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海域

　　　　第七章 为了获得斯大林的支持，毛泽东认了别人的儿子为自己的亲生儿子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西安事变时期，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祝他父子团聚。
　　此次事变，促进了中国国内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蒋介石与中共的关系由对抗转向合作，此间蒋介石曾向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流露盼子回归之意，于是周恩来等便通过中共驻第三国际的代表团与斯大林接洽，要求安排蒋经国回国。既然国共梅开二度，蒋介石与斯大林的关系也转为正常化，斯大林不再需要“人质”。一向以斯大林的意志为转移的共产国际当然不会再次作梗，蒋经国回国才成为可能。中国封建时代秦始皇就在赵国做过人质。
　　毛泽东观察到以上情况，也会敏感地认识到，为了取得斯大林的信任，就必须把自己的儿子当做人质押到苏联去。如果杨开慧那时已经光荣牺牲了，毛泽东倒是可以考虑把自己的儿子送到苏联去。但是那时杨开慧分明是活着，而两个大孩子已经十几岁，不但能够自己养活自己，还能够帮助家里一把。大家知道，斯大林找过替身。毛泽东不怕死，没有替身。但是，毛泽东既然永远不回杨开慧的家，既然已经默认国民党宣传的杨开慧已经被杀，那就找两个孩子永远地代替自己的亲生儿子。不但让斯大林认为这两个孩子是他亲生的，也让蒋介石、国民党这样认为，自然也让*和把目光投向延安的全国老百姓这样认为。
　　通过改革开放，人们都知道钱和权可以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毛泽东虽然没有钱，可是有权。有了权自然办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找老婆容易，找儿子也容易。下面两段就是现在通行的描述：
　　（一）
　　杨开慧同志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兄弟三人就跟随杨开慧同志的母亲在杨开慧家乡板仓生活。当时，长沙地区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敌人到处抓捕人和进步群众，毛岸英兄弟三人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为此，在上海地下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民同志，经请示党组织同意，给板仓去了一信，让家中人把毛岸英兄弟三人按信上的嘱托送到上海。
　　1931年的春节前夕，毛泽民同志给家乡写的信，几经转折送到了板仓。适逢毛岸英的舅母李崇德同志从南京返乡在家，经家中人共同商议，由李崇德同志操办并完成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的任务。走前作了一些准备，从亲友中筹集路费；改换了孩子们的真实姓名，毛岸英改为杨永福，毛岸青改为杨永寿；商定了护送人李崇德、杨母与孩子们的关系，让孩子们给李崇德同志叫妈妈，给杨母叫奶奶；还找人弄清了去上海的路线等等。当时毛岸英九岁，毛岸青七岁，毛岸龙四岁。经过一段的准备，于1931年春节启程。走时，由板仓农民纠察队员缪佩秋用手推车推着三个孩子，送到粤汉线的白水火车站，乘火车去汉口，由汉口改乘船去上海。
　　1931年春节后，李崇德同志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到达上海，按照毛泽民同志在信中说的接头地点、方法和暗号，找到我党地下联络点----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天生祥酒店。晚上，毛泽民、钱希钧同志到酒店和杨母、李崇德以及三个孩子会了面，然后，毛泽民同志把杨母等人，安排在泰安旅馆（现为延安路33号）住下。毛泽民同志回机关后，把毛泽东同志的三个孩子已送到上海的情况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听汇报的还有彭述之），同时决定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送到我地下党主办的戈登路大同幼稚园抚养。
　　大同幼稚园，是我地下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互济会主办的，创办于1930年3月，当时设在戈登路和武定路拐角处（现在江宁路441号）肖智吉医生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内。因为这个地方孩子们生活很不方便，1931年3、4月间，幼稚园迁往南昌路324号一幢三开间的楼房（现在是雁荡路小学校址）内。此处比原来的地方环境好，附近有一个公园（当时叫法国公园，即今复兴公园），可供孩子们游玩。当时这幼稚园收养的小孩，主要是我党干部和与我党有关系的同志的子女，澎湃、恽代英、李立三、杨殷等同志的孩子，即在这所幼稚园中生活。幼稚园的保育人员，多为我党干部的家属，其中有李立三、李求实同志的爱人。幼稚园的负责人，是在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的董健吾同志。园中所需经费，由党组织供给。
