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咖啡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海南有一支“红色娘子军”。作为红军长征4个起点县之一的宁化有没有“吴琼花”呢？有！一段逝去的岁月在江炎火、邱发发、黎盛珠、马观水等宁化县革命“五老”人员的描述中生动起来。


　　割掉髻子当红军


　　“铁树开了花，土地回了家”。这句苏区时期的流行语，其实是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翻身妇女对摧枯拉朽的革命运动的倾情礼赞。


　　当时，和许多地方一样，宁化的妇女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势的支配，戴着“三从四德”的精神枷锁，从小被迫缠小脚、梳髻鬟，被当成商品出售。石壁南田村的谢富秀，从小卖给人家做童养媳，不堪虐待逃跑出去，被抓回后割去脚筋，以致终身残疾。像这样消极抗争结果失败的妇女难计其数。在残酷的现实中，妇女要求解放的愿望成为无言的期盼。


　　1931年9月，红十二军来到宁化西南区，开始领导妇女斗争，妇女们看到了光明。1932年5月，禾口乡妇女张伍秀当选为宁化县苏维埃首届代表，在会上听了福建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的工作报告后，立即剪掉髻鬟，将银器献给财政部，放开小脚，把裹脚布烧掉，她还演唱了一首革命歌曲：韭菜开花一杆心，割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万万岁，割掉髻子也甘心。6月，宁化苏维埃政府召开全县妇女代表会，徐富秀、张十秀、马金娥等一批求解放的妇女积极分子带头在街头演“文明戏”，帮助其他妇女提高觉悟。到年底，宁化西南区妇女的髻鬟都剪掉了，小脚也退掉了。之后，其他各区的妇女也获得了解放。


　　《宁化县志》记载：1931年，宁化县委设立妇女部，首任部长是吴富莲。1932年初，城关4个区成立妇女连。城厢区妇女连长是熊贤桂，指导员是罗卜子；南郊区妇女连长先后是张木根、生金女、吴细细、伍秀莲，指导员是江炎火；西郊区妇女连连长先后是张贵女、黄财秀；东郊区妇女连长是伍金玉，指导员是罗家秀。每个妇女连设3个排、9个班，每班10个人，统一由妇女部和城郊局领导，随后编入红军独立第七师，隶属福建军区。1933年8月，安远区苏维埃成立妇女队，队长是黄招女。同年12月，禾口区苏维埃妇女连成立，人数有103人。至此，宁化（包括澎湃、泉上两县）共建区妇女部21个、乡妇代会180个，全县参加妇女连、赤卫军的妇女达到774人。在当时21个区，180个乡苏维埃政府中，452名妇女担任了领导职务。1933年，中共中央发出“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宁化1.37万人参军参战，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夫妻并肩上战场的动人景象。邓坊区妇女部长张沾秀，让丈夫也参加了红军。邓坊区妇女徐富秀、石碧区妇女张吉秀入伍后，参加了长征。


　　宁化苏区时期的妇女组织和妇女武装，除了后勤保障、革命宣传、站岗放哨外，还主动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1933年三八期间，为完成10万双草鞋慰问红军的任务，妇女们夜以继日，7天内赶制1.78万双，城关王大妈一人就做了5双精致的布草鞋慰劳红军，名列各县之首，受到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的表扬。7月，妇女连作为后勤保障部队参加了攻克泉上土堡的战役。1934年苏维埃政府开展“借谷运动”，禾口大路背一个红军家属自动借谷450公斤，不要政府借条。至1934年8月，全县筹粮借谷10万多石（约600万公斤）支援前线，并组织1 300多名妇女把

喜多多

　　令江炎火终生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她在“红都”瑞金度过了1933年的春节。当时她和苏惠珠作为宣传员去瑞金开会。在那里，她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革命领袖，还学会了朱德即兴创作和教唱的《梭标歌》：新打梭标两面光，拿起梭标到前方；只要我们努力打，梭标抵上机关枪。回到宁化后，她接受了去水茜刺探军情的任务。当时地主恶霸以区、乡为单位，组建保卫团（民团）或带迷信色彩的大刀会、童子兵等地方武装各霸一方。水茜民团团总范良能凭借200多人枪，把水茜变成“白区”。到了水茜，才知范良能悬赏400大洋活捉自己。江炎火机智地了解到水茜民团的情况后，安全返回。她说，年轻时她什么也不怕，因为她是一名“红色娘子军”！

