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山湖区摇摆不定的青帮“通”字辈游击队
一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他师傅钱宝亨担任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在济宁设了个办事处（管理运河），就委托迟殿文操办这事。迟殿文于是派手下弟子去守码头，看见过往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这实际上不过是个收税的，可“安清道义会”（山东青帮的一个组织）的人却很激动，连续在《新民报》上庆祝：“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军方均是道中健儿。”
有个叫古屋猛的日本人也跑来祝贺，说他是山口恭右（日本浪人，通字辈）的徒弟，应该算帮内弟子。迟殿文弄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反正他自己实在不愿意有这么个日本师侄，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古屋猛不知走了什么路子，在济宁开办了一家训马场，专门训练战马卖给军队。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二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 “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 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三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想个辄、教训这傻小子一下。
说句题外话。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的江湖黑帮，从上海滩的许文强到香港岛的功夫王，都是一个模样：墨镜灰帽黑褂子、进门“大哥”“小弟”、出门砍刀斧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候，各帮派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拿青帮和洪帮来说。洪帮不大讲究师承、更看重职位，谁当了大掌柜谁就是老大，所以，彼此称兄道弟的无所谓；但青帮却很重视师承辈份，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讲究的是“师门字辈压光棍”、“父子不入同一门”，无论权势有多大，师父、师叔、师兄、师弟分得很清楚。因此，当着“嗨”袍哥（袍哥属于洪帮）的人叫声“兄弟”没关系，可对于混青帮的人物，就得称呼“先生”、“好汉”、“老大”、“朋友”，要是乱喊“老弟”、“老兄”，说不定就成了旁边什么人的爷爷辈，是会得罪人的。
混帮派的人当然免不了打架斗狠，但也不是乱打，像青帮这样公开活动的大帮派，在江湖上办事也要遵从起码的社会规则，不能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比如这位夏管事，虽然冲撞了青帮的场子，但他毕竟是外人、不懂规矩，所以不能使用帮内的办法，要想教训他，还非得耍“阴”的才行。
迟殿文做个暗示，手下人就明白了，他的徒弟张知行就拽着夏管事去吃“杂毛肉”。
那时候，猪牛羊肉叫“大肉”、鸡鸭鱼虾叫“细肉”，这些肉要到饭馆子里才能吃得着。集市小摊上卖的是驴肉和狗肉，称为“杂毛肉”，五毛钱一碗，味道虽好却上不了正经酒席，平常解个谗倒正合适。肉摊上还卖“明流酒”（一种用黍子酿的酒），一坛子也是五毛钱——赶集的时候花上一块钱，可以管吃又管醉。
酒坛肉碗摆上来，张知行和几个喽罗就拉着夏管事猛灌。才三两下的工夫，姓夏的就喝高了，拍着胸脯请“各位兄弟”到北马场去做客、参观他们的蒙古马。
张知行眼珠一转：好啊，去看看！
到了北马场，一百多匹蒙古马养得真精神。张知行就开始装傻：“夏先生，咱们只骑过驴子、还没骑过军马呢，能不能让咱们也过个瘾。”夏先生正在酒劲上：“当然可以啦！”于是帮他们挑选高头大马，还配上了马鞍具。
一伙人在马场转了几圈，抽个空子把侧门打开了。张知行喊一声：“不好了！马惊了！”其他人也跟着大吼大叫，小伙子们骑着马就跑了，只留下夏管事还在马场办公室里发愣。
这一趟骗来了六匹装具齐备的好马，迟殿文看见以后高兴得直笑。可这些军马留在济宁也不是办法，干脆，送给鲁西分区吧，八路军打仗用得着战马。
过了几天，北马场的老板古屋猛找来了，迟殿文对他说：“你们那位姓夏的朋友，我是见过的。可后来他和几个人到集市上喝酒去了，至于那些人，我就不认识了……”
古屋猛也无可奈何。
送到鲁西分区的六匹战马引起了八路军的兴趣，分区领导问金济鱼游击大队：“能不能再弄一些马匹？”迟殿文回答：没问题。
几天后，分区派来了两个排，带着长枪短枪机关枪，准备配合游击队袭击军马场，迟殿文却说用不着那么费劲——他早就花钱买通了北马场的看门人，八路军看中了什么马，牵出来就是了。
半夜里，两个排的八路军摸进了马场。大门开着，马匹也都在马厩里，可一群土八路生拉活拽，马儿就是不肯走。最后，躲在暗地里的看门老头实在忍不住了，跑出来告诉大家：“夜晚偷马要先牵头马，只要把它带走，其它的马匹就能跟上。”八路问：“哪一匹是头马？”老头乐了：“头马当然是马厩口上的头一匹呀。”八路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乎，四十四个人顺顺当当地牵走了四十四匹马。
这马儿偷得也太容易了！军分区领导一高兴，就琢磨着想成立个骑兵连。捎信给游击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剩下的军马全弄出来算了！
迟老大还是那句话：没问题！
