占领了义牒镇和隰县的午城，拆毁了沿河敌修筑的碉堡，配合兄弟部队攻占了大宁县城，并在石楼、永和、大宁、蒲县、隰县、中阳一带围歼敌人，有力地保障了东征红军与陕北苏区后方的通道。不久，黄河游击师奉命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0军，阎红彦任军长，蔡树藩任政委。红军东征取得节节胜利，为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实力，1936年5月5日，红军回师陕北。“西安事变”后，党派阎红彦到西安杨虎城的部队从事统战工作。1937年2月，阎红彦奉调返回部队，仍任30军军长。
整风运动中，同高岗展开斗争，高岗怀恨在心；高岗反党阴谋败露后，毛泽东说：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30军改编为警备三团，阎红彦担任团长，杜平任政委担负河防任务。后来，警三团、四团、炮兵团合编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文年生任旅长，阎红彦任政委，南下驻防甘泉、富县一带，守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开始，阎红彦带职到中央党校学习。阎红彦光明磊落、耿直刚强的性格，在与高岗的斗争中表现得非常鲜明。1942~a9月，中央决定同年10月召开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以总结边区党的历史经验，确定今后的基本任务。一天晚上，担任西北局书记的高岗找到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阎红彦。高岗先是封官许愿：“前几年陕北干部议论过成立陕北师的事，现在还是应该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由你作师长，我作政委。”阎红彦义正词严地说：“成立陕北师的意见，不是向中央反映过了吗。中央决定不成立，大家都没有意见，现在你又要成立陕北师，是要弄个115师、120师、129师那样的地位吗?”高岗慌忙换了话题，接着说道：“西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不就是子长、志丹、你和我创建的嘛!”
原来高岗是要求阎红彦作伪证，证明他是红军陕甘游击队的队委，在临镇战斗中他临阵脱逃是被人绑架走的。阎红彦听后，马上严正地指出：“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陕甘游击队的领袖。你的历史我知道。组织晋西游击队时没有你，成立反帝同盟军时没有你，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你只是三支队二大队的政委，不是陕甘游击队的队委，那时候你没有负责任。在临镇战斗中，你火线上当了逃兵，大家都很气愤。队委会决定开除你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按当时游击队的纪律，叛逃者抓回来是要枪毙的。后来你回来了，编造了一套谎言。当时，我任游击队总指挥，考虑到你是自己回来的，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刘志丹要你立功赎罪，队委会决定让你到一个游击小组去当战士。” 高岗见阎红彦不给他作伪证，恼羞成怒，倒打一耙，利用自己中共西北局书记的职权，在西北高干会议上诬陷阎红彦“对他造谣、陷害”，并且无中生有地反诬阎红彦有野心，说阎“企图组织陕北师，向中央夺权”。关于成立陕北师一事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陕北军事干部(包括高岗)在一起议论，大家说，一方面军有115师，二方面军有120师，四方面军有129师，陕北红军也应编一个师。阎红彦曾向上级反映过，这完全合乎组织程序。高岗在整风运动中把它提出来，完全是别有用心。
1945年，阎红彦被选为代表出席中国*的七大。当高岗在会上被提名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阎红彦根据对高岗多年的了解观察，认为不妥，直接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但受到了误解和批评。高岗在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阎红彦再次以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了“几条意见”，指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不可信赖，希望党中央注意，并要求中央记录存档。事后，阎红彦主动向高岗本人说明此事，希望他改正。高岗却对他更加怀恨在心，和康生勾结起来，在1945年7月第二次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整阎红彦，阎红彦始终没有屈服。高岗指定人揭发阎红彦，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于是康生在会上宣布：“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高岗还对人说：“我原来要阎红彦当边区保安司令，因为他和我闹别扭，没让他当。”
1954年，高岗反党阴谋被揭露，党中央查阅了当年阎红彦要求记录存档的原始档案。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充分肯定了阎红彦同高岗进行的斗争。周恩来说：“历史证明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正确的。”