　　江老说，她很佩服为革命牺牲的罗卜子和金嫂。罗卜子任城厢区妇女连指导员时，城厢区的妇女洗衣队、慰劳队、宣传队、担架队样样工作走在前面。在敌我面对面的交锋中，罗卜子更是临危不惧，机智勇敢。1934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大刀会”偷袭离城5华里的长滩村，15个匪徒手举火把，头裹黄布，口含朱符，气势汹汹地闯入村庄，直奔农会大厅。提前得到消息的罗卜子和战士们早已埋伏在大厅两侧，当场击毙匪首，号称“刀枪不入”的“大刀会”匪徒成了瓮中之鳖。同年10月间，红军大部队分两路向泉上和方田等地转移。罗卜子率队支前，途中遭敌人伏击被俘。在狱中，她遇到西郊区妇女连长黄财秀、排长木秀子和少先队长院生嫂等。众姐妹同心组成“誓死队”，在狱中同敌人进行斗争。不久，她们被作为“要犯”押解漳州。从宁化到漳州要步行八九天，年纪较大的黄财秀在途中足趾受伤，一步一拐，罗卜子撕破自己的夹衣为其包扎。押送的士兵嫌她们走得慢，常常挥舞皮鞭抽打她们。

　　罗卜子一面安慰自己的同志，一面怒斥敌人：你们受地主剥削，不起来革命，甘心做走狗，还不如我们妇女有志气，不害羞吗？在各种酷刑面前，罗卜子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时年42岁。东郊区妇女连指导员罗家秀（又名金嫂），为掩护闽赣省苏区机关、部队撤离城关，在牵制追敌时，不幸在东门外被俘，在狱中被敌人用刑8个月，依然坚贞不屈，于1935年8月壮烈牺牲。

　　莫说女子不如男

　　邱发发老人温和慈祥，真看不出她曾经历过无数的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

　　邱发发，又名邱爵英，今年87岁。她的出身十分贫寒，父母生了一男三女，她和一个姐姐邱贵香一出生就抱给人家当童养媳。丈夫姓雷，比她长4岁，为人老实，从小给地主做长工。15岁和丈夫正式成亲后，丈夫就在城里帮地主挑谷来养家糊口。丈夫43岁就去世了，一直没有生育。现在赡养她的雷化梅是养女，孝敬她胜似亲生母亲。

　　1932年，在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中，16岁的邱发发毅然剪掉了髻子，参加了革命，当上了南郊区妇女连的二排长。邱老说，那时，革命斗争的环境十分复杂，外有围敌，内有奸细。因此，妇女连时常要配合县保卫局开展肃反斗争。她们经常半夜三更到各街各巷侦察探听敌情，得知确切情报后便在可疑人员的住所前留下记号，第二天由保卫局辨别抓人。此外，站岗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当时，在宁化城关，城南上坪铲共义勇队和城东马源匪队等刀团匪帮的活动十分猖獗。按分工，男同志负责流动哨，妇女连负责固定哨。夜晚放哨时，一般有男同志配合，由连队指导员去保卫局领回口令交待下去。口令一般用“痛”、“剿”、“消”、“灭”等数十个单字，一天一个轮换使用。一次，敌机空袭宁化，炸毁了红军医院门前的“大金”号豆腐店。指导员江炎火、排长邱发发、伊玉英指挥妇女战士把伤员紧急转移到五家山等附近山坡的树林里，保证了红军伤员的生命安全。

