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番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1958年10月17日:“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
1958年10月21日：“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
1958年11月1日:“亩产800斤也就好了”
1958年11月2日：公社不能搞集体住宿，“要禁止拆散家庭”
本文摘自《百年潮》杂志2006年第8期
毛泽东是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大力倡导者，也是较早觉察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出了乱子的领导人。从1958年10月中旬起，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发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问题不少，并由此领导了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工作。
“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
自从毛泽东1958年8月上旬视察河北、河南、山东，并发出“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经过北戴河会议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化运动势不可挡，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在建立人民公社的同时，各地在分配上搞“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农民生活集体化。一些地方还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甚至进行短时间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大有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之势。
毛泽东对于建立人民公社是充分肯定的，但也隐约感到公社化运动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解人民公社化后农村的情况，这年10月中旬，毛泽东来到天津，连续几天同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保定地委以及徐水、安国、唐县、正定县委的负责人谈话。
在10月16日同各县委的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县委书记们：今年种麦和去年有什么不同？
此时正值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之际。安国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说：安国东风社搞了千亩小麦“天下第一田”，火箭社搞了2万亩的“宇宙最高峰”，都是大面积高产小麦。
毛泽东说：好，明年6月上半月去看看。又说：这么多粮，有仓库没有？
刘振宗说：安国明年每人平均拿到1万斤粮，每人吃1000斤。
毛泽东问：那9000斤怎么办？
刘振宗说：一部分支持山区，如阜平、涞源，8500斤卖给国家。
毛泽东又问：没人要怎么办？
刘振宗说：安国计划1959年种一年，拿到每人1万斤粮，1960年土地休息一年，集中力量搞建设、学文化。
毛泽东听后说道：安国去年平均亩产464斤，徐水去年平均亩产214斤，100亩才搞2万斤，日后1亩1万斤，98亩就别种了。言语之中可以看出，他对能否有这样高的产量是有所怀疑的。
谈话中，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汇报了该县幸福院、幼儿园和新村建设的试点规划，当谈到全县夫妇住一处，小孩住一处，老人住一处时，毛泽东对此不以为然，说：太单调了嘛，也要大中小结合，老人不跟壮丁、小孩结合怎么办？整天只有老头对老头行吗？
在谈到徐水的全民所有制问题时，毛泽东说：徐水叫全民所有制，你和鞍山有什么不同？机械化、生产能力不如它，你的产品是不是由国家调配？粮食不要，还要什么东西？张国忠回答说：徐水还出产麻、苇、油料、甜菜、猪、鱼、鸭、鸭蛋、钢铁、造纸等。毛泽东说：还是和国家交换，不是调配嘛。鞍钢每人生产1.6万元，成本6000元，包括每人工资800元，给国家上交1万元。你在徐水讲全民所有制，可以讲，你在全国讲，和鞍钢总是还有差别，还有所不同嘛。贡献不同，和天津的国营工业也有不同，你还有奋斗目标。
在10月17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谈到了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供给制问题。他说：徐水还是全县人民的所有制，还不是6亿人口的所有制，徐水实质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制。毛泽东还问徐水县委负责人，实行供给制是可靠的保证，还是比较可靠？天有不测风云，你遇到大水、大旱、连旱三年怎么办？遇到瘟疫怎么办？在谈到徐水的幸福院时，毛泽东说，我就不愿进你的幸福院，幸福要有点分析，幸福之中有不幸福就好。鳏寡孤独可以，但是幸福院作为一个生活单位，缺乏两端，大中小嘛，一天净是老人，看不见青壮年，是不是好？
当然，毛泽东此时对形势的估计还是乐观的，对人民公社和供给制也是充分肯定的。在谈话中，他说，我们过去三钱油、三钱盐、一斤半面，结果把日本人打跑了，把美国薪金制打败了，是供给制战胜薪金制。搞供给制一是不死人，二是人不瘦，三是人很健康。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归根到底还是在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样工具，比它生产得多。我们和美国还不是同样的工具，但我们组织起来了，过去是一家，后来社也小，才几百户，搞他1万多户的一个公社，力量就大了。
尽管如此，毛泽东通过此次天津之行，还是感受到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人在“急急忙忙往前闯”，有一大堆的混乱思想，必须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其中的问题。谈话结束时，他指示河北省委派调查组去了解徐水的情况，然后向他汇报。
在此之前，毛泽东派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18名身边工作人员，前往徐水县商庄人民公社前所营村参加秋收种麦劳动，实地考察徐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情况。10月18日，中办机要室下放人员将他们在徐水劳动中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报告说，一穷二白，干劲冲天，对明天充满希望和信心，是这里群众的显著特点。但在劳动中也看到一些问题，例如，主观主义和强迫命令现象在局部地区依然存在，有些干部在布置生产任务时，都是以简单的命令下达，遇事很少和社员商量，特别在处理社员劳动不积极、思想落后等问题上，往往采取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由于县里布置任务都是又急又多，下面的干部感到压力太大，因此工作中的虚报现象不少；人民公社化以后，自留地没有了，吃饭也都在食堂吃，个人不再喂养鸡鸭，又没有组织集体饲养，长此下去就会吃不到鸡鸭和鸡蛋；提出的一些口号也值得研究，如“1960年建成社会主义，1963年建成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吃什么有什么，穿什么有什么，要什么有什么”之类等。
看了这个报告后，毛泽东坚定了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决心。10月19日，他致信陈伯达，要他与张春桥前往河南遂平嵖岈山卫星公社进行为期7天至10天的调查，甚至还提出要让中央办公厅为陈伯达等人准备一架专机，将其直接送到郑州。可见当时毛泽东了解人民公社真实情况的心情是何等的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