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过度包装的战役：时隔60年 台湾反思金门之战
“一场充满偶然性而被过度包装的战役”
1949年10月25日至27日，进军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起金门战役，欲肃清盘踞在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守军；由于误判敌情及后援不继等原因，这场登陆战以解放军失利告终。战情传回台湾后，被屡战屡败的国民党当局视作挽回士气的“救命稻草”大肆宣传，在岛内媒体的添油加醋下，成就了所谓“金门大捷”的神话。时隔60年后，台湾《全球防卫杂志》8月号以《金门保卫战六十年后的真相》为题，用相对理性的眼光重新审视金门之战的本来面貌，并对国民党当局罔顾事实的宣传手法进行了反思。
“大捷”一说乃人为炮制
文章开篇指出，如果不认真检讨真相，便不能从历史中得到正确体悟，也就不能发挥写史给后人的殷鉴作用。遗憾的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国民党军在内战中为数不多的“战绩”，都成为军方自吹自擂和媒体歌功颂德的对象；至今仍在广泛流传的“金门大捷”，便是一个亟待去除过度包装的典型例子。
对于金门战役的胜负，海峡两岸的结论基本一致；不过正如文章所强调的那样，对于国民党一方而言，这场规模不大的战斗究竟能否配得上“大捷”的称号，倒是很有讨论的必要。事实上，金门战役是黄埔系国民党军建军80多年来，惟一对中共军队成功实施的歼灭战，对于向来败多胜少的“国军”而言，似乎也有些值得炫耀的理由。
但文章也指出，尽管国民党军政当局口头以“大捷”称之，但他们心知在金门的胜利只有“心战效果”。如果以严谨的统计数字评价，则光在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一方就付出了数十万人和大量物资的代价。而中共方面，今日却少有人以“淮海大捷”为之宣传，最多称其为“伟大的战略决战”而已。
反观金门战役，即便按照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数据，解放军在战斗中的人员损失(牺牲、被俘)不过1.1万人，损失武器不到3000支。文章称，如此微薄的战果，若称其为“大捷”，未免太过离谱。就连稍微严谨一些的台“国防部”史编局都没敢采信类似说法，大概是觉得这种极端偏离史实的宣传性称谓实在太“业余”。
国民党军搞“人海战术”
金门战役发起时，正值国民党军在中国大陆节节败退，而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则挟携席卷东南沿海之威，计划于10月25日凌晨将两批共约2万人的部队跨海送上金门岛，一举歼灭国民党守军。然而，据该文分析，因缺乏两栖作战经验，解放军在战役进程中的最大失误，在于未能把握好当天的退潮时间致使渡船搁浅，加之国民党军派飞机轰炸锚地，解放军后续部队无法及时参战，首批登陆的3个团(近9000人)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相比之下，当时驻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在部队数量上明显占上风。根据文章的计算，仅驻防于金门岛东北、西北部的第45师和第201师，就有9500人之众，再加上作为预备队的第118师及一个坦克营，总兵力已接近2万。不仅如此，战斗打响后，迟到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还由海路不断上岛增援，台湾飞来的运输机也不断空运油料及弹药；由此可见，在整个金门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始终占有兵力及后勤的优势。
文章进一步指出，除了大搞向来被国民党“官修”战史贬低的“人海战术”外，国民党军的技术兵器，在金门战役中也发挥了较大作用。特别是在重武器方面，前述坦克营的22辆坦克(每辆最多携带炮弹123发，机枪弹万余发)与空中的B-24轰炸机、P-51战斗机乃至海上的军舰，陆海空联合火力之猛烈实属罕见。因此，后世某些人出于政治需要，竟不顾事实而以“以寡敌众”为国民党军粉饰战功的做法，颇有“得了胜利还吃人豆腐”之嫌。
解放军本有机会获胜
金门“大捷”被国民党政工系统加工后，逐渐被套上了“统帅神机妙算”、“各军团结一心”的光环，很多被反复灌输这一套的国民党军老兵至今对此深信不疑。
文章就此指出，根据国民党军内部的看法，金门之战其实是一场“偶然性大于必然性”的战斗，正是一连串意外的集合，才侥幸成就了国民党军的“战功”。就连时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的李良荣在进行总结时，也更多地偏重分析解放军战术失误、守岛部队兵力和装备质量占优等客观因素，诸如“……神勇无敌”之类的渲染性辞藻则未见记载。
事实上，按照文章的分析，如果解放军能在25日天亮前确保全部兵力上岛，且渡船到次日尚有部分能够使用的话，守军的防御体系势必被穿插击破，岛上两大指挥枢纽(太武山及金门县城)的控制权也将易手，岛上守军的士气势必大减。此外，国民党军虽然拥有装甲部队，但第一天的战斗结束后，其弹药及油料已接近告罄；若非后方紧急空运补给物资，这些战车势必陷入无法开动也无炮可打的局面。
不难看出，若非登陆的解放军后援不继，守岛的国民党军极有可能在26日前就身陷困境；其装甲部队由于缺乏夜战能力，亦无法主动支援步兵而只能固守据点，待解放军后续部队抵达，最好的结局也只能是丢弃装备、撤回台湾。
文章最后总结说，在金门战役过去一甲子后，随着两岸关系日趋缓和，相关历史研究理应摒弃政治偏见而回归真实。然纵观今日岛内，却依然可见诸多“野史演义”般的非专业说法，这种现象应当令台湾学界对自身的军事史研究予以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