　　那时，发动妇女做草鞋，是她们既忙碌又开心的时刻，她们一边编织草鞋，一边竞唱革命歌曲。

　　在邱发发老人的记忆中，“红色娘子军”创建人之一的苏惠珠是个女英雄。苏惠珠6岁时被人从建宁卖到宁化城关巫姓“金和号”商店做婢女，取名巫珠女。因她幼年被卖，不知生父姓氏，参加革命后，感念*苏维埃的拯救之情，认“苏”为姓，改名苏惠珠。1931年，苏惠珠参加城关妇女夜校识字班，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32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刚任南郊区委妇女部长几天，就完成了妇女赤卫连的组建任务。1933年5月的扩红运动，她超额完成任务，并组织妇女欢送队把新兵送到汀东县（今长汀馆前）。1934年夏，苏维埃政府开展借谷运动，南郊区借谷困难较大，她便动员“大有”商号老板在妇女连的女儿连梅英回家说服父亲借谷，使“大有”号带头借谷4500斤，一次就超额完成了任务，受到《红色中华》的表扬。接着，她又组织妇女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把粮食运到江西前线。1934年8月，苏惠珠调任中共宁化县委妇女部长。10月，主力红军北上，县委、县苏维埃撤离城关到泉上、方田等地打游击。苏惠珠因怀孕行动不便，党组织便将她安排在山里人家隐蔽。1935年2月，苏惠珠不幸被捕，押解到漳州后壮烈牺牲，年仅22岁。

给我一刀

　　我心依旧长如水

　　今年102岁高龄的黎盛珠是位可敬的革命老人。1932年，她带着孩子入伍，由于工作积极，不久便当上了宁化城关妇代会主任。工作中，黎盛珠除了组织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外，还担负着组织妇女打土豪、分田地、救护伤员、补给养等各项工作任务。在对红军家属的补给养上，她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给城关200多名红军家属每人每月送两次猪肉，一次2斤；每人每天1升大米，1钱食盐。护理伤员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帮助伤员洗涤血衣血裤，照顾伤员的生活起居和吃饭喂药，在伤员床头唱革命歌曲，调动伤员的乐观情绪，夜里还要在房前屋后站岗放哨。“扩红”运动中，因丈夫体弱多病，她便动员丈夫的堂哥巫春苟、刚满18岁的小叔巫希权、胞弟黎盛圆和身为染布工人的邻居周贵根一起参加了红军。他们参加红军后，编入福建军区独立九团，后又被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新三团，她的小叔巫希权还担任了特务营长。1943年，巫希权任新四军游击大队长，在安徽铜陵范家湾的一次战斗中，遭到日伪军的几路合击，巫希权等28名勇士为掩护大队人马渡河，全部壮烈牺牲。

　　黎老的晚年生活恬淡，如今已是五代同堂，儿孙绕膝，1995年她被评为全国健康老人。前几年，她把政府发给的“五老”津贴和子孙们孝敬的零花钱共计1.1万元，捐献给宁化城郊学区茶湖岗等5所小学的“希望工程”。2001年又捐出2000元，捐助县老体协开展体育运动。

　　和邱发发一样，马观水今年也是87岁，也是16岁那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不同的是，马观水先是在县民警局、城郊局、县苏维埃当交通员，后来到保卫局和特务连洗衣队。当时，交通员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做到随叫随到，随到随办。1933年的一个冬夜，已是下半夜二三点钟了，全城一片漆黑，这时，县苏维埃政府秘书马维琪叫她送一份紧急文件到县保卫局，她二话没说，迅速准确地完成了任务，及时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17岁时她和在工人师工作的连城人罗耀光结婚。几个月后，丈夫调连城民警局工作，她也一同前往，在连城妇女部当宣传员。一同前往的还有卢喜真（连城民警局长）、伍金玉（东郊区妇女连长）夫妇。1934年端午节前后，连城民警局在岩头、坪上等地和敌人交火，民警局1000多人被打散，她便和丈夫上山打游击。半年后，她回宁化找红军，这时的宁化已是“白色恐怖”。怕事的叔叔怕家中受到株连，硬逼着她和罗耀光离了婚，并遣往城南乡上坪村的亲戚家躲了起来。1935年，她与上坪村张河淦成亲，婚后生有一女，后来抱养了一个继子。丈夫过去也是苏区干部，曾到瑞金参加过培训，因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便悄悄地回家务农。丈夫病故后，她与继子张广修、儿媳黎谓生及孙辈住在一起，一家人温馨和睦。每每与家人说起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悠悠往事，她饱经沧桑的脸上就会镀上一层尘封的光辉。

　　岁月是条流淌的河，幸与青山绿水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