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少爷

　　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博士生导师。1935年生于江苏南京。1965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国家气象中心主任。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期从事天气预报和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工程建设和科研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与北大、中科院大气所合作，研究建立了我国短期数值预报业务系统。“七五”期间研制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中期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1992年到1994年相继组织安装了我国最大的巨型计算机银河－II、CrayC90，并设计构成二个互为备份的计算机体系，保证了预报业务的发展与稳定运行。“八五”期间研制了我国的台风与暴雨数值预报系统，1996年投入了业务。“九五”期间主持了“并行计算在数值天气预报（NWP）中应用”科研项目，完成后极大地提升了我国NWP业务预报水平。其主持项目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二等奖三次；2001年获何梁何利奖，2004年获中国气象局科学技术贡献奖。国务院应急办专家组成员、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委员、国家环保部两委委员、空军科技顾问、北京气象学会理事长。


　　以前每次经过北京白石桥附近的国家气象中心时，总觉得那里是一个神秘的所在。作为一门自然科学，气象与日常民生紧密相连的是每天的天气预报，气象学家们根据大气、云层、涡旋、气流复杂的构图，测算出未来几个小时甚至几日的天气情况，为人们安排生活和工作提供天气预报信息。


　　这次因采访李泽椿院士的机会，平生第一回走进国家气象中心的大楼。在几个小时的长谈中，关于大气科学本身，关于李院士的科研生涯，以及由其个体生命历程中折射出的中国大气科学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于我，以及那些和我一样对中国气象历史知之不多的读者而言，犹如开启了一道历史的大幕。这大幕的背后，有中国气象历史发展的辉煌，有和西方大国斡旋争斗的刀光剑影，更有无数中国气象科学工作者的辛劳和心血。


　　“我的运气一直很好”


　　在正式进入谈话之前，就所从事的科研工作，细心的李泽椿对我这个“外行”做了一番解释和界定，算是这次采访的“入题话”。“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在大气科学工程化中做了一些工作”。气象因为没有国界，涉及的面很广，诸如如何组织大气探测，探测来的资料如何传输，如何经过处理加工，变成老百姓所需要的天气预报信息，如何发布出去，让老百姓和政府接收，做到有效预防天气灾害，并且利用天气的变化情况搞好生产。提供准确的天气预报信息之外，还有一个做好服务的问题。这就使得大气科学必须工程化，要建立起一套探测系统和加工系统。李泽椿所处的工作环节是最后的处理加工系统。“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在最后做预报环节上最主要的一点——数值天气预报”。


　　的确，我们回头来看他的科研生涯，每一个重要的人生关口，每一次重要的科研成就，无不和天气预报相关，无不和现代化业务系统的建设相关。作为项目的组织者和主要完成人，在几十年的气象科研工作中，李泽椿率领广大科技人员，建成了我国首个短期（1到3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并相继组织建立了国家级中期（3到10天）数值天气预报系统、有限区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台风路径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使得我国的数值预报业务形成规模，跻身于国际气象学大国之一。


　　“我开始做这个工作，在国家气象中心，当时只知道努力地一步一步去做，现在回头去看觉得确实挺重要的。”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李泽椿和他的科研团队，首先是推动数值天气预报系统的建设，构成应用部门的系统，形成自动化。第二，从研究范畴跃进到业务范畴。第三，预报员在思维方式上转向科学化。


　　李泽椿将自己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天时、地利、人和、己为”四个方面的因素。他说，他所从事的是国家、人民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是为天时；碰到好领导，给了创新性的任务，给了信任和实现的条件，此为地利；人和，他跟同学同事的关系很好。当年李泽椿在职权范围内，破格将一些没有学历和外文基础但实际业务水平很高的工人评上工程师，至今还为人感念。己为，“凡事尽力去做”。在北大念了10年书，虽然处在动荡的年代，但还是利用间隙学了不少知识，学会了分析问题、抓重点，也养成了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敏锐性。这些，在他整个的科研生涯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在这个领域后来成为院士，周围人认为我做了不少工作，我觉得自己是非常顺利地进到这个状态，没有受到挫折，反右、文革，我都没有受到冲击。”诚然，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上，他都平安顺利地度过，有时有惊，但好在无险。这，也应了他本人在访谈中多次重复的一句话——“我的运气一直很好”。