　　1931年端午前后，毛泽民、钱希钧同志离开上海去苏区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们游园的机会，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过三个孩子。见面后，毛岸英向毛泽民等同志讲了他们在幼稚园的生活，说他们每天在园内念书，晚上兄弟三人睡在一起；岸英还讲了妈妈杨开慧同志怎么牺牲的情景，并且表示以后长大了要给妈妈报仇。他还问了爸爸毛泽东同志是否在上海。
　　毛岸英兄弟三人，在这所幼稚园内生活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其间，1931年的4、5月，他们在“法国公园”同全体师生拍了合影。合影不久，约在同年的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1931年4月，上海的地下党中央机关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机关有的遭到破坏。中国革命互济会负责大同幼稚园工作的谭筱影和地下党员欧阳新，为了幼稚园全体师生的安全，于1932年3月左右决定将大同幼稚园解散，并做了具体安排。园中的孩子，有的由家长领回；无家可归的，暂时被安置在可靠的同志家中寄养。欧阳新让董健吾同志暂时负责抚养毛岸英、毛岸青，该园保育员郑兰芳（董健吾的妻子）遂将毛岸英、毛岸青带回家中。当时，董健吾和郑兰芳住在我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在淮海中路普安里附近）。毛岸英兄弟二人在董健吾家生活期间，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供给。当时在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的蒲化人等同志，曾多次到董健吾家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岸英兄弟二人，在古玩号住了约半年左右。因此处距嵩山路法国捕房较近，安全有些威胁，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为此欧阳新就让董健吾同志在1932年的8、9月份，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同志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在黄家三年多的时间里，为了安全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里搬到三多里，又从三多里迁到牯岭路斯盛里。
　　岸英、岸青到黄慧光家生活的初期，党组织仍按月供给生活费，董健吾同志在生活上也给了黄慧光一些帮助。后来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无固定经济来源，已无力照管黄慧光的生活。1933年初，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去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供给。黄光英是一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当时的生活处境十分困难，黄慧光一家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弥补生活，减轻家中的困难。当时岸英、岸青这段生活，是处于极端困苦的境地。据毛岸青同志回忆，在黄慧光家这段生活，吃的不好，穿的是破旧衣服，盖的是破棉絮。从1932年8、9月间起，兄弟二人一直在黄家生活了将近四年，直到1936年6月底出国。
　　(摘自《中史通讯》）
　　上面这条记述被认为是从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到大同幼儿园的经过。似乎毛泽民和杨家人都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比亲情更可靠；遥远、不熟悉的地方比家更安全。更有甚者，毛岸龙才四岁，根本没有生活能力，只有亲人能疼他，外人能关心他吗？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的情况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姥姥舍不得一天一斤多粮食给三个孩子吃，舅舅、舅母就更舍不得了。别在这里蹭饭吃了，赶紧走人。怕三个孩子叫敌人杀了，放回来了，还会杀吗？放长线钓大鱼？毛泽东根本不会回来看他们。敌人不会抓杨母、杨开智和李崇德是肯定的，但是敌人把三个孩子推给他们负担确实很重，所以他们急于摆脱。谎言就是这样，总有不能自圆其说的细节。仔细分析，就会觉得这一段情节是虚构的，只不过给这两个孩子予毛泽东之子的来龙去脉的一种牵强附会。
　　（二）
　　1936年初，董健吾以宋庆龄信使的身份到陕北送一封密信给中共中央。
　　此间，在日本军国主义毫无止境的侵略欲望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他于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的关系——“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当然，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灭共的。他所说的中共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是企图通过谈判，要*向国民党投诚，接受改编，解除武装，这自然是办不到的。