北马场被偷以后，敌人增派了一个排的伪军担任警卫。可巧，这警卫排的排长和班长都是迟殿文的徒子徒孙，迟老大甚至不用花钱收买，打个招呼就搞定了。
这次行动是由“金济鱼游击大队”的顶头上司、原独立支队的董鸣春支队长亲自指挥的。他带来了不少人手，意思是要给小鬼子的军马场来个大搬家。
临动手的那天，驻守北马场的伪军排长借口过生日，把几个日本技师和管事都请到济宁城里喝酒去了，其他人也都灌了黄汤在各自屋子里睡大觉。两个伪军班长把宿舍房门从外面拴上，八路军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董鸣春带人从马厩里牵走了五十三匹军马，从仓库里搬走了八十二套马鞍具，顺手还把为日本技师提供早餐的两头奶牛也拉走了，只给鬼子们留下了几只小羊羔。
这么一来，八路军鲁西分区就成立了一个八十人的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鞍具。而那个“青帮日本人”古屋猛却只好宣布破产，关门大吉了事。
说起来，迟殿文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他的游击队也是“游而不击”，只在暗地里协助八路军，从未和日伪军正面交过火。日本人对迟殿文虽然有所怀疑，但一方面没有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顾忌青帮势力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都能够得以敷衍，显得从容自在。
对*而言，迟殿文这样的表现，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逐渐扩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就有所提高。从1944年以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这支“通字辈”的游击队进行改造，规劝迟殿文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
然而，迟殿文的态度却十分顽固。为了派政委、指导员的事，军区和军分区不知道和他谈了多少次，却始终达不成条款——这里面有个原因：迟殿文比较信任的*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前鲁西南行署专员袁复荣、一个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都是山东人。1944年的时候，袁复荣已经牺牲了，而朱道南属于山东军区，不好插手冀鲁豫军区的事情，迟殿文就对其他人一个也信不过。
1939年的“湖西肃反”错杀了许多山东地方干部、也伤了不少人的心（比如，骑兵团在1944年消灭的时锡九和关玉平，原先也是湖西的八路军干部，都是被当初的“肃反”给逼反的），迟殿文对此还记忆犹新，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的改编——双方谈来谈去，搞到最后就闹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对迟殿文采取了“打拉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和民兵武装的力量，打击“通字辈游击队”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
1945年春节前夕，迟殿文的得力助手、徒弟张知行带领一中队投奔了八路军。一中队是迟殿文最“精锐”的队伍，拥有他全部的轻重机枪，几乎相当于“通字辈游击队”的一半实力。迟殿文得知此事之后如丧考妣，究其丧心的原因，队伍的哗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徒子徒孙们的背弃而去，代表着他青帮老大的权威从此丧失了。
1945年的春节，迟殿文没有过好，他先是嚷嚷着要把那些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抓回来，按帮规处置。到了年初六的中午，迟老大一觉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张知行写给他的规劝书。这下子，青帮老大再也不吭声了，回到济宁就大病了一场。
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朱道南政委也给迟殿文去过信，鼓励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说起朱道南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是提到电影《大浪淘沙》里的“靳恭授”就相当有名了——那就是以朱道南为原型改编的。
迟殿文怎么看待朱道南政委的来信，现在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
1944年，日本人改变了运河的管理方式，把山东的水运纳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辖，这样一来，济宁的运河办事处就有了两个日本上司——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的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有趣的是，这俩日本人也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不巧的是，这两个日本青帮和迟殿文混的不是同一路。
