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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警察枪杀村民案无一目击者证实死者袭警
2010年1月12日，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坡贡镇两名村民被派出所警察开枪打死。官方通报称，民警在执行公务时遭遇暴力袭击，民警鸣枪
示警，当事人抢夺佩枪，两村民后被子弹击中死亡。而多家媒体的独立采访中，目击者无一证实“袭警抢枪”的情节。
中国青年报1月22日报道 2010年1月12日，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坡贡镇两名村民被派出所警察开枪打死。这一事件再次引爆了舆论关于基
层警察形象、警察权力滥用、警民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和反思。有网民指出，基层警察公信力面临严重危机，相关部门必须反思为什么老百姓会
一面倒地相信警察滥用职权。
“袭警说”与“枪杀说”
官方通报称，民警在执行公务时遭遇暴力袭击，民警鸣枪示警，当事人抢夺佩枪，两村民后被子弹击中死亡。而死者家属和众多网民则对官方
此说法表示强烈质疑，认为警方滥用枪支，直接开枪射杀村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忠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对于袭警行为的认定，必须有明确而充分的证据。
官方在通报时并未公布认定“袭警”的直接证据。而多家媒体的独立采访中，目击者无一证实“袭警抢枪”的情节。在目击者的描述中，警察
张磊拔出手枪，先后朝着天空和地面开了两枪，接着，直接朝着村民郭永华的头部开了一枪，郭当场倒地。此时，郭永华的堂弟郭永志上前询
问原因，张磊朝着郭永志的腰背开了一枪，当时郭永志并未立即死亡，他朝着身边的一根电杆爬过去，张磊走上前，用枪顶着他的后脑再开一
枪。
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应当以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尽量减少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为原则；遇有犯罪分子失去继续实施犯罪能力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武器。
网民质疑，两村民即使有袭警行为，用警棍对付应该足够了，为何非要开枪，并且致命呢？
浙江杭州某派出所民警方某认为，我国对民警开枪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张磊作为派出所副所长，应该对相关规定非常了解，因此开枪可能
是遇到了紧急情况。“目前真实情况到底如何谁也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对方抢枪，我认为民警开枪是正确的。万一枪落到暴徒手上，对社会的
危害是非常大的。”
但他同时认为，调查结论应由非公安机关的第三方机构作出，这样才具有公信力。
杨忠民认为，从《条例》规定的精神上看，制止袭警行为，若需要动用武器，所造成的实际后果，应以足以使袭警者失去继续实施袭警行为的
能力为限。因此，在具体情形中，如果只需鸣枪警告就足以震慑，或者只需造成对方轻微伤、轻伤害就足以使之失去侵害能力的，就不应当造
成对方重伤害。“尽管有关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但通常情形下，人民警察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开枪打击对方致命部位，造成不应有的严重
损害后果。”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余凌云认为，悲剧应当是双方造成的。公民有配合警察执法的义务，在遇到民警有滥用职权等不法行为时，可以直接拨打
110进行投诉或使用其他法定救济途径，而不应该采取激烈的对抗行为。如果确实有抢枪的行为，民警在鸣枪无效的情形下，是可以开枪的。
余凌云说，警察是否滥用枪支目前不好断定。但民警执法时，在千钧一发之际，警员因精神极度紧张可能高估面临的危险性，有时会出现误想
防卫，错误用枪。因此，应在法律所许可的情形下，尽可能事先对此情形作出比较准确、适度的设定。
警察与枪：爱与恨的矛盾
近年来，警察在执行职务中面临的危险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个别警察滥用枪械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2006年5月19日，贵州省六盘水市警察刘德勇与协警熊福海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时，将一村民打死。警方认定“开枪属于正当防卫”，而最后结
论改成了“意外事件”。
2007年11月13日左右，广州珠江医院副教授、副主任医师尹方明在医院门前和警方发生争执，被警察开枪击中心脏，经抢救无效死亡。广州市
公安局对事件进行通报称，民警在驾驶警车巡逻盘查可疑车辆过程中遭到阻挠，在被抢走警察证并被强行拖拉数米后，被迫鸣枪，造成一名男
子死亡。这一通报后来遭到尹方明家属的强烈质疑。
据了解，民警用枪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宽严变化的过程。
2003年2月1日，公安部五条禁令施行，其中规定，严禁违反枪支管理使用规定，违者予以纪律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予以辞退或者开除。民
警违反规定使用枪支致人死亡，或者持枪犯罪的，对所在单位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予以撤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上一级单位分管领导、
主要领导应引咎辞职或者予以撤职。
之后，出现了警察不敢开枪的现象。“开枪前是警察，开枪后沦为罪犯”，“带着枪巡逻，就像提着炸药包走钢丝”，这些流传在基层一线民
警中的顺口溜暴露出他们的尴尬心理。
余凌云告诉记者，很多基层领导怕警察用枪出事，将公务用枪收上来，严加保管。“因为制度过于严苛，使警察不敢大胆使用警械或枪支，这
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2006年，广州市政法委书记张桂芳鼓励民警“敢于开枪”。其背景是，2004年至2005年是广州发案的高峰期，“砍手党”、“飞车党”横行街
头。数据统计，2000年到2006年3月，广州市共有895名民警负伤，其中首要原因就是歹徒暴力抗法和拒捕。张桂芳的话被看成放宽警察开枪限
制的重大政策倾斜，但这番话同时引起很大争议。
“我们在警察的枪械使用与管理上，正是在上述两种现实需求之间，在‘爱、恨’纠缠之间，始终左右摇摆不定。”余凌云说。
民警该如何用好手中的枪
“民警开枪致人死亡是未经法律审判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特殊情形，所以必须慎之又慎。”余凌云说。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尽管我国目前
关于警察使用枪支与警械的法律中对开枪行为已经作了严格要求，但许多规定过于笼统、抽象，比如什么情形属于“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
生严重危害后果”，什么是“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在实践中不太好掌握。
余凌云介绍，在美英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对警察携带和使用武器的规定细致到了“如果遇到马匹受惊，哪种情况下可以开枪”的
程度。
余凌云建议，应该由公安部出台《条例》的实施细则，将枪械使用的条件、程序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细致化，将基层警察正确使用枪支和
警械的实例和情境汇编成册，下发各级公安机关，变抽象为具体，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此类悲剧的发生。
“在特殊情境与氛围下警察的危险感会上升，警察使用枪支或警械的念头往往在一瞬间就形成了。”余凌云认为，应该加强实践训练，使民警
对枪支使用条例在实践中能熟练掌握，而不是只停留在模糊的纸面印象上。
余凌云认为，对警察使用枪支的训练要与法条教育做到有机的结合，要“让警员使用枪支就像驾驶汽车一样熟练”。“红灯停，是
法规规定；
踩刹车，是技术动作。接受严格训练的警察应当能够正确判断形势，在尽可能保证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制止犯罪活动。”
但余凌云也承认，面对我国庞大的警察队伍，训练的成本确实很高。因此他建议仿照英国的做法，建立严格的遴选程序以及持枪警察制度，将
有限的财力相对地集中起来，专门训练持枪警察。另外，在巡警中配备武装反应警车，全天24小时在辖区内巡逻。一旦出现需要用枪的紧急警
务，就立即通知持枪警察出警。至于非持枪民警只要配备了防护装备以及警械，再加上强化民警的缉拿技术培训以及防范意识，就不一定要用
枪来解决问题。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可以考虑暂时维持现在的配枪原则与状态，在部分危险性较大的地区还可以适当扩大配枪的数额。