　　很快，国民党最高当局要求与中共谈判的信息经宋子文送到宋庆龄处。宋庆龄在上海自己的寓所亲自召见了董健吾，拿出一封重要信函，叮嘱董健吾一定要当面呈毛泽东或周恩来。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军防区，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董健吾拿到了宋子文亲自签发的财政部特派专员的委任状。
　　1936年2月27日，在张学良的帮助下，董健吾抵达陕北瓦窑堡，受到林伯渠、张云逸等人热情接待。次日，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去见博古，说明来意，要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已率红军过黄河东征，现驻扎在山西石楼，周恩来同志现在也不在瓦窑堡。宋庆龄先生和张学良将军的两封信可由我负责电报转达。”
　　在瓦窑堡逗留期间，董健吾告诉林伯渠，毛泽东的两个儿子岸英、岸青由他收养，住在他上海家里的情况。林伯渠一听，惊喜万分，当即代表毛泽东深表感谢。董健吾请林伯渠转告毛泽东，是否可以将孩子送到陕北。林伯渠说，现在戎马倥偬，陕北条件不好，孩子还是暂留上海，搁一搁再说。
　　3月4日，正在山西前线指挥红军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转董健吾(化名周继吾)：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㈠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㈡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㈢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㈣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㈤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㈥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第二天，董健吾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人的联名电文离开瓦窑堡，踏上返回西安的路途。董健吾这次陕北之行，不仅为后来周恩来在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而且使与党中央中断联系的上海秘密党组织得以跟党中央接上了关系。中共中央当即派冯雪峰由陕北赴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重新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上海党组织。
　　冯雪峰到上海住在鲁迅先生家里。几天后，在宋庆龄的寓所，冯雪峰见到了董健吾。冯雪峰告诉董健吾：我来上海之前，林伯渠告诉我，毛主席已知道孩子平安地在你家，他很感谢。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思，不必将孩子送来陕北。几年前，苏联曾答应接收一批中国革命烈士的遗孤以及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子女，岸英、岸青符合这个条件，如果有机会就将他们由上海直接送到苏联。
　　1936年4月，宋庆龄征得中共中央同意，请董健吾再赴西安，通过张学良将已在西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著名医生马海德护送到陕北苏区。
　　董健吾到西安。翌日，便去东门里金家巷张公馆拜会张学良。此次，是他们第三次见面，彼此已经有了深厚了解与感情。
　　几个月前的那次陕北之行，董健吾回到西安受到少帅的热情款待。张学良社会关系密切，耳目众多，将董送往红军区域后，自然要对这位上海来的“周牧师”作些了解。很快便知，“周牧师”是中共的大特工，而且还了解到“周牧师”在古玩鉴赏学问上造诣颇深。
　　丰盛的家宴结束后，张学良与董健吾一边品茗，一边话古董。张学良让赵一荻捧来历年收藏的古瓷，董健吾一眼就辨出几只花大价钱买来的瓷瓶瓷碗是赝品。在董健吾悉心指点下，张学良掌握了一些鉴赏古玩的基本要领。他这才知道，在自己所收藏的古董中竟有不少是冒牌货。
　　张学良非常懊恼地对董健吾说，他曾珍藏一套明代永乐年间景德镇御窑烧制的青花瓷器，杯盘壶瓶各一件，空运西安时，被搬箱的勤务兵失手摔坏。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健吾回上海后，通过松柏斋老板的介绍，从一位古玩商手里，买下了一套明代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烧制的24件镀釉彩瓷，这一次便带来西安，送给了张学良和赵一荻。张学良、赵一荻见到这套彩瓷后，爱不释手。张学良欲以重金酬谢董健吾，董健吾坚辞不受。张学良无奈，就问：“董先生，你有什么私人要求尽管说，只要我张汉卿能够办到的一定帮助解决！”
