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雄文横扫旧世界
梁家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梁家第三代:低调的社会中坚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1902年,梁启超在温哥华
梁启超：雄文横扫旧世界
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实习记者 翁倩 发自广东新会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初识康有为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