1958年3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时，毛泽东还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公开道歉，说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毛泽东说：“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解放战争中率晋冀鲁豫3纵屡立战功；阎红彦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党的“七大”结束后不久，阎红彦奉命调晋冀鲁豫野战军工作。1945年9月，阎红彦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3纵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邯郸战役。不久，阎红彦被任命为第3纵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阎红彦作为3纵首长之一，与司令员陈锡联、副司令员曾绍山三人共同指挥了这支部队。陈锡联后来回忆说：“红彦同志是从战争中打出来的干部，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经验。自卫反击战开始，我在生病，坐着担架指挥，红彦同志不让我到前面去。以后，我住院，动手术，三纵部队就由他和曾绍山同志指挥。阎红彦和赵兰田同志带领部队插到敌人后面，活捉了敌师长赵锡田，对全歼国民党整三师起了重要作用。打汤阴，打快速纵队、打龙风战役，他都和曾绍山合作得很好。我回部队后，指挥纵队作战，主要是我们3个人。”
当全面内战爆发以后，作为主力的3纵队比起其他兄弟纵队来，仗打得不算理想。阎红彦经过调查研究，向纵队党委提出，在部队开展反对“和平思想”的教育工作。纵队党委同意了这个意见，并作出了决定。这个工作就成为带动一切环节的纽带，显示了它的威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老婆、孩子、热炕头”等旧思想受到了批判，老大、疲塌、松懈、涣散的作风受到了抵制，集中优势兵力、火力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得到了贯彻。以后3纵打的仗，一个比一个打得漂亮。3纵的这个经验，立即受到刘伯承、邓小平首长的表扬。
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刘、邓大军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越过淮河后，陈锡联、阎红彦奉命率3纵队开赴皖西，扫除地方保安团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10月下旬，大别山进入深秋，寒气袭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十几万大军此时仍然穿着单薄的衣裳。党中央原打算从晋冀鲁豫根据地送棉衣或送银元来就地采购，但是，千里迢迢，封锁重重，难于解决。刘、邓报请中央，决心自己设法克服困难。3纵队领导会泌上，陈锡联问阎红彦：“你能不能和资本家打个交道，不管白布、花布，只要能穿，有个夹衣也好。”会后，阎红彦在六安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做商人和资本家的工作，很快筹借到大量布匹和棉花。同志们用竹鞭、树条制作的弹弓弹棉花，用稻草灰染出灰布，全军上下，自己动手，不久，战士们都穿上了新棉衣。陈锡联说：“穿衣是当时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仗打不好，站不住脚，没有棉衣，过不了冬a阎红彦为部队做了件大事。”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大别山的部队，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剿”，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奉命改编为中原野战军。11月6日，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打响了。战役的第一阶段，3纵奉命阻击从蚌埠向北增援的国民党军。其后，陈锡联和阎红彦各率一部，于11月15日攻克宿县，歼敌一个师，切断了徐州与南京的联系，使解放军完成了对徐州大包围的态势。战役的第二阶段，在围歼黄维兵团的战斗中，陈锡联奉命统一指挥3纵和1纵，阎红彦和刘昌义为前线指挥。
哪里战斗打得最艰苦，阎红彦就到哪里。有一次，他到前沿阵地七旅去视察，指挥战斗，敌人排子炮打来，警卫员机智地将他按倒在地，卫生员立即上担架，准备抬他，见他还活着，好端端的。阎红彦嘿嘿一笑说：“还是我的命大!”
淮海战役结束后，阎红彦由于劳累过度，突然白了一块头发。邓小平曾经和阎红彦的夫人王腾波开玩笑说：“老阎像伍子胥一样啦!没关系，以后还会变黑的。”
淮海战役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二野挥师西南，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阎红彦兼任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2月，中共川东区委和川东行署成立。阎红彦任川东区党委副书记和川东行署主任。1952年起，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部队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膺“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