　　董健吾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如何创造机会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送到苏联去这件事，见张学良很激动又很有诚意，心想，这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便字斟句酌地说：“承蒙张将军、赵四小姐看得起，那我就不揣冒昧了。我身边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的儿子，另两个是我收养的朋友家的孩子……”董健吾边说边观察张学良，见他听得非常认真，便继续说道：“这三个孩子现在正是求学读书的年纪，可在上海却有诸多不便。如果张将军有机会出国，那就请帮忙将这三个孩子带到苏联去读书。”
　　“行！”张学良一听，当即爽快应允，“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1936年6月，张学良到南京出席军事会议期间，秘密到沪，在沪西郊外哥伦比亚路(现今番禺路)一家幽静的法国酒店里，打电话约董健吾会面。少帅此次专程找董健吾，是了却在西安许下的诺言：送董健吾的儿子和另两个孩子赴苏读书。一见面，张学良就说，这次是我秘密来沪，所以不便在公寓见面。现在我的部下李杜将军要赴西欧，趁此机会让他将三个孩子带到国外，并说三个孩子出国费用他已交给李杜将军了，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把孩子们尽快地送过去。张学良说完就匆匆离沪返宁。
　　李杜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老部下，曾任吉林抗日义勇军司令(一说是中共秘密党员)，曾和著名的抗战将领马占山一道率领队伍在东北、在中苏边境坚持抗日，失败后经苏联辗转回国，暂住上海，现在受国民政府派遣，即将动身去西欧考察实业。张学良托他将董健吾的儿子和另外两个孩子一并带到法国，然后再设法送到苏联。
　　冯雪峰知道毛岸英、毛岸青出国事已谈妥，即通知当时在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准备出国，一切手续由他负责办理。临出发时，冯雪峰才告诉杨承芳，此行的任务是利用随李杜将军出国的机会，护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取道法国去苏联。
　　董健吾跟李杜取得联系后，便将毛岸英、毛岸青及董健吾之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现为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在沪公馆。
　　经过一番准备，毛岸英等三个孩子随李杜于1936年6月底，乘法国邮船斯芬克司号从上海启程，在海上航行了约一个月，途经香港、西贡、孟买、苏伊士、地中海，于7月底8月初抵达法国马赛港，改乘火车到达巴黎。到巴黎后，杨承芳去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办理签证。苏联官员说，他们早已接到通知，但要等几天才能拿到签证。在等待签证期间，3个孩子都在抓紧时间学习俄文。
　　李杜在西欧几国转了几个月回到巴黎，见3个孩子还未拿到签证，一打听才知道，苏联政府此时对外国侨民入住控制得很严。李杜只好找《救国时报》(当时中共在巴黎出版的一家报纸)编辑部帮助，请他们设法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说毛泽东的孩子早已到巴黎了，请苏联政府早发入境签证。不久，苏联驻法国领事馆发来通知：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苏联，进入共产国际所办的国际儿童院，并发予签证，但不准董寿琪入境。这是因为国际儿童院是共产国际专为各国*负责人或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的子女设立的一所保育学校，董寿琪的父亲董健吾因为不是中共领导成员，在苏联人看来，他没有资格进国际儿童院。
　　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专程前来巴黎接他们去苏联的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康生对杨承芳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由他负责带去莫斯科，董健吾的孩子仍由杨带回上海。
　　这时，西安事变爆发，李杜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杨承芳便带着董寿琪随李杜一道回国。
　　1936年底(一说1937年初)，康生将毛岸英、毛岸青送进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是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3岁。
　　近年来，常见一些报刊载文，标题有《张学良资助毛泽东儿子出国》、《张学良送毛泽东儿子出国》等等。笔者以为，这太牵强附会了，没有必要向张学良将军脸上贴这样的“金”。当年董健吾仅对张学良讲，他身边有3个孩子，一个是他的儿子，另两个是他收养的朋友的孩子，并没有告诉张学良那两个孩子是毛泽东的儿子。尽管当时张学良已秘密与中共接触，但他毕竟是跟蒋介石称兄道弟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他深知自己的一举一动均在蒋的控制、监视之下，万一联共的秘密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他常常告诫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流露出“联共”的情绪。他送3个孩子出国，只是为了答谢董健吾的私人慷慨馈赠而实践自己的诺言。(孟昭庚 党史纵览)
