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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沦陷后，成立于1935年的中央信托局(国民政府金融体系重要机构之一，专门为政府办理信托保险与官方采购等业务)部分人员撤往汉口、重庆，总局机关则迁往香港，在汇丰银行大楼租了20间办公室。其时，除局长叶琢堂到港外，还有国民政府驻港外交代表俞鸿钧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身份兼视该局重要事务。
　　宋霭龄与孔令侃的“母子店”
　　因中央信托局是孔祥熙任财政部长时的下属机构，故宋霭龄长期以来对中信局大小事务颇多染指，最终索性让孔祥熙以中央信托局理事长的身份，手令其大少爷、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直接掌握业务与用人大权。
　　中央信托局迁港后，宋霭龄亦随之抵港。她决定将孔令侃从重庆调来香港，以便让他在远离重庆的情况下，利用中国驻港机构群龙无首的局面独立工作，为日后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窜升积累政治资本。
　　孔令侃到任后，自恃是中国第一豪门的阔少爷，大权独揽，独断专行。不但中央信托局的大小事务全凭孔令侃圈点裁决，就是中央银行、交通银行的驻港业务他也要插手过问。对此，叶琢堂、俞鸿钧等均显得谨小慎微。当时中信局的主要业务是办理保险、有奖储蓄、信托、购料、运输等。这些都是抗战时期黑幕重重的领域，最终都成了孔家侵吞国家资财的主要渠道。
　　中央信托局在香港除了以上公开的一些业务外，还有一条秘密战线，即与德国的特殊贸易。当时因抗战需要，国内急需购买大量军火，孔令侃遂通过孔祥熙、宋霭龄向蒋介石申请办理购买军火业务。
　　德国是战前中国主要军火供应国，这条渠道在抗战爆发后依然存在。但受制于英美方面的压力，中德军火贸易不便公开进行，却仍在暗中交易。另外，当时德国几家大商行急欲在中国日军占领地收购土产或其他物资运往德国，以抵充贷款。于是孔令侃在宋霭龄支持下，于中央信托局设专门机构，在内地代德国洋行收购桐油、猪鬃、矿砂、药材、蛋品等战争控制物资，从中牟利。因为这些贸易活动均要避讳英美和日本，所以搞得非常神秘，鲜为人知。中央信托局也因此成了宋霭龄与孔令侃在香港的“母子店”。
　　“黑户口”秘密电台
　　由于中央信托局业务的特殊性和秘密性，故其在香港设有秘密电台。
　　1939年夏，美国政府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的存款。当时这一决定由美国驻重庆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秘密传达。孔祥熙闻知后，随即利用时间差，与宋霭龄、孔令侃控制的秘密电台联系，通告了这一秘密情况。随后双方电台即为采取对策而频繁联系。
　　当日下午，宋霭龄在香港半山公馆召见亲信赵季言，指令他明天即飞往美国把孔家在美国的存款全部化名转移。赵季言不辱使命，赴美将事情全部办妥。
　　第二天，重庆正式公布中国私人账户在美国被冻结的情况，外汇市场大为波动。有些银行措手不及，严重影响资金周转。就连上海商业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也因未及所闻，致其在美存款400万美金也被冻结。孔家由此全面掌握了中国外汇管理的大权，一些有外汇存款的商业银行，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他。
　　这部电台，几乎每天都与重庆孔院长官邸秘书处直接联络，除了随时报告香港及国外外汇、金银、公债证券、美国股票行情以外，也搜集香港重要人物的生活言行、香港媒体的重要新闻和相关消息。当时有数名报务人员译成专用密码昼夜拍发。
　　当时国内机构被允许在港设立电台的仅有3家，即：代表国民党财政当局的中央银行，其电台设在罗湖深圳边界；军统所辖西南运输处，因其与英国情报机关有直接联系，故其电台被允许设在香港西环海岛上；其他一些机关、银行与国内电报联系，则通过交通银行在香港公开设立对外营业的中国电报局的电台拍发，自然其保密性能就谈不上了。
　　孔令侃这部秘密电台属于私自设立，并未得到港英当局的许可，属典型的“黑户口”。但“黑户口”的电台却成了香港与重庆的热线。它一方面反映了孔大少爷的张扬个性，对港英当局并不买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宋霭龄、孔令侃为发战争财而不计后果，铤而走险。然而好景不长，正是这部电台给孔令侃带来天降之祸。
　　秘密电台令港岛哗然
　　香港这部秘密电台频繁的活动规律随即为日本人所掌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香港虽然是个“世外桃源”，相对平静。但各种政治、军事力量在香港的秘密角逐却惊心动魄。尤其是日本在香港潜伏有大量间谍，从事各种情报活动。孔令侃这部秘密电台的活动，自然未能逃脱日本间谍的注意。
　　日本军事当局获悉情报后非常吃惊，但由于电台位置在香港，不便直接干涉，故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港英当局施压，称如允许甚至纵容这样的间谍电台存在，即是一种与日本为敌的行为。
　　香港警务处很快查到这部黑电台的后台是中央信托局的孔令侃。香港警务处决定查抄这部电台。
