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是讲述冷战时期历史和故事的军事小说，但这本书并没有被严肃的历史所束缚，文中很多扣人心弦和有趣的故事层出不穷。
“超现实的笼子”出自已故匈牙利作曲家捷尔吉 利盖蒂。这位最了解西柏林的人把这个半城称为“超现实的笼子”，意指一个奇怪的监狱。但有悖常理的是，那些被监禁的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不仅在言论和人身上获得的自由，甚至连性文化以及另类的生活方式，西柏林政府都给予了很大的宽容。
赫鲁晓夫想象的“自由城市”
自柏林墙建成以来，金钱不断的涌入西柏林，新的建筑项目鳞次栉比。布达佩斯大街上非常现代的欧洲中心大厦，让人联想起“小曼哈顿”，重要的是，西柏林人的心理也发生了变化。
和以前相比，英、美、法三国负责了西柏林的安全，保证了他们的自由，而人们也习惯了柏林墙的存在，似乎不再恐惧。西柏林人一方面喜欢依靠西方盟国的保护，尤其是亲美，另一方面不再对美国言听计从。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西柏林经常有示威活动，抗议保护国美国，因为当时美国正在遥远的越南推行血腥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西柏林已经和赫鲁晓夫1958年想象的那个“自由城市”非常相似了。
自由的在东德旅行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乌布利希死后，特别是西柏林和两个德国地位的协议达成以后，柏林墙被大范围加固。这反到促成了两个德国之间的稳定以及两国之间常规旅行的标准化。
和往常一样，大多数旅行还是单向的，都是西柏林人去东柏林旅行。不管他们是想去旅游还是探望长久未见的家人和朋友。到了80年代中期，只有退休的东德人才可以自由前往西柏林旅游。因为他们不再具备劳动力，即使他们选择留在西柏林，对东德来说也不会有多大影响。
充满活力的同性恋文化中心
同性恋在柏林至少活跃了一个世纪。 1945年后，西柏林摆脱了古板的宗教保守主义，在很多方面，尤其是性这方面，西柏林就像是一个岛国。于是，很多男同性恋者和女同性恋者涌向西柏林，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这个城市的年轻人口和人力资本。同性恋者希望能在西柏林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们的确如愿以偿。20世纪60年代么，在东德和西德，人们不会因为同性恋而触及法律；而且直到21世纪，柏林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同性恋文化中心。
另类的生活方式“一号公社”
西柏林的生活方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喧闹、永恒的街头闹剧。在1967年，被称作"一号公社"的一种充满挑衅性的男女合租公寓，并共用厨、厕 、浴的现象，彻底颠覆了传统德国社会的礼教习俗。1号公社主张建立新的日常生活模式和要求性解放。他们通过非暴力反抗和挑衅事件，引起了公众社会的关注，当时曾出现过一张著名的照片：就是在一面墙上，七个年轻男女和一个孩子全身赤裸一字排开，照片是从后面拍的。他们的手伏在墙上，好像在接受警方搜查，只有小孩子转过头来好奇地张望。
对街头小报来说，这纯粹是离经叛道的行为: "这些人蓬头散发、不修边幅，满嘴颠三倒四的政治词语，不断自吹自擂着他们全新的幸福感：一小撮柏林大学生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女孩子们，同住在一栋大房子里，过着多重伴侣的类婚姻生活，财务不分家，晚上同床共枕。
1967年4月，柏林警方怀疑一些公社成员计划袭击美国副总统汉弗莱，因而逮捕了他们。结果被搜出的疑为炸弹的物品，实际上只是装满了布丁的口袋。这使得媒体和西柏林当局闹了大笑话，并使这几名学生一夕成为明星人物。
一号公社的出现究竟造成了了什么影响？小品歌舞剧演员罗格勒认为，他们改变了年轻人的互动模式。他说："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文化革命，而大学校园正是这场革命的发祥地。当我1970年上大学的时候，同学之间还习惯用‘您’来互相称呼，而不用‘你’。"两性角色、儿童教育和面对权威的态度，都因1号公社的影响而改变：整整一代年轻人都争相效仿1号公社合租公寓的住宿法，但是他们放弃了一号公社里那种对合租者的极端要求。然而在60年代同时期，东德政府连朋克文化都容忍不了，开始以各种理由抓捕东德的朋克青年，把那些叛逆的青年送到所谓的青年工业学校内，接受最严厉而且非常野蛮的军事化“再教育”。
西柏林政府这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和自由的政策，使得西柏林人从未想过要逃往东德。与之对比强烈的是，东德政府花费数十亿马克和成百上千人的生命才得以阻止东德人逃跑，但是留得住人，却留不住心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