　　从上面可以看到，毛泽东转移儿子兴师动众，连张学良都惊动了，就欠求蒋介石直接把儿子们送到苏联去了。虽然毛泽东1927年秋收起义之前，毛泽东创建了湖南支部，毛泽东也不指望那些党员来掩护他的家庭。他认为自己的家里不出叛徒出卖自己的同志，和自己的家人不被叛徒出卖，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不计代价地离开是非之地。他还认为他的家人和他的事业中的人，应该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彼此浑然不知，互相借不到力。如果他的事业中的人知道全部他的家人或者他的家人能够借到力，那么他的家人离覆灭也就不远了。也可能当时在延安有子女在苏联象现在有子女在国外留学那样是一种时髦，但是毛泽东追求这种时髦也量力而行，不然就是揠苗助长了。毛泽东派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留学说明毛泽东也很时髦。但是最少也可以减轻毛泽东在某一方面的压力，就是在延安生活比较安逸了，究竟他要告诉他的同志们他的结发妻子和儿子们在哪里，现在他可以轻松地回答，儿子在苏联。


　　　　第八章 毛泽民的牺牲信息真实可信，而杨开慧毛泽覃的牺牲资料苍白无力


　　毛泽民的牺牲信息真实可信，这里不再叙述。
　　这里有几篇关于杨开慧牺牲前后的描述：
　　1930年11月14日，冬云密布，细雨菲菲，杨开慧被提出大狱，这是敌人对她进行的最后一次审讯，主审官说，只要杨开慧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恢复她的自由，被杨开慧断然拒绝。敌执行处长喊道：“杨开慧既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又死不自首，应立即处决。”
　　行刑是在1930年11月14日中午1点，是枪决，第一枪并未立即致命，流了很多血，剧痛，当时杨开慧双手紧紧抠入泥土，抠成了两个小坑。后来行刑队又补了一枪，当亲人们赶来为杨开慧殓尸时，她面容如生，双手紧握，指甲里塞满了黄土，年仅29岁。毛泽东是在十几天后的报纸上得知发妻开慧之死的，此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其实杨开慧“牺牲”的最有力证据，就是毛泽东从长征，更早秋收起义以后，没有毛泽东见过杨开慧的报道，她的母亲、亲戚和同学再也找不到她了。解放后，其实毛泽东找到杨开慧又怎么安排呢？贺自珍都不让住北京，杨开慧就能住北京了？
　　所有关于杨开慧被敌人抓去杀害的描述都是牵强附会，人云亦云的。看了这篇文章，读者可能明白毛泽东的心迹了。关于杨开慧之死，新华网的《人民英模：杨开慧》是这样描述的：‘敌人逼问她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中央党史研究室供稿）’。还有两篇网络文章，分别是：《揭密：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死的真相》，作者不详；《杨开慧之死故事七》，作者不详。
　　这两篇文章大同小异，都是指责毛泽东同志见死不救，认为毛泽东应该预料到攻打长沙可能导致杨开慧的死亡，却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对于杨开慧之死至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毛泽东甚至把“中国工农红军”改为按着国民党的番号“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毛泽东把姓都改过。毛泽东是变通的，早就把杨开慧转移了。他们到了那个地方是以难民要求落脚的，连姓氏都改了。杨开慧到了那里，哪里还有毛泽东妻子的名义，连自己的姓名都没了。
　　到了延安，毛泽东想不想回家去看一看，老实说，很想。可是不像上两次，可以请个病假或者干脆溜号回家。他已经有了一大帮卫兵和几个秘书，已经没有那种自由了。他那种身份已经不允许做这种事情了。那么毛泽东也一定想过把杨开慧和孩子们弄到延安或者莫斯科去。家已经被毛泽东拆散，就算把杨开慧和五个儿子弄到延安或者莫斯科，这个动作动静太大，一旦走漏风声，反而危险。延安不但有毛泽东的挑战者、竞争者，还有潜伏的间谍、特务，甚至还有随时准备叛逃的叛徒。还有，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感觉，就是无论再好的亲戚或者朋友，你到那里去白吃很久很久，亲戚或者朋友都会反感你。贺自珍就是一个例子，在苏联被关进了精神病院。再说杨开慧早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再婚，十有八九根本就不会到延安去。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是个持久的战争，这种持久到底有多久，在三十年代末，根本就没法估计；再说就是抗战胜利了，还要跟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一场残酷的殊死的战争。所以毛泽东认为这是一场苦难，只能在苦难中涅槃，别无其他的路。
　　这里有一篇关于毛泽覃牺牲前后的描述：