　　这天，香港警务处出动大批警探人员，很快即查抄到文件、密码本、电文底稿和电台。孔令侃心腹亲信钱起凤、申剑秋等数人被带走。次日，香港报纸以醒目的标题称在岛内破获一个所谓秘密间谍情报电台，并已获得全部案卷、证词、证物等。在香港破获秘密电台以及案情的公布，令整个港岛为之哗然。
　　港督杨慕奇对此案亦极为重视，要求警务处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为此，警务处除没收电台外，还拟将与此案有关的孔令侃等数十人驱逐出港。
　　港英当局这一着，大出宋霭龄、孔令侃母子意料。母子俩唯恐中央信托局将因此在香港彻底垮台，故连夜紧急商量对策，一方面委托律师办理罚款与交保手续，先把几位亲信保释出来；另一方面托军统在港人员出面向英国情报机关疏通，再向港警头目大量行贿，以求大事化小。
　　因此案涉及孔、宋家族和中国政府机构，港英当局顾虑到众多因素，又不便把文章做得太大，于是将全部案卷送交中国政府驻港代表俞鸿钧，并明确表示孔令侃是港英当局不受欢迎的人，不希望他继续留在香港。考虑到孔令侃的特殊背景，故不予驱逐，让他自由离境。
　　俞鸿钧这时正在极力巴结宋霭龄和孔祥熙。接到港英当局的通知后，他先到半山公馆向宋霭龄请求机宜。在与宋霭龄斟词酌句地商量好了报告的措辞后，俞鸿钧正式向蒋介石和重庆政府外交部作了汇报。
　　蒋介石知道此事绝非如俞鸿钧在报告中讲的那样简单，以孔令侃的地位和出身背景，一般问题绝不会弄到英国人大动干戈而不能容他的地步。于是蒋介石在俞鸿钧报告上批示，要孔令侃回重庆向有关方面报告一切。
　　宋霭龄得讯后，知蒋对此事的态度很认真，恐怕不能善后。因孔令侃私设电台，搜集和掌握重庆政府与国外的各种机密情报，事涉政治上最敏感的问题。如果孔令侃就此回国，极易被政敌抓住把柄，借此进行反孔。不得已，宋霭龄只好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将孔令侃送到美国哈佛大学读书。至于重庆方面，只有靠孔祥熙和俞鸿钧妥为应付了。
　　这年秋天，孔令侃黯然离开香港赴美国暂避风头。孔令侃这一走，自然使宋霭龄在香港苦心经营的“母子店”垮坍了。1941年底，当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时，宋霭龄匆匆登上飞机，带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香港，飞抵重庆……
　　孔令侃（1916年12月10日－1992年）是孔祥熙和宋霭龄的长子。
　　1933年，孔令侃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36年大学毕业后，任财政部特务秘书，随后进入新成立的中央信托局。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中央信托局撤往香港，孔令侃任常务理事，主持业务。1939年，港英当局查获其秘密设立的电台，将其逐出香港。于是孔令侃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留学，途中在马尼拉与盛升颐前妻结婚。1943年蒋宋美龄到美国访问，孔令侃担任秘书。抗战结束后，孔令侃回到上海创办扬子公司。1948年，国共内战后期，中国出现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政府进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到上海督导经济管制，以铁腕手段抑制物价，查封孔令侃的扬子公司，由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干预，受到挫败。此后，孔令侃将资金转移到海外，本人定居美国。宋美龄到美国后，住在孔令侃在曼哈顿上东城为她购买的公寓内。1992年，孔令侃在纽约去世，年76岁，无后嗣。
　　俞鸿钧（1899-1960年），以字行，广东新会人，祖辈在江门开设杂货行，父在上海经营猪鬃厂。
　　俞鸿钧少时在上海读书，后毕业于民生中学，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攻读，其间担任学校办的《约翰声报》总编辑。1919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后在上海任英文《大陆报》记者。
　　1927年初，广东国民政府迁武汉，俞往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英文秘书。数月后辞职返上海，先后任上海市政府英文秘书兼宣传科科长、《市政周刊》主编、代理财政局局长、参事室参事、上海市政府代理秘书长、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上海市长、等职。
　　1937年７月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形势紧张。当时俞任市长，适坠马折断左臂，但仍带伤处理市政。８月上旬，日军制造“虹桥事件”，挑起战端。俞往返多次向日本驻沪总领事及日本驻沪海军头目提出严重抗议，并指斥他们破坏停战协定行为。“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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