光光小仔

李泽椿出生、成长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清悚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和陈鹤琴的学生。李泽椿幼年时，父亲任南京市第一中学的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父亲携家小，带着一中的师生迁往四川，并随后与内迁的另外几所学校合并，创办了国立二中。曾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李锡铭、气象学界著名院士陶诗言、建筑学界泰斗吴良镛等人都毕业于该校。刚到四川时，李泽椿才两岁多，念小学时，因为生病，没能及时报上名，但他跟着在读的表姐学习，没想到在学校测试了几道题目，就报上了二年级。回忆起近七十年前“人生中的第一个顺利”，李泽椿很开心，陶然。

在北碚的那段童年生活，给李泽椿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其时，国民党在重庆成立教科书编辑委员会，梁实秋任主任，李清悚为副主任。但梁实秋是文人，长于写文章，编委会的主要工作还是落在对中小学教科书熟悉的李清悚身上。李泽椿还记得小时候常随同父亲一起去雅舍玩的情景。在北碚，他见过音乐家马思聪，喜欢听他的《思乡曲》。后来，父亲担任教育部下属的教育电影制片厂厂长，因为大人们工作在一起的关系，他和冯四知、孙瑜的孩子也经常在一起玩。

抗战胜利，1946年李泽椿全家回到南京。因为四川的乡村小学教学一般，回南京后报考南京一中时，他的成绩不理想，最终只得以备取生身份录取。刚安稳两年，因为父亲不愿随同所服务的机构迁往台湾，遂于1948年全家转往上海。

1951年，国家提出“军队要知识化”，号召学生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感召下，李泽椿报名参军，分配到成都气象干校学气象。因为自己本来就有学气象的意愿，李泽椿心里很高兴。其时，国家仅在江苏丹阳、长春、北京、兰州和成都设立气象干校。在成都，李泽椿先是学了5个月的政治，紧接着是4个月的气象观测学习。学好了本领，一心报效祖国的热血男儿们都争着要去最艰苦的地方西藏。

当时，国家在气象方面的局面是：国民党退走之后，内地只剩有五十几个气象站（今天已有2600个），根本反映不了全国的气候变化，大量建站成为当务之急。因为条件（要政治过硬，身体素质好）不够，李泽椿没去成西藏，随即于第二批去了西北，在兰州气象干校当助教，辅导学员观测。5个月后，一心想转战新疆的李泽椿又接到新的任务——到汉中略阳县建站。因为空运物资到西藏经过略阳，要保证航线上的天气。李泽椿回忆1952年，他和两个北京去的学通信的学员一起，每人背着一支枪，雇当地农民用独轮车推着装备，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走了整整四天。略阳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秦岭的南麓，经济落后，生活非常艰苦困难。

刚开始时生活尚可。街上可以买到熊掌，市价2万块钱（约等于今天的2元）。鸡蛋相当于现在的一分钱一个（当地盛传有麻风病，据说麻风病人不能吃鸡蛋，所以很便宜）。地方小，一个县城，两三天才宰一头猪。李泽椿和同事们合并每个人的夜餐费1800元，就能把猪下水买来好好美餐一顿。但好景不长，很快开始建宝成铁路，铁道兵进驻，物价涨起来，吃的东西也少了。

物质生活的贫乏和艰苦没有消磨李泽椿的学习和工作热情。他觉得预报天气有意思，一心想当预报员。上海的同学都考上了清华、北大、北航这样的名牌大学，他心里想上大学的念头也变得愈加强烈起来。值班时，挂上窗帘睡会儿觉，他就起床复习高中课程。实际上，李泽椿说当时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考大学的机会，但总觉得学习知识好，就这么准备起来了。

命运再一次眷顾于他，李泽椿的“好运气”来了。1955年，北京气象干校在原有训练班的基础上，升格成为3年制中专——北京气象学校（隶属于中国气象局），从各省“调干学习”。因为工作表现好，李泽椿成为陕西省两名抽调上去的“干部”之一。当时很多人觉得没意思，打退堂鼓回去了。李泽椿“关键时候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但留下来了，还抓紧时间大量做物理学习题，这在一年后他考大学时充分发挥了作用。

1956年，因为生源不够（当年计划招11万大学生，而中学毕业生只有9万），国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这个消息让李泽椿兴奋不已。他连着写了三封信给领导，但都没有回复。没办法，只能徒然心焦地等候。周末那天他从中医研究院的姐姐家回来，随手抓了份报纸，一眼瞥到上面登载的礼拜一高校报考截止的消息，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找到学科的张景新主任，在张的努力下又连夜找到中央气象局的领导，促使其做出同意的批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