　　1932年毛泽覃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其间，因与邓小平等一起同“左”倾错误斗争，被打为“江西的罗明分子”，号称“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遭到无情打击。
　　大概也因为这个原因，毛泽覃没有被批准长征，而被留在了瑞金。在苏区中央局“九路突围”前，被派往福建长汀四都，向闽粤赣省委（福建省委）传达苏区中央局指示，并担任闽粤赣省委秘书长。
　　做为一位有丰富军事斗争经验的指挥员，毛泽覃当时曾建议闽粤赣省委和省军区负责人万永诚、龙腾云，不要与强敌死打硬拼，将部队分散打游击，但遭到拒绝。在闽粤赣省委和部队驻地四都被国民党军包围的情况下，毛泽覃率领小队红军朝瑞金、寻乌方向奋力突围。1935年4月26日，在江西瑞金与福建交界处的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为掩护战友脱险，毛泽覃身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9岁。
　　从毛泽覃烈士埋葬的地点到牺牲的地点只有几公里，但却几乎无路可行，据说连小路都被杂草掩没了。我们不得不绕道另一个乡镇，多开了几十公里崎岖的盘山公路，才到达红林山深处的一处山坳。这里曾经有一处废弃的造纸作坊，丛生的荒草和潺潺的流水间，还残存着小半截土墙。
　　1935年4月26日，率部突围到这里的毛泽覃，据说是因为叛徒告密而被敌军包围。当时，他依托这座土纸作坊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后来，人们在这里的草丛中还找到过一枚二级红星奖章。据记载，由于战功卓著，毛泽覃当年在中央苏区曾获获颁此勋章。
　　当时，敌人不能断定打死的究竟是不是毛泽覃，将他的遗体抬到了山下。让保长找来了曾在红军医院工作过，后来又在项英家中做过保姆的张素清前来辨认。
　　“当时他的脸上都是血，我擦掉脸上的血迹，认出他就是毛泽覃。不会错的，我在项英家里的时候，还和他一起吃过饭。”
　　——95岁的张素清老人，至今仍然能清楚的回忆起那天发生的事情。
　　村里的人说，每年清明，张素清老人在为亲人扫墓的时候，也会在毛泽覃的坟前点上几柱香，烧上点纸钱。
　　文革期间，在“三忠于”“四无限”的年代，也曾有不少红卫兵等来烈士牺牲的地点朝拜过，毛泽覃牺牲的地方也因此改名叫泽潭公社泽潭大队，这个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可是，不知为什么，用烈士的英名做地名的地方，竟然没有为烈士建一座墓。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烈士埋葬地仅几米远的地方，还盖起了一座农舍。大概没想到我们会突然来到这里，乡干部匆忙通知了村里，我们走到坟前的时候，农舍的主人还没有拔完墓地上长出的杂草。
　　望着农舍与菜园之间这座几乎连坟都称不上的荒冢，我们的心情也和曹耘山先生一样沉重。
　　为什么没有人为毛泽覃修建一座哪怕是最简单的墓地呢？
　　毛泽东对这位小弟是充满深情的，在世时曾不止一次的向身边工作同志和亲属回忆起毛泽覃。但为什么毛泽东从来没有过问过毛泽覃烈士的身后事呢？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诗句）——我只能猜测，从中国革命的腥风血雨中走过来的毛泽东，见过了太多战友和革命志士的牺牲。仅他的亲人中就出了爱妻杨开慧、爱子毛岸英、二弟毛泽民、三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建、侄子毛楚雄六位烈士。当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的时候，大概就将他对所有先烈的怀念，倾注进这座永远的丰碑。此后，除了自己的父母，他没有再凭吊过任何一位逝去的亲人。
　　理解了这一点，对于他不过问毛泽覃烈士的身后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他的长子毛岸英牺牲后，遗体也埋在了异国他乡的朝鲜。
　　但在毛家的六位烈士中，毛泽覃是唯一没有墓园的一位。
　　瑞金市有关部门，在市区的烈士纪念馆一侧十分显眼的位置，为毛泽覃建了一座纪念碑，碑文还是邓小平亲笔题写的。但位于穷乡僻壤的毛泽覃墓地却不知是何原因，从来没有人过问。任凭七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侵蚀着这座荒山野岭处的孤坟。
　　像毛泽覃这样一位不同寻常的烈士，在新中国长达58年的岁月里竟然没有人为他建一座墓，除了让人不可思议，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不解的历史之谜。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天在离开瑞金前，我们前去凭吊烈士的雕像，无意间惊奇地发现，这一天，9月25日，正是毛泽覃烈士诞辰102周年的日子。
　　只有在项英家中做过保姆的张素清前来辨认出是毛泽覃，仅仅这一点的证明是不够的。
　　毛泽东的父母没有花过毛泽东挣的钱，也没有沾过毛泽东的光。毛泽东的兄弟姐妹也在他的事业中拼死拼活，有的在革命中牺牲了，其余的也没有沾过毛泽东的光。他的妻子们只有江青沾了很多光，到后来还不如不沾好。江青在“文革”中从9级升至5级，贺自珍是副部级，杨开慧只有儿子们养活她，没有级。毛泽东的儿子们，无论亲生和认养也都没有沾过什么光。毛泽东家中的三代人成就了一个毛泽东。


　　　　第九章 毛泽东默认谎言是真实的，但是他的行为证明谎言就是谎言


　　毛泽东虽然默认谎言是真实的，但是他无意间的行为却是证明谎言就是谎言。
　　第一个事实是毛泽东从来不见杨家人。