青帮起源于漕运，虽然民国以后的门徒干什么的都有，可讲到门派还是要按照漕运的“十路进京船队”来分师承。比如，迟殿文属于“杭三帮”，报号的时候就得这么说：“本舵满运船四十二只，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阳上红下黑。吃的是长流水，烧得是昆山柴。”那两位日本大佬是“嘉白帮”的，说的话也就不同：“满运船六十六只，进京打龙旗，半个月亮、金钩如意。吃的是翻花水，烧得是五湖四海柴”……
两个日本大佬和迟殿文不同路，却和济宁“安青道义会”的会长刘裕泰是一个帮的，这可是迟殿文的冤家。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早先是扫地的，后来给当铺做“小子”。
当铺的幌子是“见物质当”，可要是遇到那种穷急了的人，跑到柜台前把胳膊一伸：“我把拳头当了！拿钱来吧。”当经理的还真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需要请外面的 “小子”来顶着，打架打官司，把当铺的麻烦揽过去——刘裕泰干的就是这个营生，所以虽然吃得白白胖胖的，做买卖出生的迟殿文却对他一点儿也看不起。
有一次，俩人在赌场上打起来了。
赌博的时候，有的赌徒本钱不多，输光了以后想扳本就只有把衣服当了再接着干。于是，刘裕泰就搞“上门服务”。这小子自己不上场，专在赌桌边上守着，一会儿劝这个把衣服脱了当掉、一会儿又劝那个把衣服赎回去穿上，他倒不嫌麻烦，因为人家每赎当一次都要算利钱，折腾得越多他就越发财。
迟殿文当时正是霉庄、十几把没有开胡，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搞得火冒三丈，掀翻桌子揪住刘裕泰就是一顿胖揍。俩人从此就解下了梁子。
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这名字真怪）掌管运河之后，刘裕泰就开办了“裕泰行”粮行，当上了济宁第二任“安青道义会”会长，他还在两个日本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下不断插手河运业务，硬是把迟殿文挤兑出了河防队。
说起来，1945年的迟殿文真够倒霉的。国民党的朋友被打跑了、日伪政府的肥缺被青帮会长抢走了、徒弟又带着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把这个先前呼风唤雨的“通”字辈老大搞得里外不是人。
心里一着急，老迟就下狠手了。
1945年的端午节，刘裕泰在济宁宴请几位“通”字辈的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和迟殿文都在受邀之列。迟殿文称病没去，他想借这个机会杀掉两个日本人。
迟殿文委派的杀手姓温，天津人，是个“空子”。
所谓“空子”，是指流浪在外的青帮子弟。那时候在酒肆旅馆，时常会遇到这么一类人：帽子翻开、倒放在桌子上，左膝压住右膝，左手撮起三个手指、压在右手上，这表明他是流落到此的青帮弟子，想请帮里的三老四少帮个忙。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回答问题的“切口”是不会错的，但你却无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也不能确定他师门和字辈的真假，所以就称为“空子”（据说，黄金荣也是以空子的身份混进青帮的）。
迟殿文要杀帮内的大佬，当然不能派自己的徒弟，请一个心狠手辣不怕死的“空子”当杀手正合适。
端午节是与河水有关的节日，漕运出身的青帮照例要进行一些礼仪性的祭祀活动。按一般情况，去吃饭的人都不会带枪，而且这几个通字辈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腿脚功夫有限，所以，只要预先知道宴席的时间和地点，干掉他们不会是太难的事。
姓温的“空子”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的大座钟后面，开席的时候再装作送热水毛巾的伙计混进去，悄悄摸出枪来就开打。
这计划原本不错，可惜，那天的饭桌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山东特务机关的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他也是“通”字辈的），这可是个厉害角色，反行刺的经验丰富。温“空子”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小野摁在地上了。
于是，抓住刺客、严加审讯，姓温的“空子”不怕死却怕疼，被打了一顿就把迟殿文招出来了。接着，宪兵队又到迟老大的家里搜查，找到八路军朱道南政委写给他的信……
当天晚上，迟殿文被砍了头，尸体丢进了运河里。
就这样，迟殿文死了，他的“通”字辈的游击队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现在对迟殿文的评价是“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这个结论估计难以翻案了。
但我想，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并且，迟殿文毕竟是为了刺杀日伪头目而死的，无论结果如何，总还对得起青帮的“义气”二字，至少比起那个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裕泰先生”要光荣一些、更值得尊重一些吧。
又是端午，今天是迟殿文离世的六十二周年。（本文写于2007年）
马甲我愿意拿出一颗粽子祭奠这位“通”字辈的青帮大佬。只是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依然广收门徒、依然横行霸道。只好在冥冥中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人物说一声：迟老大，记住教训吧。你能和屈原大夫死在同一天，也算是不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