　　毛泽东从秋收起义之后，就没有见过杨家人，直到1962年11月，杨开慧的母亲向振熙在长沙谢世，毛泽东也未见她。毛泽东只是临终前一两个月才要见杨家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常情啊！
　　为什么想见杨家？他是希望向杨家有一个说明？一个交代？
　　“开慧之死，我是百身难赎啊……”——他曾经说过。
　　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立即赶到了北京。但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杨开智一时半会进不了202的门。杨开智写了一封信，又加上了一张近照，让毛身边的人递了进去。在毛泽东醒来之后，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醒了，他看到了递来的照片，他一眼就认出了杨开智。
　　他当即让人打电话，一定要把杨开智请进来，好好地谈谈。工作人员知道毛泽东的病情极不稳定，这个时候不便见客。在佯装打电话时，毛泽东的手伸向了杨开智写来的信，就又昏睡了过去……
　　工作人员只好把杨开智的信以及毛、杨两家亲情会见的愿望，放在了一级待办柜里，准备病情好转后，再行安排。
　　但是，天不假年，甚至天不假日，待办柜里存放着的那个愿望，只有永远的等待……
　　毛泽东临终前想见杨开智的愿望由于身体原因，被工作人员阻隔了，终究没有实现。为什么从秋收起义起，就不见杨家人呢了？因为毛泽东要是见了自己的丈母娘说了杨开慧的真相，就像是告诉了贺自珍她的儿子真正在哪里，毛泽东有天大本领也挡不住母女或母子见面的要求，“拔出萝卜带着泥”，所有的隐瞒都将大白于天下。
　　　　蝶恋花  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泽东书写这首词，在杨开慧的“杨”字前，非常罕见地突然失神，画了一个圈把杨字圈起来，又重重删了几笔。似乎在说：“你在世呀，我却说你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不敢见你！你对我的忠诚，我只有写诗来报答你。”
　　第二个事实是毛泽东没有像样的照个“全家福”，好像没有全家福的概念。孙子毛新宇出生了即没有留个抱孙子的照片，甚至都没有见面抱一抱，只是给起了个名字。这一切都说明毛泽东违背了喜欢隔代人的普遍现象。
　　第三个事实是毛泽东到老宁愿抱残守缺，毛岸英牺牲时，毛泽东不到60岁，男人在这个年龄还有生育能力，但是毛泽东没有这个要求。毛泽东对自己的儿子们“一个死了 一个疯了 一个丢了”，似乎感觉不到什么，即感觉不到是老天的惩罚，也感觉不到别人的耻笑。毛泽东对江青不满意，甚至背了沉重的政治包袱，但是也不再离再娶。
　　第四个真正的事实是毛泽东身边的孩子既有亲生的，也有认来的，还有亲生的孩子同时在这个世界上既不找也不认。
　　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家庭他们有的孩子是他们亲生的；也有少数家庭有的孩子不是他们亲生的而是认来的，原因是有生育障碍；还有更少数家庭有的孩子由于复杂的原因既有他们亲生的也有认来的。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家庭生了孩子由于变故放弃了抚养把孩子抱给了别的家庭；也有的家庭的孩子与家长同在这个世界上，由于某种原因彼此能够相认却不认。毛泽东的家庭就是这样绝少的家庭，那些孩子们既有他亲生的也有认来的，也有亲生的孩子由于某种原因彼此能够相认却不认。如果一个家庭像毛泽东这样，说明毛泽东对他和他的家人的生存状况前景的一种忧虑。
　　毛泽东应该刚刚把中国解放了死掉就好了，这样就不会有“反右扩大化”、“大跃进的天灾人祸”、“文化革命的浩劫”。不过毛泽东立接班人也是真心实意的。如果毛泽东在1966年夏季以前死掉，就是刘少奇掌权；如果他在1971年秋季以前死掉，就是林彪掌权；再往后无论如何也是邓小平掌权，其他人既没有他的级别高，也没有他的资历长，还没有他的经验丰富，头脑灵活。
　　第五个就是毛泽东最后岁月的大哭，显然他哭的内容与纪登奎所说周恩来的哭的内容是明显不一样的。毛泽东的哭的内容可以这样理解，他的一生即对不起杨开慧，也对不起他的孩子。他是把伺候家、养孩子的精力来养育党、军队和国家。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风险和惊涛骇浪，经历过风餐露宿，枪林弹雨，终于九死一生地活过来。但是却又不得已得罪了那么多人，有些又得罪地那样深。到死还要他的妻子杨开慧和孩子们躲躲藏藏，不能以他的名义见世面。他到死有些话却不能明说。人做到这份，强忍的感情总有一天要爆发的。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自己做了统治者还要继续隐瞒呢？有很多原因：
　　第一条就是他的职业.他形容自己的职业是粗不粗细不细，其实就是干得非常苦，有家不能回，有儿不能见，自己挣的钱不能给家里人花，自己谋的利只能是老百姓能分享到的自己的家人才能分享到，还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别人看。中国创建封建社会的始作俑者——秦始皇死后，由于赵高作乱，全家人被诛杀。秦始皇永远看不到赵高作乱，秦始皇不死赵高也无从作乱。孙中山也不能看到蒋介石背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斯大林同样也看不到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自己的仇恨表现。毛泽东一家人的结果要毛泽东的继承者给出，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早就意识到了，这也是毛泽东至死隐瞒的一个原因。毛泽东一生每一天都很忙，就连临终的前一天，不能清楚表达了，还在敲着床板，要看三木的材料。他没有退休的概念，因为从苏联来的经验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列宁和斯大林就是这样，要不然就是赫鲁晓夫那样叫别人给颠覆了。毛泽东确实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果毛岸英没有在朝鲜牺牲，并且后来深刻卷入“文化革命”之中，他的命运不会比毛远新好。同样如果不搞“文化革命”，江青也不会上台崭露头角，谁也不会整一个副处级干部去弄脏自己的手。
　　第二条就是激流勇退，毛泽东的祖先都是老百姓，只是毛泽东做了国家的统治者，毛泽东自从做了*的最高决策者就决定，自己的下一代仍然是老百姓。从建党到建国，毛泽东是激流勇进；考虑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毛泽东是激流勇退。不认他们就是回归老百姓的最好方法。
　　第三条就是毛泽东面临着强大的敌人，空前的压力。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敌人分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直到建国21周年后，才加入了联合国，才被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所承认。你问问生活在北京的北漂们，他们的生活有真正的北京人踏实吗？也就是说，直到建国21周年后，毛泽东才感觉到踏实，而这时他已经是垂暮之年。
　　第四条就是按着最残酷的条件去自由想象模拟。其实，中国*刚成立的时侯很多人找机会竞争或者毛遂自荐要当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些人有的认识不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有的让别人去冲锋陷阵，自己去夺取胜利果实，失败了也不负责任。毛泽东是亲自带领起义军冲锋陷阵的，对于军队的工作身体力行，同甘共苦，从战略战术到具体工作都有独到的见解。即使这样也不是中国*要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是蒋介石帮助中国*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如果蒋介石不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那时已经背了许多处分，也许在苏区就呆不到五年之后了。蒋介石进行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的高级领导又没有人是蒋介石的对手，才使毛泽东有了问鼎军内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机会。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毛泽东的*又和平地解决了西安事变，才使*有了相当长的发展时机。所以才有毛泽东对日本人多次说“感谢日本侵略”之类的话。毛泽东又领导*抓住这个时机发展自己，才使后来*与国民党的两军、两党的大决战中，取得了中国的政权，毛泽东自然成了中国人民的领袖。
　　中国很多俗话“伴君如伴虎，养臣如养狼”，“好虎架不住一群狼”，所以毛泽东是抵不过整个中央委员会的。在驱除了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蒋介石想摘中国革命这个 “桃子”，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人摘走了“桃子”。显然，“桃子”是拿在毛泽东手里，又有谁不愿意把这个“桃子”拿在手里，尤其他身边的人。拿到这个“桃子”不但吃着方便，而且想给谁尝就给谁尝，还能扬名天下，留名史册。所以“桃子”从毛泽东那里易手的一刻是最危险的一刻。“出门在外，货不离客，财不露白”，毛泽东已经露白了“桃子”，再把他那窝孩子露出来，无论是政变使他非正常死亡，还是老年自然死亡，只要他一死，不是全窝端才怪呢？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小朋友回答记者的问题：“你长大了干什么？”“我长大了当国家主席。”连几岁的小孩都受到诱惑，知道当国家主席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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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篇文章中A村Z村的提法只为保守最后一点儿秘密，不然您就可以直接闯进这户家庭了。如此的秘密对于当地公安局派出所来说，已经是无秘密可言了。
　　[3]本篇文章还有附带一些图片。由于有些博客或者虚拟空间，展示的图片的代码不同，也可能不出现或者暂时看不到。最后一招就是搜索“毛泽东离家图片”，几个月之后，这条搜索肯定给出图片。
　　此前作者写过：
　　《杨开慧真的让国民党杀害了吗？没有。》
　　《真实的杨开慧》
　　《毛泽东与贺子珍在江西生的小毛并没有丢失》
　　以上文章通过搜索可以找到，作者对于所有他的文章敢于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